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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目标出现后东东所做的{dy}件事就是和袁子弦、方锵、小茅、小潘与小潘的女朋友欢欢去看北京那个据说是中国{zd0}最全的乐器展。店里的生意就暂时由武风帮着照看，我、虞峻和王涛也时不时去转悠一圈。由于在此之前店里一直被这帮小孩、小孩的朋友和小孩的朋友的朋友有事没事地占据着，所以现在突然变得如此清静，我们反而不太适应了。于是我和虞峻一去店里就上二楼抱起箱琴唱歌，从《{dy}滴泪》到《白鸽》，从《海阔天空》到《花房姑娘》，从《sailing》到《yesterday》，从《一剪梅》到《单身情歌》……无所不会、无所不唱，直唱得武风和王涛痛不欲生，一看到我俩拿起琴就赶紧往楼下跑，宁可在楼下回答一些“吉他为什么要这么定弦？”“这儿有卖钢琴吗？”之类的白痴问题也不愿多听我们唱一句。不过没过多久就只剩我一个人在那儿唱单身情歌了，因为林洁也开始频繁出现。

    林洁频繁出现是因为她想参加包头某酒吧组织的一个什么青年xx大奖赛，来请虞峻为她出谋划策，结果谋划到一半，虞峻突然反应过来：大奖赛——那应该有奖吧！奖什么？

    这个问题激起了大家对大奖赛的极大兴趣，而且我们对这个比赛的关注程度很快超过了林洁本人。当我们得知一等奖是五千元人民币时，我们决定从自己人中再推出一个去参加对这五千元钱的角逐，{zh1}大家一致认定虞峻是{zj0}人选。此人虽然本质恶劣，但至少不说话时还是一脸正气，而且此人在上学期间曾经当过广播员，还会唱各类流行歌曲，自称“中华流行歌曲宝库”，所以最适合担此重任。

随后我们就开始为虞峻参赛做准备，用比较流行一点儿的词说就是“包装”，从他上台穿的衣服到上台的造型，从唱什么歌曲到评委是否喜欢这类歌，我们考虑的极其周全，全然不管当初是林洁要参赛，我们也应该给她包装才对。

    因为林洁拿到那五千元钱后是不会分给我们的。

    正式比赛那天我们都没去看，惟恐现场观众过于热情非要虞峻签名留念而拥挤不堪，万一殃及我们弄个骨折脑震荡什么的，那五千块钱还不够医药费的。

    公布获奖名单那天，虞峻也没去看，惟恐看到自己获得{dy}名导致兴奋过度乐极生悲出个好歹，那五千块钱还不够料理后事的。

    {zh1}只好由比较稳重的我去看。酒吧的门上一共三张榜，所有参赛选手的名字都按得分以从高到低的顺序写在上面。虞峻的名字在第二张上，林洁的名字在第三张上。

    于是我掏出电话打给虞峻：“虞峻，咱们那五千块钱被别人抢走了！”

    因为东东不在没法排练，在五千块钱的发财梦破灭后，我们只好重新开始无所事事的日子。在琴行里，虞峻开始整天抱着琴给林洁唱《灰姑娘》、《花房姑娘》之类的东西，唱到深情处我都不寒而栗，只好和武风、王涛躲到楼下，把空间让给他们。在自身的不懈努力和我们的通力配合之下，一个月后，虞峻终于如愿以偿地把林洁弄上了床，令我不得不感叹：唱中国摇滚就是比玩外国摇滚好，要不我抱着琴扒了那么多joy division的bass line，怎么就没有姑娘和我上床。

    小潘和东东他们走了两个星期后我们接到了他们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小潘和欢欢要回湖北老家去探亲，东东和小茅、方锵则要去天津玩，这就意味着：我们还得再无所事事一段时间。

    后来我们才明白当时其实想错了，我们实际上是要无所事事很长时间。

    于是我们决定去看看别的乐队排练，当然TNT之类就免了，我们不想再跑出好远一截路去听伴奏带。但思来想去一时竟再找不出个值得去一看的乐队，其实值得一看的乐队有的是，但是一说到“去”，就不值了。

    就在这个时候，林洁接到一个邀请，要她去给一个乐队弹键盘。我们一听大喜过望，纷纷怂恿她赶紧答应，我们也好去看一看。谁知到了约定好去排练那天竟狂风骤起，天地一片昏暗，走在外面根本不能说十个字以上的话，否则肯定一嘴沙子。我们都大惊失色，心想这{jd1}是一支不同凡响的乐队，所以才会像仓颉造字时那样“天雨粟，鬼神哭”，只是因为现在人均粮食不足，又不准搞封建迷信，所以老天刮个沙尘暴来表达内心的恐惧。由此我们更加坚定了要去看一看这支难得一见的乐队的决心。

    当我和虞峻还有王涛顶着能把我们吹到东东他们身边的狂风，以时速超不过两公里的速度蹬着自行车到那个靠近郊区的排练室时，我们基本已经丧失了正确判断事物本质的能力和对各种刺激的反应能力。尽管如此，当我见到那个吉他手时，我仍旧禁不住心中一颤，那家伙长得就像中国版的Edgar Winter——严重的白化病患者。虞峻挺勇敢地问他做了多久音乐，此人想了想答道：“从开始弹琴起有十几年了吧！”使我们顿生敬意。

