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勤学。父亲从师学的是中医外科，但是毕生下的工夫还在中医内科上。他读书是执着的。所读的书分为三类：一是中医的经典著作，二是本草药性学，三是名医脉案。难能可贵的是把晦涩神秘的古典中医理论，自己整理出一个脉络清晰、文字可读的体系来。他在三十年代编著的《中国内科学表解》和《中国外科学大纲（上下卷）》两部书稿便是其结晶。当时曾寄上海医学书店，因索要成本费太高而未印，至今仍是手稿而已。我想和他同时代的中医恐不易作到这一点，他毕竟接触了一下现代文化。我的印象他很欣赏日本的中医理论，即所谓“皇汉医学”。他很注意读这类著作，因为皇汉医学也是力图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理解中国医学经典的一些结论的缘故。xx后期寄给我一本叫做《伤寒论补注》的工楷手抄本要我保存。我粗略地读了一下，见其中注释用了许多西方医学生理、病理、解剖的术语。关于药性，父亲案头有一部木刻本《本草备要》，不知通读过多少遍。在书后重复地注着“某年某月某日通读第几遍竟”字样。为了查阅方便，自己编制了按xx名称的部首索引。我小时候见到这本书时，已经破烂不堪，折缝全部开裂，用纸条粘糊，以致比书脊高出一倍多。翻开书来，由于眉批夹注，天地头几乎全被密密麻麻的字迹占满了。姐夫松泉在大学时曾从胡先肃教授学“植物分类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太湖流域的药用植物”，对中医药极有兴趣。他对我父亲的本草学水平极为佩服，常誉为“炉火纯青”。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对当时那种背熟《汤头歌诀》就开xx治病的现象，摇头感慨。明代以后中医分为“金方”和“时方”两派。前者主张严格按《金匮》上的xx治病；后者主张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发展，重视张仲景以后历代医生在治病中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父亲是时方派，所以很关心收集和研究名医脉案。家里有不少封面上写着《X氏脉案》的手抄本。这就是现在时髦的“案例分析”方法。照我的外行看法，中医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经验科学，历来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九折肱为良医”等说法，重视案例分析是十分重要的。 父亲刻苦学习，但更重敬业精神。他并不赞成那些泥守书本知识的所谓“儒医”。曾听他说过别看这些人平日议论纷纷，引经据典，但是真正遇到病人，半天开不出一个xx来。相反，对民间偏方却很欣赏。认为方便有效；虽不能治本，但对症xx，立刻解决问题。他经常传授一些就地取材的小措施：例如南方xx病很流行，有时奇痒难忍。他说只要划着一根火柴，立刻熄灭，用来燎薰xx，便可立见功效。（我没有xx病，此法并没有试过）。 旧社会的中医常常有些江湖气。有些名医 也有吹牛作假的问题。我小时侯常听他讲起这方面的事情。对于一些神乎其神的宣传，诸如病人不须开口，全凭切脉便能诊断等，常嗤之以鼻。其实他倒对脉理下过一番工夫，在当时的中医杂志上发表过有关脉象方面的文章，对李自珍的《濒湖脉诀》上列举的“奇经八脉，”作过详细的剖析。他认为切脉作为一种诊断根据，医生的主观性太大，并不xx可靠。另外，他对中医的xx功效的估计，也是实事求是的。他认为中医内科是一种“调理内科”。对症xx，能xx一些症状，解除某些病痛，但是真要除病，还要靠本身机体的力量。有些大病还主张要找西医。56年母亲病重，就在广州中山医院去世的。父亲主动提出要求做病理解剖。解剖书由7位医生签字，结论是慢性肾炎急性发作引起尿中毒而死亡，确认诊断和xx均无误。父亲是医生，但反对有病就吃药，特别是反对吃烈性药。但是他对同行的不同做法，即使有时很不同意，也总是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1956年我患腕关节结核，经友人介绍请黑龙江省祖国医学研究所的董荣西大夫诊治。所开xx中有几味药哈尔滨买不到，我把xx寄到广州。父亲对其中使用了不少烈性xx虽未反对，仍可以看出是很不以为然的，但是还是请松泉姐丈到处寻觅把所缺的药材设法凑齐寄来。又如我1970年南迁重庆，一家人不适应南方炎热气候，常闹口腔炎症。有效的中药是“六神丸”。当地不易购得，写信求父亲。其实他不主张服用六神丸，但是仍设法弄到寄来，只是嘱咐“六神丸中含冰片、蟾砂，一定要慎服”。现在看来他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工作，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有自信，又不固执。