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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约翰.耐斯比特是80年代的中国偶像。
1982年，他推出了一本风靡全球的书《大趋势》。迄今这本未来学名著在世界卖了1400万本。更神奇的是，他书中对今日世界的预测竟然无一失手。
但遗憾的是，他始终无法知道自己这本影响巨大的书的中国真实销量。他自己只是笼统地知道有数百万。他在中国举行《大趋势》时竟然发现了22个版本的盗版书，而且每个版本的封面都不一样。
其实，我们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在剽窃别人的知识产权，便为这个行为起了个很水浒的名字——山寨，至今广泛地存在各行各业，实践者和拥护者众。很遗憾，现在不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封建社会，而是全球和平竞速的法治时代。山寨只会让我们不断成为WTO仲裁法庭的被告，不断失去市场且失去尊严。
但这不妨碍约翰.耐斯比特看好中国的未来，他甚至选择定居在近年来发展迅速的天津。我这么说是想证明一点：那就是他在谈论中国时，不像很多西方xx学者那样总是戴着永远也摘不掉的有色眼镜。
2009年9月，约翰.耐斯比特xx了他对中国{zg}领导人的承诺，和妻子联手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大趋势》。总体上这是一本令国人振奋的著作，立场客观并富有建设性。
书中描绘了中国新社会的八个支柱。我读后的感觉是：最危险最脆弱的柱子竟然不是西方人经常谈论的政治经济体制，而是创新。约翰.耐斯比特为此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题：从奥运xx到诺贝尔奖。
尽管约翰.耐斯比特充分肯定了中国政府近些年在建立健全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努力和成效，但他对地方政府认真执行和企业自觉遵从充满疑虑。
在这个热衷于培养工程师而非科学家的国度，目前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创新框架，所以约翰.耐斯比特对中国人短期内拿诺贝尔奖不敢妄加揣测。
从教育上，约翰.耐斯比特说：只要中国教育体制继续强调被动学习和考试成绩，那么仍将无助于创新思维、创造性和创业精神的开花结果。其实，目前行政主导下的大学目前都在急功近利地扩招和发表各类缺乏原创的学术论文，基础性研究就是中科院这样的机构也得与市场等现实目标密切挂钩，否则很难获得国家政策资金支持，而企业则迷恋拿来主义甚至山寨，应用技术研究也像短视的大跃进，导致中国制造的档次落后于印度，常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最下游，而且劳动力红利也在逐渐摊薄，更残酷的面临国际竞争。
从竞争环境上，中国和全球{zj1}创造性的国家美国差距巨大。主要是中国行政干预在导致竞争的扭曲，它会干扰市场的正常运转，引发地方保护。约翰.耐斯比特在呼吁中国政府加大对脆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同时，强调了反垄断的关键作用。但我需要提醒他的是，中国以垄断国企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却正在上演“国进民退”的“精彩大戏”，而执行反垄断法在现实操作中有像老子监督惩罚儿子，效果可想而知。
从公司治理结构层面，约翰.耐斯比特举出了一个好的案例——海尔。但同时悲观地指出：政府自上而下指导国企进行研发投资的模式是不可能有助于实现创建创新型企业的目标的。资金应该源于市场，包括商业领域的xxxx。
可惜，从金融层面，尽管中央政府始终在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但由于中国主要银行都是垄断色彩浓厚的半官僚机构，它们宁可向不差钱且经常巨亏的国企输血，将肉烂在行政化的锅里，也不肯向市场主体——中小企业雪中送碳。
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不幸生不逢时，没给祖国带来丝毫商业上的红利，但至少说明中华民族创新能力并不逊于模仿能力、应试能力，今天我们知道创新的重要性了，也知道靠发明创造赢得更多商业红利了，却产生不了xx世界前进的科技成果了，这个悖论严重值得各位有识之士认真反思。
从奥运xx到诺贝尔奖究竟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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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何时才有诺奖得主？
