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上海滩”，这些名称都展示着它的历史。顾名思义：早先那里没有中国的{zd0}城市；附近居民去海边寻船作业为上海，去海边观潮或购海鲜称上海滩；为谋生路，有的人在那里作脚夫，作饮食，慢慢定居，汇聚的人越来越多，先是有了集镇，逐步有了城市，规模越来越大，方发展成今日的大上海；因此，在“上海滩” 和“上海”的名称中保留着早期上海的社会情景和上海人的精神状态，它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明显标志。 

上网。这个称呼与上海多么相似？张朝扬在中国开先河办{dy}家网站时，连给他发执照的部门都觉得新奇：这个“搜弧”要作什么？很多时候是这样：有了{dy}步就有第二步，后面会跟上许多。后来网站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破土而生。在形成规模的互联形式上，对网民贡献{zd0}是丁磊的“网易”。早期上网并不象现在这样轻松，就象不知到邮政编码很难发信。“网易”名副其实，只要登录这个网站就可四通八达。短短的二十年光景网民近四亿，互联网已经是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上网”的精神状态已经远远超过“上海”， 它是又一个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明显标志。 

虽然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一个重要部分，可是，它在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并不被珍重，认为是一个虚拟世界。“报”进中国时冲击当时的封建文化，曾被看作怪物。梁笔却夸它“无胫可走，不翼而飞”。报业迅猛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曾成为中国人百年精神生活的主食。在历史长河中，人类进步的特征现于文化，而文化为适应不断进步的社会总是在变换形式，不可能固定在一个模式上，互联网在中国倔起是这个理性的又一写照。 

据国家{zx1}统计，中国网民人数已达3亿8千4百万人，位居世界之首。在这个庞大网民数字背后掩盖着一个实质问题：中国社会发生着飞跃性进步，旧的文化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倔起中国的精神生活需要，而互联网的文化模式恰好与发生飞跃性进步的中国社会相应。 

中国虽然是一个文明古国，可是，在旧中国社会形态上存在文化弊端，这个弊端现于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文化不协调。它是由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在旧中国，创造社会财富的人是工人和农民，而享受社会财富的人却是少数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群，因此，旧中国文化表现两个特点：一个是，以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成功与失败、倔起与沉沦为主体，成为正史；另一个是，以表现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民歌、民谣与民间故事为副体，成为野史。因为旧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把国人分为上、下两层，流传下来的文化，正史被写入书库，野史靠记忆或落魄文人撰写传承，所以，旧中国文化形成只被少数上层人群享受的弊端。 

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学校覆盖城乡，彻底割除了旧中国富有人层的私塾教育弊病，中国文化开始朝着面向大众发展，社会生产力不再受缺失文化的弊病禁锢，充分得到解放，经济基础在这样的飞速发展状态，上层建筑是否跟上，一个突出方面就体现在文化上。 

建国后的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并不顺利，曲折突出现于“动乱时期”。文化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xx。旧中国的封建社会遏制它是使用 “八股”定式，新中国文化本来已走向百花开放的初春，可是少数人却制定“样板”定式加以遏制。其实，文艺的“样板”定式与文章的“八股”定式同出一辙，都在遏制中国文化的百花开放。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复苏，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走向小康，经济基础向前迈出一大步，旧的文化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国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互联网是在这种状态应运而生。很多人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报纸和刊物的销售量急剧下降，有些刊物因无财力支持不得不关张；另一方面，上网的越来越多，互联网象巨大磁石，不断把原本热衷报纸和刊物的读者拉来。 

应当问：这种现象的背后掩盖着什么？把报纸和刊物与互联网作一下比较，可以看出三个方面的较大差别。一，不论是报纸还是刊物，不管它怎样加大版面，载量和内容终归有限，而互联网不但版面大，而且内涵深邃，几乎每个较大网站都能给人予挖掘无限、满足求知欲的感觉。二，给报纸和刊物提供素材的面很窄，除记者外不但xx于热衷于它的读者，而且机构臃肿、手续繁琐，多被一个较大竞争对手—电视夺走；互联网则不同，不仅好的网站网民过亿，而且网民只须寥寥几笔就能把素材和画面发给网站，手续简单。三，不论是报纸还是刊物，都是作者说话，他们不管读者有什么想法和看法，而读者只能听之任之，很难拿出自己的意见；互联网克服了这个弊病，作者的主体是读者，读者不管有什么想法和看法都可与作者交谈或讨论。 

