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68(下)
——《我的七十年》(25)
在我的蜜月期间,我也有时到八院看看火箭取样器的研制情况。上午,我把爱人送回娘家,再去八院;下午,我办完事回来,再把爱人接走,一起回通县。现在,爱人回成都了,我无牵无挂,便可以集中精力参加到火箭的研制中。
我回到八院不久,新取样器的样机做出来了,总体组的同志请我到加工厂的总装车间去看。
平板式取样器是和平—4号火箭的取样器,而和平—5号火箭取样器是一种鸭式取样器,即取样器的整流外罩是可以伸缩的。
鸭式取样器是由带中心锥的进气口、过滤器、排气口、中心轴、作动筒等组成。过滤器是取样器的核心,它由内外两层滤网夹着一层过滤材料组成。鸭式取样器的技术关键是当作动筒沿着中心轴前后移动时,可以带动可移动式外壳一起移动。动作的动力来自压缩空气。鸭式取样器的工作过程是:在火箭进入烟云前,进气阀门打开,压缩空气从作动筒的后部进入,推动作动筒带着外壳沿着中心轴一起前移,将进气口和排气口同时打开,取样开始;气流从进气口进入,穿过过滤器,经排气口排出,气流在流过过滤材料时,过滤材料就把烟云中的放射性微粒采集下来;当火箭出云后,又一个阀门打开,压缩空气从作动筒的前方进入,同时将作动筒后部的压缩空气排出,作动筒和外壳一同缩回到原位,进气口和排气口同时关闭,取样结束。无庸置疑,这种密闭式取样方式才是合理的,所取得的样品也就是十分洁净的了。
飞机取样器采用的过滤材料是仿制苏联的1号滤布,它的过滤效率高达百分之百,但阻力大,强度低,灰分高,本地高,不适宜用在火箭取样上。因此火箭取样一上马,副主任杨裕生就提出为火箭取样器专门研制一种过滤材料,要求它的强度高,洁净度高,灰分低,本地低。参加这项研制的是飞机取样组的孙培铨、李述耕和李策功等。他们经过筛选{zh1}选定丝棉,但是必须经过特殊处理。于是他们和杭州新华造纸厂进行协作,为此还在该厂专门建立了一个洁净实验室。经过几年努力,适合火箭取样用的一种特制丝棉终于研制成功了。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是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不再是仿制品。特制丝棉的{wy}缺点是过滤效率低,只有百分之八十多,远低于1号滤布。过滤效率和阻力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不可能同时满足要求,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特制丝棉在火箭取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和平—5号火箭取样器的样机放在实验台上,负责做实验的是倪师傅。他搬动一个开关,随着一股气流的响声,取样器外壳迁移到最前端,进气口和排气口同时打开,进入取样状态。他搬动另一个开关,随着一股气流的响声,取样器外壳收缩到原来状态,取样结束。试了几次都很好,我鼓掌祝贺。大家一致认为,这钟鸭式取样器设计合理,工作可靠,可以定型生产。明年春天进行火箭的试飞,明年秋天可以提供使用。对这个取样器和工作进程,我都十分满意。
之后,总装车间总装完两枚和平-4号火箭,并用一节专车发往新疆。
1968年冬,火箭发射队、火箭取样组和火箭设计院又一次会师6710,进行一场新的火箭取样会战。郑作春带领火箭发射队提前进场,修建了10来个地窝子,取代了帐篷。地窝子冬暖夏凉,比住帐篷舒服得多,从此我们就告别了帐篷。
这次任务只上两枚火箭,还是从骆驼山火箭发射阵地发射。但是,火箭的发射没有再采用定时发射,而是采用自动控制发射。为了可靠和保险,将一个光电开关和和一个击波开关并联使用,任何一个开关工作,都会启动发射控制台将火箭发射出去。击波开关由一队提供,光电开关和发射控制台由二队提供。火箭的自动控制发射由我和李伟亮负责,火箭发射队派两名战士给我们当助手。
零前{yt}的下午,火箭发射队将两枚火箭运到骆驼山,上完架后就撤场了,只留下我们几个负责火箭发射的人。这时已是黄昏了,我和李伟亮才开始安装调试火箭自动控制发射系统。
伟亮蹲在地上调整控制台。两名战士每人各拿着一只手电筒分别等待在一个光电探头旁。我把一条点火电缆从控制台旁往外拉,然后拿着一只点火药盒放在电缆旁边。
李伟亮起身喊道:“老杨!接点火药盒!”
“是!”我应了一声后,便蹲在地上,将点火药盒的两条引线绕在点火电缆的两个插针上,再在接头处缠上白胶布后,站起来刚一转身,骤然“轰”地一声响,顿时滚滚的硝烟和飞起的沙尘把我包围了!
两名战士吓呆了,手电筒掉在地上!
李伟亮惊呆了,手中的螺丝刀掉在地上!
硝烟和沙尘渐渐散去,露出了我被硝烟熏黑了的脸,身后被炸碎了的点火药盒余烟袅袅。
李伟亮跑到我面前,问:“老杨,伤着没有?伤着没有?”
我低头看了看脚和腿,摸了摸脸,跺了跺脚,蛮不在乎地:
“连一根汗毛也没伤着我,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吓了我一跳,耳朵里现在还在嗡嗡地叫呢。”
李伟亮如释重负:“谢天谢地,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
我和李伟亮及两名战士来到控制台旁。
李伟亮问两名战士:“刚才,你们俩是谁发射信号了?”
两名战士异口同声地:“没听到你的口令,我们谁敢发射信号啊!”