他的敬业精神从他晚年所著《医事类纂》遗稿扉页上所题的那副对联可见一斑：“精攻伐，策久安，细心配大胆，智深法活，眼底存整体，力能起其可起者，已非小道。详四诊，辨八纲，准确符要求，识病相机，笔下无虚妄，一贯知之为知之，就是明医。”其中“眼底存整体”、“笔下无虚妄”充满着辨证唯物主义精神；“起其可起者”、“知之为知之”又体现着只有实事求是之意，而无哗众取宠之心。父亲幼年时期没有想到从医，可能也有过一番理想和抱负。后来为了生活不得不辍学继承父业，做起人们视为“小道”的中医来。但是一旦着手这件工作，便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夙夜匪懈，终身服膺，如这副对联中所说的那样。 父亲的勤学敬业精神，对我们姐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学习要努力，工作要认真，对自己估计要实事求是，不要吹牛皮。这是我们的人生态度。拿我来说，在旧社会靠父母的节衣缩食，姑母的鼎力支持，获得了在当时来说{zh0}的完整的中等教育。又幸运地在新社会经历了父辈未能享受到的高等教育，成为一个大学教师。几十年来，做过种种工作，但主要的还是教书。回顾平生，愧无煊赫业绩，只是勤勤恳恳读书、认认真真教书而已。别人评价、自己也承认只是一个“书呆子式的教书匠”。但是稍可自慰、心里也比较塌实的是虽未臻上乘，但未掺假；定价不高，但并无“虚头”。我想这是父辈精神所赐。“小道”要当“大事”来办。医虽“小道”，但一定要当“明医”。教一门基础课，看来是“雕虫小技”，但一定要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在这个岗位上当一个“明师。”又是父辈的教导：“知之为知之”，切勿搞“虚妄”，吹牛皮。 父亲自幼受儒家伦理思想熏陶，但处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也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总的说来还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大革命时期，当地组建国民党党部，至少要有七个党员，他被友人拉了进去凑数。那时正是国共合作期间，入党誓词是“拥护中山先生，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看到的书籍，除《三民主义》、《孙文学说》等外，就是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1927年蒋介石叛变，搞“四一二事变”。和父亲一起的国民党员也有被关进杭州陆军监狱的。从此他更远离政治，但私下对那时的共产党人还是崇敬的。我小时侯不仅知道xxx、朱德、xxx，也听到过张太雷、恽代英、萧处女等名字。大革命时代，共产党人在上海办劳动大学，招收小学毕业生入学，一直培养到大学。父亲就送我的大哥去参加考试。至少我们小时侯没有从他嘴里听到过对共产党的坏话；相反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官场腐败，讲过不少有声有色的故事。七七事变那年，我上小学二年级，辍学逃难，由父亲亲自教我读书。国难当头，民族矛盾尖锐。他强调“忠孝”伦理观念，便以《孝经》作为入门课本。他的教学方法也很别致：讲解、诵读，还要求我逐章逐节译成语体文，由他加以批改。这样便须把意思彻底搞清楚，囫囵吞枣是过不了关的。接着又学了《论语》、《孟子》、《春秋左氏传》。正课以外，还让阅读绣像小说《说岳全传》《杨家将》等书。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也是为了灌输民族气节思想，崇拜民族英雄，痛恨卖国贼。这段教育对我毕生文字写作能力，倒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像我这一代人中，我所受儒家思想影响要相对深一些，不能不说增加了精神负担。例如讲起“春秋大一统”思想时，他说当年他在加兴中学听某经学家讲《春秋》{dy}句话“元年春，王正月”，就连续讲了好几堂课。又称赞关羽终生读《春秋》，主张“大一统”，所以关羽是真正的儒家，而诸葛亮在这一点上不如他。父亲赞赏一副关帝庙对联：“王业不偏安，拒操和权，诸葛犹非知己。春秋大一一统，帝蜀伪魏，紫阳乃许同心。”（紫阳，朱熹）。后来插班上小学高年级，语文比大家高了一头，数学却矮了一大截。但是{zh1}还是以{dy}名拿到了xxx书。上初中不得不进日占县城，但是选择了一所外国人主持的教会学校而不进汪伪办的县立中学。中间还停学半年，酝酿到后方去。