十里长街、跪送总理……

       1月10日下午，邓大姐要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我陪着她再次来到北京医院。在告别厅里，我又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那天，躺在青松翠柏与鲜花中的周总理身着的还是那套他生前开会和会见外宾时经常穿的灰色中山装，胸前佩戴着一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一直戴着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着他的遗体，遗体前摆放着邓大姐献给他的鲜花花圈。

       从周总理去世那天起，邓大姐就每天向他的遗体献上一个鲜花花圈，当时，北京的气候很冷，鲜花几乎无处可买，花店就每天从广州空运过来一批鲜花。当广州方面知道鲜花是邓大姐为周总理买的时，曾坚决不收费，但邓大姐不依。她对我说：这笔钱，赵炜你一定要为我付的。悼念周总理那几天，邓大姐买花一共用了480元钱，当时她怕我不照她的要求办，还坚持亲自看过买花的xx才放心。

       在邓大姐献给周总理的花圈上，丝绸挽带上写的是“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几个字。当时，是邓大姐自己提出这样写的，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但那不寻常的落款却体现了他们夫妻至深至爱的情感。在几十年共同的战斗和生活中，只要是单独相处，周总理总是称邓大姐为小超，如今，几十年听惯了的声音从此不再，邓大姐心中的悲伤是可以想见得到的。可邓大姐十分坚强，在向遗体告别的时候，没有放声痛哭，但我挽着她时，却分明感觉到了她的身体一直在轻轻颤抖。

       出殡的日子到了。1月11日下午4时30分，一辆覆盖黑黄两色绸带的灵车载着周总理的遗体缓缓由北京医院开出，我陪邓大姐坐车紧紧地跟在灵车之后。北京医院门口的马路两旁挤满了人，哭泣声为冬日的北京蒙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从北京饭店到八宝山，自发地站在马路两旁的老百姓足有几十万，其中有不少白发苍苍的老人和抱着小孩的妇女。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早上就开始等候，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默默地等待了七八个小时。当我们在车里看到这种情景时既感动又悲痛，我当即告诉邓大姐马路上站满了人，并将车窗帘打开让她看。邓大姐让司机加快点速度，说好让群众早点回家。

       然而，前面的灵车依然走得很慢，也许是司机不想把周总理尽快送走，也许是他也想到要让群众多见一眼周总理车缓缓地、缓缓地向前行进着，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这段路程平时只需半小时，这次却足足用了1小时3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