在旧中国，经济基础虽然是社会的底层人群，可是他们的文化却从来不被重视，造出了一种弯曲的底层文化。在旧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除体现维护上层人群的法规外，另一方面是“三教”，因为这些建筑都远在经济基础之上，所以，旧中国文化形成两个走向：一个是维护上层人群利益的法规和佛教、道教、儒教的文化走向；一个是社会底层人群的“九流”文化，因为社会底层人群有不能读书识字的文化缺欠，所以，“九流”文化是社会底层人群意识形态中的产物，它是弯曲的文化走向。“九流”文化的根基虽然是旧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但是它的形成有一个前提：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之道。社会底层人群在这条道路上生存，只要选择了被承认是正当的生存之路，都被规纳在分为上、下的“九流”之中，只要入流就须遵守行规，这样的行当往往演化帮会。 

在旧中国，“九流”的滋生条件在城镇，它的背景是社会行业，历来被上流社会低眉，因为他们没有表现行业文明的文化，所以，这部分社会生产力的上层建筑模糊，从来不被文人入目，他们的文化还不如农民的山歌、民谣。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弯曲的“九流”文化也说明一个问题：人们在社会中生存，不管他们的生产力多么薄弱，都在创造自己的文化，都需要自己的文明支持，都表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发生的辩证关系。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人修复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创伤，国家富强、人民殷实，不仅中国的经济基础发展为历代鼎盛，而且是走在健康之路上。为适应和推动经济基础的进步和发展，国家在政策和法规上虽然作出多方面改革，但是这些方面并不能概括它的上层建筑，尤其是文化建筑。看文化建筑。建国初期，国人有个收音机，能够听到新华社的声音和曲艺就感到无限幸福，能够看到报纸和电影就感到精神生活丰富，它说明，当时的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生产力处在低能状态，对文化的要求并不高。到七十年代，中国自己能够生产电视机，迅速普及，丰富了精神生活，电影和收音机受到它的巨大冲击，这种现象说明，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向前迈进一大步，旧的文化模式被更新是上层建筑推动的结果。看现代，互联网普及虽然冲击了报刊和电视，但使中国文化再度得到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在刺激旧的文化模式：如果没有生存意义，它会自然消亡；只要还有生存价值，就只能在竞争中增加活力。 

互联网虽然已有几十年经历，因为它内涵巨大潜力，方兴未艾，所以，仍属新生事物。互联网在中国问世很快被大众垂青，中国网民数量大增的潮态说明，这个文化模式与经济基础的发展势态相同，它在中国应运而生顺应国情。随着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提高和人民文化素质提高，旧的文化模式之所以被互联网冲击或取代，因为大众对精神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文化素质提高后，有了自己的认识，形成自己的思想，已经不再满足只被少数人说教的文化模式。互联网在文化竞争中它的{zd0}优势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不仅它的读者是广大上网民众，而且它的作者也是广大上网民众，这种文化模式成为人民大众交流思想的文化平台，试想，哪个文化模式敢与这种优势比拟？因此，这个条件决定了它在文化竞争中的必胜优势。二方面，因为大众的文化水平不同、对事物理解深度不同、爱好和兴趣不同，所以，在精神生活中需要的知识营养不同，网民在互联网中能够感受到两种方式的便捷：一、只要网民上网就能体会到“百度”、“有道”的便利，它们能够把网民需要的知识分门别类，使网民迅速获悉；二、“九流”文化展露着大众的心理特征和习惯—人以群分，好的网站都给网民开出一片天地，作为大众文化在嗜好中交流选择空间的“圈子”，试想，哪个文化模式敢与它的这两个优势相比拟？因此，这个便利条件更决定了它在文化竞争中必胜的优势。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澄清一个事实：认为互联网是“虚拟世界”的观念与现实有误。在中国文化中，诗词歌赋、书报像刊、戏曲影视，那一类不是虚拟的？它们在大众的精神生活中都享有一块空间。互联网虽为以计算机为实体、用电子传播的新型文化，但是，已经有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形成在为它工作，这个群体在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不仅互联网已在网民心中深深扎根成为大众精神生活中的重要食粮，而且，这个职业群体也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