早在五十年代杨振宁教授曾经预言，中国在二十年内可以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得主。五十多年过去了，宁公之言仍然是悬挂在中国学术殿堂上的一幅美丽的“效果图”，对于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怎样面对？请看外地报章评论。
●有“光纤之父”称誉的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高锟教授与另外二名美籍学者，获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该奖的评选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努德格在记者会上表扬高锟教授“在有关光纤传输以用于光学通讯方面”取得突破成就，获得今年物理学奖一半的奖金，其余一半由另外两名科学家共享。约瑟夫·努德格在解释高锟教授的成就时，用一根光纤电缆以作说明，他说：早在1966年，高锟教授就取得了光纤物理学上的突破成果，他计算出如何使光在光导纤维中进行远距离传输，其成果最终促使光纤通讯系统面世，并为互联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互联网是资讯科技的灵魂，没有光纤技术，互联网很难“通行无阻”、以高速传送大量资讯，彻底改变人类的沟通和做事方式；现在利用光纤制作而成的光缆已经铺遍全球，成为互联网、全球通讯网络等的“骨干”；光纤在医学上也获得了广泛应用，例如胃镜等内窥镜可以令医生看见患者体内的情况；除此之外，光纤系统还大量应用在各种工业、生产制造及机械加工等项目上。
●从来没想过会获奖
有人认为，高锟教授今年七十六岁（1933年生于上海），1966年已在光纤研究上取得成绩，为何四十三年后才颁给他诺贝尔奖？是否有故意贬低华裔科学家之嫌？事实上，今年另外二位物理学奖得主，一位生于1924年（Willard S. Boyle），另一位则生于1930年（George E. Smith），都是七、八十岁的长者，三人之中，高锟教授已是年纪最轻的一位，可见故意“贬低”之说不能成立。事实上，除了理论物理学可以早成名、有机会早获奖，应用科学的诺奖得主通常都有一把年纪，因为未经时间考验，很难证明其成果是否有重大贡献；中文大学副校长杨纲凯教授引述高锟教授获奖的感受时也表示，诺贝尔奖很少表扬应用科学的成就，所以高锟教授从来没想过会获奖。
随着华裔学者的研究不断跻身国际前列水平，诺贝尔得奖者中华裔学者的数目渐增，至今为止跟香港最有渊源的有二位，一位是崔琦教授（也是物理学奖），另一位就是高锟教授，他们二人都在香港完成中学教育然后赴外国进修，相比之下，高锟教授跟香港的关系就更密切，因为他在1987年来港任中文大学校长，至1996年退休，然后在香港定居，并与一班热心教育人士创办了一所国际学校，又出任安徒生会赞助人，致力扶助贫困儿童、青少年及新移民。《xxxx》的报道称“三名美国人赢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但高锟教授近年已长居香港，把自己视为香港人，他这次得奖，令香港及中文大学都感到分外有亲切感。
●何时产生“土产”得主？
华裔学者得奖，令国人与有荣焉，但这xx于心理上和情感上，因为正如高锟教授和其他几位获奖的诺贝尔得主一样，他们的大学教育、研究生涯以至成名的工作机构，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外国，高锟教授研究光纤技术时是在英国的Standard Telecommunications Laboratories，后来则长时间在美国工作，他们的成就，其实跟中国的关系不大，研究成绩也跟中国的学术和科研环境无关！
早在五十年代获诺奖的杨振宁教授曾经预言中国在二十年内可以在本土产生诺贝尔奖得主，如果成事，确实是中国人的骄傲；不过，从最近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的一番话，却令人对中国的学术前景有所担忧，他批评内地大学缺乏“解放人的个性、培养人的独立精神”的特点，教育机构“计划学术，更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一番言词激烈的话，对中国学术界无疑是一盆冷水；如果这位学者所言不虚，中国又怎能产生出土产的诺贝尔奖得主？
原载香港《信报》
“华裔学者得奖，令国人与有荣焉，但这xx于心理上和情感上，因为正如高锟教授和其他几位获奖的诺贝尔得主一样，他们的大学教育、研究生涯以至成名的工作机构，几乎无一例外都在外国。”这句不咸不淡的话，真让我如“打破五味瓶”，心里不是滋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