这半年中，读了一些诗词，父亲又教我平仄、粘对和叶韵之类近体诗格律，以及照《白香词谱》填词的方法，开始学习写旧体诗词。同时又拜乡之耆宿陆海珊（邦光）先生为师，每天去半天，专门学篆字。我所写的诗词习作有时也请这位老先生批改。那时我14岁。1945年日本投降，我又重回原校读书。父亲对我的培养是煞费苦心的。等到1946年我被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录取，他才放下了心。他说从此可以走一条比较宽广的道路了。 由于祖父的过早去世，父亲没有能够完成学业是一大遗憾。因此他不仅对子女念书很重视（尽管家境清贫，也要千方百计地让我们上学），就是对周围的亲朋好友，无不劝人上学；甚至亲自为之奔波，给予帮助。我的二姨夫和大表姐先后到上海学体育，都经他极力促成。前不久收到福姨母回忆往事的来信，说“我三岁丧父，母亲文盲，只知道勤俭持家。虽也希望我们读书，但没有引导我。只有大姐和姐丈引导我去读蚕桑。大姐常常晚上动员二哥要他支持我。姐丈陪我去杭州应考。考着备取，后来通知我入学”。“靠着这点知识，工作到了退休。现有劳保，能养活自己”。姨母现已八九十岁了，每次来信都要深情地提到我父母。父亲的小学和中学同学张庭济（柱中）先生是五四运动中被北京大学中的一员健将，也是“火烧赵家楼”的组织者之一。（据父亲说，张与罗家伦、段锡朋等大致相当，当时也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副主席。只因为年龄稍大，五四后便回浙江任省立嘉兴中学校长，没有像罗、段投靠当局，出洋留学，走上仕途。）张在北大上学期间也曾得到我父亲的帮助。他们是谱兄弟，张来信时称父亲为“如弟”。 我母亲原来也没有文化基础。她虽然子女多，家务忙，但也能读书写字，并习中医儿科，擅长推拿，达到开业水平。这些主要也是在父亲帮助下达到的。我手头至今仍保存着母亲工楷笔录张仲景的《伤寒论》、李士珍的《濒湖脉诀》的遗墨。从其语文程度来看，决不在高中以下。父亲的劝学精神是终生不渝的。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与影响，还表现在亲亲爱人上。我们小时候，家庭清贫，但十分和睦。父母对子女慈爱，在很多方面是潜移默化的。父亲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不喝酒，白天也不抽烟，不玩xx，不打xx。我家兄弟姐妹多，父母从不责骂子女，甚至也很少施以辞色，家庭比较民主。父亲对我的严词批评，我记得只有一次。大概在初中休学在家的那段时光。{yt}感冒卧床，父亲到床前提到了我做的一件错事，用辞稍重，我冒出一身汗。父亲立即宽慰说：“好了好了，我就是让你出一身汗，省得吃药。”（具体为什么事，早就记不起来了，但是当时他他老人家的神态，永远忘不了）。 父亲和母亲的夫妻感情老而弥笃。他俩结婚时，父亲才19岁，母亲21岁。那时正值{dy}次世界大战。小时侯母亲曾指着她的嫁妆中的一个立柜说过：“因为欧战，买不到玻璃镜子，所以两扇都是板门。”他俩结婚以后，经历了中国的黑暗时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国难家忧，丧乱不断。家境是十分艰辛的。靠着他俩互相支持，互相理解，吃力地维持全家生计。在我的印象里，他俩间从未闹过别扭，更见不到争吵。母亲对父亲关心体贴，父亲对母亲的持家所付出的辛劳，充分敬重。他多次对我们说过：“你们母亲从种桑树，养蚕，缫丝，纺线，织绸，一直到作成衣服是全能的。”的确，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亲眼看到从把棉花擀成棉条，纺成纱线，浆染，织布，直到做成全家用的衣被，全靠她的一双手。父亲的一生未能使母亲过上较好的生活，看来是很歉仄不安的。1956年母亲在广州去世，父亲给我的信中引用了元稹悼亡诗句“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信中还说到他那时刚好被正式录用于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院医院，当他把这一消息告诉病榻上的母亲，她却没有什么反应。大概她自己知道已经不久人世了。那时父亲只有60岁。以后二十多年的鳏居生活里，时常想起我母亲。我回家次数很少，但每次回去，{dy}件事都是由他亲自领我到母亲墓前凭吊。 父亲和我姑母姐弟手足之晴也是很深的。姑母比他大五岁。祖父去世那年，姑母22岁，父亲17岁，下面还有三位叔叔。长女长子便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姑母终生未婚。他们姐弟两人间的手足之情，由于经历了患难而倍加深厚。我们小时侯，只看到表象而不懂其中深意。三位叔叔到抗战开始时只剩下怡如叔，在日寇登陆时，住宅被烧，惊吓刺激而致精神有些失常。