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SSCI和A&HCI标准及其应用问题
>  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HCI(Arts  &  HumanitiesCitation  Index，艺术和人文学科引文索引)是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继1963年SCI(科学引文索引)创立后编辑的另外两种大型综合检索工具，是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旨在记录和反映期刊中社科和人文文献的收录和引证关系的检索工具。它们以具有量化指标，并具有收录广泛性、学科综合性和评判客观性等特点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国际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界已把它们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机构或个人研究水平及其学术影响力的主要依据，形成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成果评价的SSCI和A&HCI标准。
>  很显然，SSCI和A&HCI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具有简单易用的可操作性、定量评价的客观性、广泛通用的国际性等多方面的优越性。然而，科研成果的评价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过程，除了要求说明它对其他文献的影响力外，还应该考察它的实际的认识功能方面、在符合社会需要方面、在经济投入和产出效益方面的表现，这些都是
>  【关键词】CI和A&HCI标准所无法单独胜任的。与SCI一样，SSCI和A&HCI标准作为定量指标，有它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和自身特有的缺陷。科学计量学家们多次告诫学术界不能过分依赖定量评价指标。正如普赖斯所说：无论我们在认识科学家的生产和科学创造内聚力的结构和模式方面是如何的成功，我们仍然还需要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心理学家，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是不能用计量学术语来描述的[1]。国际学术界在使用SSCI和  A&HCI标准时，也只是把它作为宏观粗略的统计学意义上的质量指示器(indicator)，用来辅佐定性的同行评议。因此，过分依赖SSCI  和A&HCI标准来评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研成果显然是有问题的。
>  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SSCI和A&HCI标准的应用还存在更多的其他制约因素，以致于人们有理由反对SSCI和A&HCI标准的应用。反对在中国应用SSCI和A&HCI标准的理由很多，但综合起来看，似乎较为有力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dy}类反对理由，由于语言差异等原因使得中国期刊被SSCI和A&HCI收录的数量甚微，以至于从被收录的期刊数量来看，SSCI和A&  HCI标准用于评价我国社会科学期刊质量和整体研究水平，显然在统计学上失去意义。[2]这也就是说，SSCI和A&HCI不具备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能力。
>  第二类反对理由，由于收录中国期刊太少，如果在奖励、晋升、基金的发放上过分强调SSCI和A&HCI标准，在SSCI和A&HCI标准的刺激下，一些高水平的科研人员纷纷把稿件投向国际上影响因子比较高的刊物，结果可能导致国内期刊很难见到我国高水平学术论文的尴尬遭遇。这样，尽管被  SSCI和A&HCI高水平期刊收录的中国研究者论文快速增长，但国内期刊在论文质量上的下降会削弱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反过来又阻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3]
>  第三类反对理由，强调中国特色：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应该主要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SSCI和A&HCI这种国际标准不适用于中国。
>  应该说，这些反对理由都是客观上存在的，是在中国应用SSCI和A&HCI标准时必须认真处理的问题。本文就着重对这个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
>  　　　　2　SSCI和A&HCI对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评价能力问题
>  的确,SSCI和A&HCI收录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极少。多年来,ISI检索系列中的
>  【关键词】CI和A&HCI所收录的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一种中文刊物也没有。大陆英文期刊也只有Chinese  Literature一种进入A&HCI，而SSCI收录的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则一种也没有。
>  然而，SSCI和A&HCI对中国期刊收录太少并不就是SSCI和A&HCI不能反应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不等于SCI和  A&HCI不具备对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评价能力。恰恰相反，通过了解SCI和A&HCI对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情况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SCI和A&HCI很好地反映了中国高层次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情况，因而对我国高层次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具有很强的评价能力。
>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情况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在SSCI和A&HCI中得到反映。
>  {dy}种途径，直接收录中国期刊。尽管SSCI和A&HCI收录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除了Chinese  Literature外便再也没有第二份了，但SCI所收录有近几十种中国自然科学期刊，其中的《科学通报》、《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等所包含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信息也在SSCI和A&HCI的数据中反映出来。SSCI对其收录范围的说明中明确说明该数据库中一部分内容与SCI重复。因为学科之间本身有交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在文献收录中也会自然反映出来。