我说:“即使是他们发射了信号,还有45秒的延时呢,也不可能立即起爆呀!”
李伟亮问:“那是为什么呢?”
我说:“看来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很可能是发射台的控制器件——冷阴极闸流管突然跳火啦!它一跳火,控制信号就发出去了。”
李伟亮说:“这问题可就严重啦!当明天投弹飞机在场区上空盘旋一个来小时的时候,万一我们的火箭飞了出去,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啦!”
我说:“是的。如果今晚我们不能把这个隐患排除,火箭取样宁可不上,也不能让它带这么严重问题上阵。天已经黑了,现场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把控制台带回去再研究解决办法。”
于是,我们把两台控制台装上卡车,返回6710.。
我站在卡车上,迎着凛冽的寒风,冷静地思考着:“冷阴极闸流管容易自动跳火,万万是不可再用的,但是,用晶体管还是用直流电子管作控制器件好呢?天冷,晶体管需要加温,不好;那么,就只有用直流电子管最可靠,但是,直流电子管的灯丝需要电源,那么用什么做灯丝电源呢?……”终于,一个大胆的方案在我脑海里形成了。
在大学期间,核物理电子学是核物理专业的一门主要课程。我特别喜欢这门课程,老师讲得好,我学得也好,理论学的深透,实验做得精细,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所以工作后,我一直想从事电子技术方面的研究,可是领导一直没有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我没有放弃对电子技术的热爱,在业余时间,有时制作收音机,有时做些小实验。用晶体管和直流电子管做控制器件,就是我在通县自我研究的一个小成果,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
回到6710,夜已漆黑,吃过晚饭后,我带着李伟亮和两名战士,走进了6710工号。因为不再采用人工控制发射火箭,这次又不上火箭遥测,所以控制室和遥测室都空着,我要在这里临时制作一个简易火箭控制盒。对此,我胸有成竹。
我决定,灯丝电源用4节火箭上用的银锌电池,它的容量大,使用时间长;电子管工作电源采用积层电池就可以,因为主要需要它提供高压,电流消耗很少;延时器用火箭上的控制钟表,既可靠又方便。但是电路板和仪器盒还没有着落,必须在工号里找。
在遥测室里,我四处张望,当我的双眼落到工作台上的两个大铝饭盒时,顿觉眼前一亮,拿起一个里面盛螺钉的饭盒将螺钉倒在桌子上,接着又把另一个饭盒里的螺母也扣在桌子上,然后将两个饭盒递给李伟亮,就用这两个饭盒做仪器盒。
我又走进控制室,我向角落里堆放着的几个纸箱走去,把一个硬纸壳箱里的东西倒在地上,用刀子割下一片硬纸板,往桌子上一放,说:“就用这个做电路板吧!”
李伟亮说:“你可真能对付,我就叫你杨对付吧!”
我说:“非常情况就得非常处理!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敢这么将就啊!”
经过我们4个人齐心协力地一夜努力,到凌晨四五点钟,终于把两台临时用饭盒和纸板制作的控制盒做成功了。
我们回到地窝子里,迷瞪了一会儿就驱车赶往骆驼山,因为我们必须在8时之前撤离现场。
骆驼山火箭发射阵地上,夜,静悄悄的,黑漆漆的,冷飕飕的。我在调试控制盒,天太冷了,我的手都僵硬了,只好把双手伸进袖筒里暖和一会儿再调试。
天破晓的时候,现场调试试验完毕,我们撤离现场,驱车返回6710.。
我和李伟亮钻进地窝子,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中午。
这次试验,火箭发射队、七机部八院和火箭取样队就在6710就地参观。大家戴着高倍防护眼镜,心情激动地看着东方那片天空。
突然,一道强烈的闪光划破万里长空,一个通红的火球飞速上升,一朵壮丽的蘑菇云滚滚升起……
1968年12月29日15时,中国第三次氢弹试验成功了!
我立即跳上一辆卡车驾驶室,直奔骆驼山火箭发射阵地,沿路我欣赏着遭受过核打击的效应物……
汽车抵达骆驼山火箭发射阵地,我立即跳下车,放眼朝发射架一看,两枚和平—4号取样火箭已无影无踪!。
“飞啦!两枚火箭都飞啦!我的简易控制盒也成功了!”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回到6710,小司机首先跳下车,向迎接我们的人宣布:“飞啦!两枚火箭都飞啦!”
我随后走下车, 宋主任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说:“老杨,我可为你捏着一把汗哪!”
郑队长来了一句:“老杨,英雄啊!”我心里想,是英雄是狗熊,还得明天见分晓。
次日,我和李伟亮、陈敦厚乘坐一辆卡车去回收火箭。两个火箭箭头都找到了,但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不是美丽的降落伞和雪白的箭头,而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
好几条伞绳烧断了,伞衣上也烧了一些大窟窿,取样器粉身碎骨,过滤器暴露出来,雪白的丝棉黑乎乎的。
呜呼,我可怜的火箭!
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为了获取高浓度的样品,一味追求早打早打,选择爆后40多秒就进云取样,结果伞绳和伞衣烧坏了,火箭回收失败,导致和平—4号火箭折戟沉沙。当然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和平—4号火箭的“腿”短,发射时间再晚火箭就只能在云底擦边而过了。
和平—4号火箭取样惨败。失败的痛苦是心颤的,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吃一堑长一智,如果吃一堑没长一智,那便是愚蠢。失败乃成功之母。如果失败接着失败,那便是极其愚蠢。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前进。黑暗已经过去,曙光就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