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1865—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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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与慈禧

1900年的中国，并没有因为一个新纪元的到来而繁华似锦。大辫子、长马褂的中国人，对新纪元的希望，都被眼前的越来越动荡不安的时局所破灭。这一年正是大清王朝光绪二十六年。也是这一年，清朝政府内忧外患，外面徘徊的是一直都虎视眈眈中国这块肥沃土地的西方列强，里面则因为政府腐败导致反抗民众四起，而其中愈演愈烈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就是“义和团”。

此时国运多舛，却把一个叫吴永的湖州人与当时座驾西宫“垂帘听政”，执掌中国命运的慈禧联系在了一起。这恐怕连慈禧未曾想到，身为一个七品县令的吴永更是做梦都未曾想到的。

吴永(1865—1936年)，讳永，字渔川，一字槃庵，别号观复道人。祖籍吴兴南门前邱(今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下昂前丘村)，生于四川宁远府西昌县县署。8岁能文。清光绪四年(1878年)父殁，次年随母徙成都。因家贫无力延师，从亲友处借书攻读，刻苦自励。涉猎经史之余，还工于绘书，精通音律，特别对金石颇有研究。曾随刘复初学词章。清光绪十年从郭绍先游，学业大进。当年，法国侵略军从越南入侵中国云南，吴永投笔从戎。次年，清政府与法国议和，遂解甲归田，客居长沙。

光绪十三年(1887年)，吴永由湖南入京师，经侍郎郭嵩焘推荐，到户部侍郎曾纪泽家教书。因勤于职守，颇得器重，曾纪泽以次女曾广珣（ ?—1899年。又名宝秀）嫁之。婚后纳资捐得知县，分发直隶候补。或许是因为与当时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弟弟李鹤章第四子李经馥（曾纪泽长女曾广璇丈夫）是连襟关系，成为李鸿章幕府中一员不可多得的干才。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吴永曾随李鸿章赴日本商谈“和约”，任“办约文案委员”。光绪二十三年，经过李鸿章的大力推荐，补授直隶怀来县知县。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偕光绪仓皇逃出，一路上狼狈不堪，全无仪方，直至河北怀来县方始稍安。其时，令慈禧太后倍感欣慰、心安的正是时任河北怀来县的县令吴永。

这一年，义和拳乱作，红巾满城，生杀任意。又外逢八国联军入侵，两宫微服仓皇出走，{dy}站就到了当时隶属怀来的鸡鸣驿。怀来县县令吴永慌忙接驾，他任职的怀来县非常贫瘠，又加之当时兵荒马乱，鸡蛋、小米粥、玉米面窝窝头就已经是倾其所有了。尽管十分简陋，但饥寒交迫的慈禧仍然非常高兴。再加上他在李鸿章幕府的长期历练，也确实有些才能。见驾时应对从容，对朝廷的忠诚溢于言表，于是得到了慈禧的赏识。之后，应慈禧的要求，一直伴随慈禧左右继续西逃，直至跟随慈禧平安返回北京。

慈禧太后一路逃来只在榆林堡得到当地官员的接待，对吴永心中顿生感激之情，又得知他是曾家女婿，又与李鸿章世交，自然委以重任，还在榆林堡亲点“仁厚殿”一座（可惜早已化为乌有，难觅踪迹了）。

此后，吴永因接驾有功而平步青云。据现仍健在的吴永二儿子吴宗济（1909——，。字稚川，笔名齐鲁、齐水）回忆：“父亲后来告诉我，慈禧要他跟着一起走，并且渐渐地把他当干儿子看待”。再度回京后，慈禧就将吴永官职升至五品，连升三级。但李莲英等宫廷幕僚嫉恨心泛起。慈禧为了历练也为了保护吴永，{zh1}就把他“下放”到西安做了一个四品的道台。不久，又将他“下放”到了更远的广东雷琼道。

吴永与《庚子西狩丛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偕光绪仓皇逃出紫禁城，一路上狼狈不堪，全无仪方，直至河北怀来县方始稍安。此时怀来知县吴永正处义和团包围之中，以乱中尚能迎驾，尽忠尽职，故深受宠信，大有登龙门之势。此后吴永又随行往西，为前路粮台会办，日夕召对，故对当时诸多事宜，深知内情。

1912年民国改元，情随事迁，庚子“西狩”事渐为人所模糊。民国八年（1919年），与刘治襄先生初晤于济南山东省署之西园，两人因同属浙江，一在浙北吴兴一在浙东兰溪，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席间畅谈庚子“西狩”故实，未竟即散。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因孙宝琦、潘公复一再召揽，吴永复出任国务院秘书，与刘治襄先生共事，再相问未曾说完的庚子往事，为防此事失载，刘治襄先生就完整地记录了下来，于是就有了《庚子西狩丛谈》一书，凡五卷，共七万余言。其实，“西狩”愿意是往京城以西进行狩猎，其实是隐讳，因为不能明说当年慈禧和光绪是仓皇西逃。

《庚子西狩丛谈》署名吴永口述，刘治襄先生笔录。本书有“信史”之称，原因显而易见，口述者吴永当年亲身经历此事，由当事人回忆口述，记录者刘治襄是浙江省有名的秀才，才高八斗，这因其“耳入而笔出”的特点，所以在语言上很有特色：其一是口语化特别强，保留了很多当时的语汇和方言土语；其二是书中有一些在清xx始使用的新词，也有一些在清代产生了新义的词语，这些新词新义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研究都有一定作用。这一点，黄石理工学院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舒韶雄教授觉得这本书“为我们研究汉语词汇提供了较好的材料,为了解汉语语言面貌和词典收录词汇、补充新义提供了足资借鉴的材料，在汉语史上具有一定语言价值。”

