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式录音机

妈妈在八十年代我还小的时候，打算买一个卡式录音机，原因是那时候她正沉迷于交谊舞。八十年代在我印象里，混乱，热情，人们的脑子带着一股燥热，年轻人走来走去穿着喇叭裤，肩头扛一台卡式录音机，还记得在表哥朋友的店里，一遍遍翻来覆去听崔健的《一无所有》。听得年轻人心里便激荡起一股燥热来，蓬蓬松松的，幸好我尚小，对男女情爱不了解，如果你看过查建英写的《八十年代访谈录》，就应该知道那个年代对性的压抑有多深，男女之间发生那种事是有多危险。我们县里某中学里的体育老师因为勾引少女而被枪毙，我们爬上厂房的平台，指着不远处的山崖说“就是在那儿枪毙的”，说的时候心里头一阵悸动。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其实在我印象里是混同一体的。因为，八十年代初我刚诞生不久，xx是不记事的，前面说到妈妈买卡式录音机和跳交谊舞，也许是九十年代，因为那时我读小学，就可以跟随她穿梭在各大舞厅了。我仍记得去粮油大厦的五楼去跳舞时，保安叔叔就让她别带小孩入场，我不听，还是跟着。后来又在人民医院的舞厅里，都是些职工联谊。那时候都喜欢搞这样的聚会，顶上扯着彩带或拉花，男男女女踮着脚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音乐是《月亮走我也走》或是潘美辰的《写不完的爱》（想了半天没想出歌名，只记得歌词里有个“锁”字，后来网上找来）。

妈妈是文娱积极分子，买来卡式录音机也是千方百计说服爸爸，五百多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双卡的，星球牌。我只记得放音乐时，绿色红色的灯光一闪一闪的，煞是有趣。录音机放在五斗橱上面，长度差不多有一米左右，恰好是橱子的宽度，把后面墙上的镜子也挡住了。父母用毛巾盖住录音机，以免平时有灰尘跑进去。

妈妈有一盘金嗓子周璇的录音磁带，叫朋友转录的，她把那盘磁带当宝贝，老在我面前说这是绝版，以后也没法再买到的。在当时的确如此，可时至今日，音像市场、网络空间信手一搜寻便有这些老上海的歌曲。信息时代的到临，传输音乐的介质也变得五花八门，CD机、WALKMAN、电脑、DVD、MP3……不像当时，我只能通过电视和录音机听到外界的声音。那时我记得陈慧娴隐退歌坛，前往国外进修，在电视里大段讲着粤语。

小学放学回家路上经过市政府门口看到大幅黑白照片，八九学生运动时暴动的场面，有些人肠子也流出，还有些xx烧焦。我看得浑身发冷，有恶心的感觉不时袭来。这个年代好残忍，因为我不清楚外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也管不了那么多，只留给我表象的残忍感觉。只有妈妈的录音机是温情绵绵的，总是播放出一些好听的音乐来。

除了听靡靡之音，妈妈也听越剧，《血手印》啊《五女拜寿》啊，还听一些奇奇怪怪的滑稽戏。录音机放在房间里，外面客厅间（客厅和厨房连在一块儿，那时的房子结构都是这样）烧饭做菜时感觉无聊，这时便会打开录音机，开大音量，隔着纱门听得十分清晰。妈妈为防止油烟进入室内，总要把门也带上，我听不到声音总要偷偷去打开门缝，或者直接就躲进房间里尽情的听。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听收音机，把卡式录音机上的第三个按钮揿进去便是收音机的功能了。有一次坐在客厅听着收音里传来的梁祝音乐，听到{zh1}眼里涌出泪来。我对妈妈说要去买一盘梁祝小提琴的音乐带，她塞给我钱买回来听了良久。不过，这是稍大一些时候了。

我身上的艺术细胞xx承袭自妈妈，她很有音乐细胞，跳舞、唱歌、口琴样样来得，还会画画，无需参照，在纸上轻轻一挥，一张女人的脸便栩栩如生的出现了。总工会组织的晚会她便登台表演，口琴独奏《歌唱二郎山》，表演得十分xx。我一直记得她短发、两手捧口琴在嘴边、穿白衬衣黑天鹅绒背心的模样。

我小时候太内向，班里每人上台表演一个节目，明明事先妈妈教给我《我是一个兵》，到了台上就忘歌词，涨得一脸红。不过长大后几次登台就少了这种紧张，我的确在唱歌上有所天赋，在宁波读书时便取得过校园xxxx的第二名，接着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兼职单位都曾有过登台表演。

现在想来，是否要归功于那只卡式录音机，正是它的陪伴，令我大受音乐熏陶，至今仍然每日不辍的听音乐。妈妈自从爸爸反对她上舞厅，便开始学中老年迪斯科，我们每晚吃完饭总要一起到人家院子里学跳迪斯科，往往是妈妈还没学会的动作我已经会了。

我引以为傲的是小时候还会跳探戈，当然是妈妈跳男步，我跳女步，不信？有照片为证。后来，妈妈去学太极拳，一学便是十来年，后来又学会棍啊、刀啊、扇啊，现在被老年大学请去当太极拳教师，听说学员趋之若鹜，每学期都新增添很多。当然，爸爸也很支持她。

父母买来录音机，只知道它播放音乐的功能，却发现不了其它的功能，或许是知道了也不愿意去尝试。而我，发现了它一些新的功能，比如：立体声、收音功能、录音功能……妈妈有一次从单位带回来一位韩国小伙子，说是客户，叫他小白。吃过晚饭，大家坐在房间无聊，听说小白喜欢唱歌，妈妈说我们的录音机可以录歌，让我设置一下。小白以为是卡拉OK，谁晓得不过是在空白磁带上录音，等我设置好了，他诧异的站起来对着喇叭唱起来。好像是刘德华的一首歌，还拍了一句他的马屁。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好笑的一件事啊。

爸爸的口味和妈妈不同，他更偏好听《红太阳》革命歌曲，吃饭时听一首首红色歌曲联唱，他便不由自主讲起以前的事情，不厌其烦的讲，还煞有介事评价说谁谁谁唱得更好。从A唱到B，总要翻面，这事由我负责。如果爸爸心情好，他会允许我去翻面，但如果心情不好，我刚刚站起身，他便让我关掉，这时我的心情会整个变得沮丧起来。我仍记得卡带时抽出来一大堆磁带的褐色肚肠，用一根笔插进磁带的孔里转动将它们卷回去。最xx的是磁带受潮，那就没什么办法了，听起来的声音是歪来扭去的，真让人别扭。

搬家以后，那台录音机不晓得被父母搁至什么地方，反正它失宠了，从未被提起，也从未再听过。我今生参加{dy}份工作拿的{dy}份工资，就买了一台“爱华”的CD机，记得工资才800元，CD机要800多元，多余的钱还是向同事借的。

那天冒着很大的雨，全身淋湿。却为了我的音乐而欣然前往。

我再也找不到卡式录音机了，可是音乐却一直陪伴着我，现在写到它，就像是在怀念一位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