>  第二种途径，SSCI和A&HCI的文献源中的一批刊物，专门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中文世界状况、翻译出版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优秀研究成果。比如作为SSCI文献源刊物的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中国教育与社会》)，原名ChineseEducation(《中国教育》)，1992年起改现名，由美国南加州大学Stanley  Rosen教授主编，译载我国(包括台湾省)报刊发表的有关教育、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或资料。又比如，美国加里佛尼亚大学James  Tong教授主编的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中国法律与政府》),译载我国报刊发表的有关法律、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文章或资料,也是SSCI的文献源刊物。译载我国报刊发表的有关人类学、社会学方面文章或资料的ChineseSociety  and  Anthropology(《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则由Pacific  Lutheran大学的Gregory  Guldin教授主编，也是SSCI文献源刊物。译载我国期刊和图书中有关哲学研究的文章的刊物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当代中国思想》)，主编Dofoort，原刊名为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中国哲学研究》)，1997年起改为现名，是A&HCI的文献源刊物。圣约翰大学的Li  Yu-ning主编的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中国历史研究》)，也是A&HCI的文献源刊物。
>  第三种途径，SSCI和A&HCI的其他文献源刊物刊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中国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更能够代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当然是那些能够用国际语言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表的独立之见，而不是那些只能在自定标准的狭窄圈子中的自说自话。英语是世界上科学交流的主要语言，对于非英语国家的学者来说，如何克服语言障碍，实现本国科研成果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圈始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献身学术的高水平研究人才就应该尽力在高水平的，具有国际影响的高影响因子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衡量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就应该是看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尤其是在国际上具有高影响因子的xx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见解的机会多少和能力大小。事实上，真正献身学术并具有能力的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学者们也正是这样去努力做的。
>  　　　　3　SSCI和A&HCI导致国内期刊质量下降问题
>  SSCI和A&HCI标准的应用同任何其他标准的应用一样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问题。有人认为，过分强调SSCI和A&HCI标准容易导致重复研究、跟踪研究，缺乏原创研究。有些人为了容易在SSCI和A&HCI的文献源刊物上发表文章，喜欢跟踪“热点”研究，进行炒作，使得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缺乏创新，研究水平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再一个问题就是高水平的成果都到国外刊物上发表而国内一些本来水平较高的期刊却因为未被SSCI和  A&HCI收录而很难见到高水平的论文。这将使国内有名期刊在论文质量上难有大的突破，因而使中国学术界更难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恶性循环反过来阻碍了我国科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4]。
>  尽管过分强调SSCI和A&HCI标准导致跟踪“热点”、缺乏原创性、重复研究等弊病是应该认真注意而加以避免的问题，但这也是对任何标准的过度使用都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仍然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应该正视SSCI和A&HCI标准在中国应用中的问题并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放弃  SSCI和A&HCI标准在中国的应用来回避问题。
>  首先，所谓国内有名的期刊质量较高只是就国内比较而言的，同大多数SSCI和A&HCI收录期刊比较还有一定差距，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如果国内学者能够大规模在国际上有影响的SSCI和A&HCI的文献源刊物上发表文章，这就意味着中国学者学术水平的提高。即使因此而国内期刊质量有所下降，中国学术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是上升了，更不用说国际影响力增加了。
>  其次，决不能把维持国内学术期刊现有的低水平状况作为中国学术发展的{zd0}目标，维持国内期刊学术质量不能以牺牲整个全社会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代价。必须承认，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学术期刊的质量的确亟待提高。比如，由于习惯和研究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在引文规范化方面，跟国际标准存在较大差距。首先是文献引文率非常低，就更不用说资料和数据的可靠度太差了。在一项对我国300多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核心期刊进行的调查发现，有引文的论文数只占论文总数的36.64%[5]，这就是说在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领域中的高水平刊物中也大多数(63.36%)论文都没有一篇引文!它们要么只是个人感想，要么就是来源于道听途说，或者是不要任何基础的绝创。论文没有引文，这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只能是特例。这些差距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是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长期游离国际社会科学界的结果。它们一方面在客观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实际差距，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制约着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走向世界。