刘治襄（1867—1936年），原名振书，讳焜，又字芷香，晚号甓园居士，浙江兰溪市香溪厚同村人。他才华横溢，雅博宏深，是兰溪历史上{zh1}一名进士出身的大儒。在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的序中提到“兰溪刘治襄先生，吾浙名士也。记问浩博有识，略知天下大计。壬寅领乡荐联捷，成进士，入词垣，有声朝列”。同时对刘治襄赞不绝口“笔致纵横，词采磊落，事皆翔实，庶可传信，先生记忆强密，精力滂魄，即此可见”。对于刘治襄来说，《庚子西狩丛谈》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之一。从卷一：“予既温旧闻，复偿新愿，胸藏宿块，顿尔消解，欣慰殆不可言喻。”“回寓后，偶与侄婿倪孔昭，儿子同度述及一二，皆忻喜踊跃，如读章回小说。”“因率就灯下援笔记述，取案头日报，用寸草涂抹其上。初意数纸可竟，乃引而愈长，既尽一纸，更取一纸，直至晓钟将动，尚未馨其十一。”可见当时刘治襄在记叙《庚子西狩丛谈》时也是兴之所致，一发而不可收。

因此，该书被《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入并评论：“《庚子西狩丛谈》四卷（铅印本）。清吴永口授，刘治襄笔述。永字渔川，吴兴人，庚子任怀来县令，及两宫西巡，以迎驾闻名于时。……全书取日记体，逐日记述。书中除叙道路行程外，其间多xx要闻，宫廷记注，与当时内外大臣，巨璫贵胄之语言风概，旁牵侧引，云诡波谲，可惊可愕，可歌可泣。凡乱民暴迹，朝野遗闻，多属信史，诚言庚子之变之实录也。是编除事实征信外，文字亦典雅明达。按两宫西狩，永以末吏得接天颜，且极为太后所喜。于是吴永之名，遂传海内，称为佳话。当时上海戏院，并编为新剧，观者塞途，盖彼时仓皇之际，又值小邑，一瓯豆粥，亲进璇帏，万里芒鞋，远随金勒，洵主忧臣之会，捐顶糜身之时，以身与其役之人，追维往事，宜绘声绘色也。今读此编，诚不禁有黄冠朝士，省说开元，白发宫娥，再谈天宝之感矣。”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美教士浦爱德将《庚子西狩丛谈》译成英文，由美国耶鲁大学刊行，后更有德文日文译本。中外推祟，视为信史。

xxx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义和团书目解题》认为众多有关义和团的历史文献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庚子西狩丛谈》，他还高度评价该书为纪述“西逃”诸书中{zj0}之著作，可见史学价值之高。

吴永与禅佛

强邻何太酷，涂炭我生灵。北地嗟成赤，西山惨不青。
陵园今牧马，宫殿只飞茧。太息卢沟水，惟余战血腹。

这是清末xx诗僧八指头陀的《赠吴渔川太守六首》第三首。八指头陀，俗名叫黄读山，湖南湘潭人。法名释敬安，字寄禅，民国初年曾任中华佛教总会会长。在宁波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燃二指，并剜臂肉燃灯供佛，故又自称“八指头陀”。以“夕阳在寒山，马蹄踏人影”，“江寒水不流，鱼嚼梅花影”，“林声阒无人，清溪鉴孤影”名著天下，人称“云影和尚”。又因{za}梅花，有《白梅诗》一卷行世，亦有“白梅和尚”的雅号。

这首题赠吴永的诗歌讲述庚子之乱，京师陷落，两宫蒙尘，吴渔川护驾之事，诗中绝无谀词，饱含僧人爱国之赤忱。他直接控诉列强的残暴行径，揭露其滔天罪恶。列强的铁蹄使祖国的山河破碎，宗庙废弛。而在国家破败凄凉纷乱的危机时刻，八指头陀仍在辞意激切地呼喊着、控诉着。

八指头陀悲惨身世，二十一岁时，他到巴陵（今湖南省岳阳）探望母舅，登岳阳楼，偶然得“洞庭波送一僧来”一句，受到湘阴郭嵩焘赏识，可能因此与吴永也相识，也有往来，这也影响了吴永，使得吴永此后与禅佛结缘。修生养性，一直精于工书的他开始潜心学习董其昌书法三十年，几可乱真。即使年逾花甲，尚可作精楷，精神贯注，丝毫不懈，值得称奇。

特别是民国初年，他任山东提法使。不久，改任都督府秘书长，兼筹备国会省议会选举事务所所长。1913年，任胶东观察使，兼外交部烟台交涉使及侨工事务局长。官制革新，改观察使为道尹，在任历10年之久。初任道尹，就非常热心慈善教育事业，主动担任山东烟台市养正义学堂名誉董事，并改学堂为学校，定名养正小学（今山东烟台市芝罘区养正小学）。李舆臣先生任校长。

民国七年（1918年）三月，北京诸善信发起戊午讲经会，请谛老（谛闲老法师）讲《圆觉经》，当时陪同的随侍是他的弟子，后来的倓虚大法师（和虚云和尚、太虚大师为中国佛教界盛传的“三虚”），船经山东芝罘，因为道尹吴永的真情邀请，两位法师曾经登岸，在道尹公署住了一晚。弥足珍贵的这一晚，想必一定是慈云幸临，禅意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