后来实际上由姑母养着他全家。解放不久，怡如叔也去世了。60年父亲从海南岛回浙江，就和姑母，婶母和未成年的堂弟仲安住在一起。父亲当时戏称为“四苦图”（鳏、寡、孤、独）。我们在外的子女，天涯海角，大江上下，都千里迢迢，基本上没有机会回去。那时又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但是他们互相关照，和睦相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他们姐弟两人。 父亲在当地总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来往比较多的还是劳动人民。有些还有深厚友谊，过从甚密。其中有铁匠、木匠、瓦匠、花匠、鞋匠等。他说“交友金银铜铁锡”。有一位铜匠，我们称他为王四叔，其实是一位发明家，常常别出心裁地搞一些小制作。父亲常领我去参观。战时镇上的电厂已停止发电。开始时点煤油灯，后来煤油也供应不上了，只好用古老办法，菜子油盏点灯草。王四叔想用煤油灯改造一下来点菜子油。锲而不舍地试了很多方案。我差不多每天都去看。菜子油粘滞度高，挥发性差，用棉纱捻子，靠毛细效应，油供应不上去，当然点不着。四叔的思路是将油壶装到灯头上面去，加一个阀门，想靠重力使点燃时供油速度加快。为此作出了好几种灯具。虽然没有{zh1}搞成功，但这可算是我受到的科学试验的启蒙教育。父亲对于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智慧是很佩服的。四十年代初期，家乡的“同乐社”（相当于现今的俱乐部、文化馆之类）来了一个职业画家，专画老虎。社里的听差叫何四，在侍侯中趁便向这位画家请教画画的一些道理。那位画家看不起他，没大理睬。何四在旁边看了几天，就自己动笔画了起来。他把所画的老虎到处分送，分文不取。大家看着觉得也不见得比画家的作品差多少，尤其是不要钱。那位画家只好卷铺盖走路。何四也是父亲的朋友，父亲年轻时曾参与创建并主管过这个同乐社。何四是花匠，管社里庭院花木，兼管杂务。他多才多艺，父亲多次称赞过他。 “亲亲，爱人”乃是儒家的仁学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伦理原则，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甚至“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也不宜一股脑儿都当作历史垃圾来扫除。父亲一生，由于其社会地位，“治平”谈不上，“修齐”还是作到了的。给予我们子女的影响我看是好的：我们姐弟五个小家庭，无一例外都是和睦的。我们的家庭成员，包括第三代，能力有大小，术业有专攻，地位有高低，但都在勤劳工作，正直做人，没有一个是搞歪门邪道的。人际关系上“富而勿骄，贫而勿谄”：对权贵不能卑躬屈膝，更不可趋炎附势。对“引车卖浆之流”也要平等相待，一样尊重。对任何人都要抱学习的态度，“三人行，必有吾师也。”这些都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愿我们的后人有所继承。 父亲是旧社会里成长的一个普通自由职业者，自然有其本身的弱点。这些也对我们以影响。现在看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性格上的软弱。他的思想从根本上讲是儒家的体系。“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和“独善其身”是做人的两条原则。对人对事往往采取“息事宁人”，“以吃亏换得安宁”的态度。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父亲对“忍”字是讲过多次的。印象深的可举两例：一是说北伐前蒋介石在苏联学习期间。列宁、斯大林都没有见过，倒是见到了托洛斯基。托氏对蒋氏的赠言是一个“忍”字。（这段话未见经传，但我想至少是大革命时代国民党内的一种传说）。一是xx中我受到冲击，他得知后急忙来信，其中核心是嘱咐要“忍”。父亲不信耶稣基督，但xx中“别人打了你左耳光，你该把右耳光凑给他”的“名言”首先是从他嘴里听到的。后来念了三年教会中学，被迫蒙“弥撒”，进“查经班”，反倒没有听到这条教义。韩信在淮阴忍胯下之辱也是小时侯听得的故事。父亲遇到矛盾不敢正面斗争，而采取躲的办法。他亲口对我说过，30年代上海中医大学的“金匮”教师陈时芳得知他曾治好了不少曾被判断为绝症的外科疾病，便推荐他去任教。该校决定聘他为外科教师。前面提到的《中国外科学大纲》就是当时准备的讲义。但后来一打听，得知该校的背景与杜月笙、黄金荣等青红帮有瓜葛，学校属于朱南山的，便不敢去了。其实他内心是十分愿意从事中医教育与研究工作的。他亲眼看到蒋介石“四?