>  显然，任何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存在学术自主性和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在现阶段，一方面要提倡在SSCI和A&HCI上发表论文，更多的靠近国际学术规范；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内社会科学期刊的质量建设。有记者在对E.加菲尔德的访谈中问E.加菲尔德：为什么SCI、SSCI收录的中国期刊这么少?E.  加菲尔德的回答是：中国的文献在书写英文摘要、规范化引文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国内评价标准和国际评价标准并不是一回事，提高论文质量乃是当务之急。[6]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的真正恰当的做法，是以SSCI和A&HCI标准的应用所带来的冲击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促进国内期刊编辑水平的提高。在实现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的国际化过程中，不要因噎废食、闭门造车。我国自行创立的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采用的评价机制和SSCI  标准接轨，并建立了满足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需要的引文数据库，所收录的统计源文献丰富，收录的学科结构上也较为合理。在不能用SSCI和  A&HCI标准的地方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补充或借用品使用。然而，正如E.加菲尔德所说，国内评价标准与国际评价标准并不是一回事。在统计学意义上大大提高评价的有效性和可信度的同时，CSSCI这一评价标准更多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整体低水平状况，能够真正代表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水平的高层次成果被淹没其中。这无助于鼓励先进、鞭笞落后，不利于鼓励更多的学者到SSCI和A&HCI上发表论文，不利于更多的学者更好地了解国际社会科学信息及学术规范，更多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从而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水平的整体提高，真正实现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走向世界。
>  　　　　4　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特殊性问题
>  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同文化理念、意识形态的差异,反映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学术活动中,导致在某些领域难以产生比较一致的国际认同感，从而使不同民族国家和文化背景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议题具有本土化色彩。同时，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根植于不同的社会背景，服务于不同的社会需要。这就注定了SSCI和A&HCI标准的应用推广较SCI标准更为困难，也是目前SSCI和A&HCI标准不及SCI标准应用广泛的原因之一。世界各国如此，在中国更如此。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应该主要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而中国问题具有中国特色，有自己的特殊性。
>  然而，SSCI和A&HCI不仅不排斥任何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问题的研究，而且努力全面地反映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通过充分了解SSCI和A&HCI对中国社会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问题研究成果的反映，我们xx可以说，  SSCI和A&HCI是能够充分反映对中国社会的问题研究状况的。
>  首先，正如本文第二部分分析SSCI和A&HCI标准对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评价能力时所指出的那样，SSCI和A&HCI的文献源中有一批专门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中文世界状况、翻译出版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优秀研究成果的刊物，这些刊物所登载的研究成果多数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
>  其次，SSCI和A&HCI的文献源刊物中有一大批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例如，美国纽约的Chinese  Economics  Studis(《中国经济研究》)、英国牛津大学的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美国夏威夷大学的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杂志》)、美国加州伯克来大学的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中国语言学杂志》)和Early  China(《早期中国》)、美国斯坦福大学的China  Economic  Review(《中国经济述评》)、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China  Journal(《中国学术期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Late  Imperial  China(《晚期中华帝国》)和Sage出版公司的Modern  China(《现代中国》)。和前面所说的仅为中国人研究成果翻译作品的那些刊物不同，这类刊物登载的不仅有中国人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成果而且有其他各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
>  更进一步看，过分强调各国的特殊性本身就是不恰当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各专业都有属于国际科学共同体共享的研究领域。即使在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也有国际学术界共同认可的成果。例如，中国的海尔管理模式就成为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教材的经典案例。可以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真正有学术意义的自主化必须在其国际化的基础上去实现。
>  因此，尽管SSCI和A&HCI标准和其他许多标准一样存在自身的缺陷，但要想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真正走向世界，我们决不能只见  CSSCI而不见SSCI和A&HCI，必  须以国际学术的标准来进行管理要求。结论很明确，应该不断推进SSCI和A&HCI标准在我国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