一二”xx中的血腥镇压，同时看到当时一部分国民党中的积极分子，当初貌似很“左”，一旦进了杭州陆军监狱，叛变出狱后也都变成欺压老百姓的官僚政客和“狗头绅衿”。对于这些人，他是躲得远远的，宁可与“引车卖浆者”之流为伍。这种不敢正视矛盾，遇到矛盾绕着走，斗争性差的弱点，对我的影响确实是重要的。回顾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少有所表现。 二，思想方法上有主观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毛病，处事有时一相情愿，结果事与愿违。例如60年代初海南岛生活实在太困难，父亲退职返浙，想重回家乡联合诊所应诊。原来是一番好心，并且准备在业务上帮助那里的中青年医生，结果却受到猜忌，心情反而苦闷。当时我曾以诗相劝：“十年采药驻天涯，宝岛归航意未赊。旧业寻书登庋阁，新邻觅友话桑麻。莫怜墙畔萧萧竹，宜爱田间处处蛙。诵罢《灵枢》与《素问》，草堂宁静可听花。（我家草堂名’听华堂’.”后来在家实在太苦闷，重赴海南。由于过去的声誉，虽已退休，寻到家里来求诊的络绎不断。私人xx，不能从医院药房拿出药来。患者纷纷向领导提出意见，后来批准每天回医院义诊半天。我得知后心里有些嘀咕，恐怕会有矛盾。后来他再度回到家乡，我猜这恐怕也是一个因素。其实父亲在旧社会挣扎了大半生，人情世故上不能说没有相当的阅历。我们小时侯听他讲过许多生动事例。进入新社会却反而变得幼稚起来，萌生了许多理想主义的东西。回顾我的一生，涉世尤其不深。十二岁就扛了铺盖出“家门”进“学门”，从此没有出来过。所以连“三门干部”也算不上。尤其大学高楼深院，宫墙万仞，对社会了解很少。受的教育中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不少。在工作上生活中碰钉子，出洋相，事与愿违，好心办错事的现象，更是经常出现。 三，父亲幼年孤露，壮历丧乱，生活担子很重。但是他的爱好和情趣仍是中国旧知识分子的那一套。早年结诗社，吟诗填词。每天临帖习字。有空读些稗官野史，与朋辈闲聊。他所欣赏的，同情的大抵是旧社会下层小知识分子的情调。记得他在沈三白的《浮生六记》的扉页上题“淡墨写啼痕，一本嫦娥小传”。我在上初中时，他就对我说：《西厢记》是值得一看的。解放后我到东北，结婚较晚。他来信婉转地劝我说：“红袖添香夜读书”也是一种幸福。凡此种种，无不反映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时的气息。回想平生，在我身上也有影响。学问上杂学旁搜，广而不深，未能有所建树。工作上想法多而落实少，庸庸碌碌而无所作为。 综观父亲一生，我想可以用“好人，明医”四个字来概括。在社会上他算得是一个好人：正直生活，劳动服务；遵纪守法，洁身自好；宁与下层劳动人民为伍，不与坏人黑势力同流合污。在家庭里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弟弟，好哥哥：：亲亲爱人，身体力行，终生不渝。在职业上他算得是一个“明医”，不是糊涂医生：中医的理论是弄明白了的，中药的药理也是弄明白了的，自己的能力（可起不可起）和当医生的责任更是弄明白了的。“名医”谈不上，“明医则当之无愧”。所以1978年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个子女商定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中医周梅奇之墓”七个字，这个头衔是货真价值的。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缅怀先人，回顾自己，深感我们一代人幸逢盛世，比起老一辈来得到了xx不同的机遇。所以理应超越他们，达到新的高度。回首往事，难免惭愧。下的工夫不少，效果不大；工作未敢偷懒，可以交帐的东西却不多。尚可告慰先人的是在时代的风浪里，基本上是顺流前进，没有沉没；功过相较，还能算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父亲讳俊，原字鸣岐，改字铭奇，号铭砚，后改名梅奇，盖用“梅鹤之清奇”意。后终生用此名字。1896 年旧历4月27日生于浙江省平湖县新埭镇，1978年2月26日殁于平湖县乍浦镇，享年八十有二。幼年曾负笈于嘉兴与苏州。壮年在江苏省青浦县行医。抗战时期蛰居故乡。解放后任职于广州和海南岛。暮年定居浙江乍浦。存三女二子，现分居大江上下，天涯海角，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 写于 1996年5月，哈尔滨周长源(我父亲的叔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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