    然后Edgar Winter从琴包里拿出吉他，琴头刚一露出便令我们大惊失色——芬达！！！等我们仔细看时才发现琴头上写的不是fender，而是个我们从未见过的牌子，于是我们私下猜测那大概是fender的下属品牌，我等有眼不识泰山而已。

    不一会儿鼓手来了，还是个女的，更令我们惊奇的是此人居然穿着一双高根皮鞋，虞峻瞪大了眼睛盯了半天冒出来一句：“我操，这妞儿的鞋跟比胸部还高！能踩住踩锤吗！？”

    在林洁架好键盘后，Edgar Winter顿了顿嗓子说：“好吧，咱们准备开始吧！”。我立刻认定自己见到了一支伟大的乐队，因为据我从《自由音乐》上所知，除了the Beatles和the Jon Spencer Blues explosion外还没有哪支使用传统乐器的乐队敢不配置贝司。接着Edgar Winter说：“那个婚礼定在下xx天”。

我们三个同时晕倒。

    由于我们得带林洁回去，同时外面的天气实在令人无法忍受，所以我们不得不缩在那个小屋里听他们奏什么《好日子》、《回娘家》之类东西。我们发现那个鼓手一旦连踩两下底鼓或者加个四连音以外的花，拍子便立刻混乱；而平日排练时特别老实的林洁则在胸有成竹地指点这个、批评那个；最夸张的还是还那个Edgar Winter，在排第三首歌前他问林杰：“什么调？”，林洁想了想答道：“D”，此人立刻从兜里掏出一个变调夹夹在琴颈上。

    我们再次同时昏厥。怪不得老天会感到恐惧呢！

    我们就这么晃晃悠悠地度过了不排练的日子，由此我发现，组乐队还真是个打发无聊的好方法——因为我们至少有事要想，有事可做。

    同时我还发现与三年前相比，自己有了xxxx的变化，尽管这变化很难令我高兴：我组乐队的目的已经由泡妞变成了打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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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来，大凡精神正常的人只要做事必然抱有目的，例如吃饭的目的是饱，看书的目的是消遣，工作的目的是赚钱，xx的目的是娱乐，等等。除了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很让人头疼外，大多数事的目的性还是一目了然、显而易见的。

下面说一下我做音乐的目的性。

    按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自己还算是个比较正常的人，所以我认为自己做事也应该同大多数人一样抱有目的。我做音乐的一部分目的也同大多数热衷此道但不以此为业的人——注意，我说的是人，一样，是想出名，然后赚钱。虽然我清楚在中国你即使凭音乐出了名，也换不来一把John Lennon用过的琴或是一辆BMW750，但至少换一把原厂Gibison或是一辆雅马哈250还是可以的吧！

    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对我这种对音乐纯洁性存在着严重玷污的目的抱有极大看法，诸如鄙视、唾弃、不屑、恶心、你xxx之类词语大概通通都在这些看法中，什么小人、卑鄙、无耻、下流、混混、混水摸鱼等等也成了赏赐给我的专属名词。尽管我不喜欢这些评价，但可惜我实在是缺乏那种纯洁的、坚韧的、正直的、无私的气质，所以我实在无法像Bob Dylan那样散发人性的光芒，也没有勇气像rage against the machine那样为社会公正呼喊，更别说像Bono那样不辞辛苦地为穷困国家的债务奔忙了。同时我也没有一颗勇敢、叛逆、颠覆、混乱的心灵，所以什么the velvet underground、sex pistols、nirvana、sonic youth、black flag之类独立先锋的边儿我是沾不上了，说出点儿话什么大概还不如green day、offspring、blink-182他们说的像豪言壮语呢！没有这些也就罢了，如果我能像Frank Zappa、kraftwerk、David Bowie、Moby那样具有创新性，或是像Jimi Hendrix、Steve Vai、Flea、John Bonham那样能把某样乐器玩的炉火纯青、举世罕见、独当一面也好，也算是对音乐有所追求、有所贡献，说明自己做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音乐。

    可惜，统统没有。

    我有的只是一张足够厚的脸皮和足够利益熏心的欲望，所以虽然我不崇高，但也犯不着去学某些虚伪的杂种那样{yt}到晚高喊各种自由、正义之类的口号或是摆出一副与世无争、冥思苦想的样子。

    除了追求物质享受之外，我做音乐就是想表达一些自身的感受，就像记日记、写文章、女人逛街、男人喝酒一样，属于自我表达和宣泄的方式。例如我失恋了，我难受了、我感到恐惧、我活得无聊、我失去信心、我没有希望、我想要破坏、我想要xx之类。这些感受非常自我，与别人毫无关系，说白了就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但这种做音乐的思路明显与要成名成家的目标大相径庭，虽然有过做出类似情绪化音乐的成功乐队如radiohead、cure、joy division、lacrimosa之类，但经过研究，我发现这类乐队基本都出自罪恶滔天、暗无天日、腐化堕落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们的成功经验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不符，不能借鉴。

    所以，虽然现在下结论有些为时过早，但我认为，通过做音乐来出名这一目的，我是很难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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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初，东东从天津回来，我们一见他都喜出望外，像看到被八国联军掠走的文物归国，连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然后上下打量一番，检查是不是多了或者少了什么器官，确认一切正常后，我问出最重要的问题：“东东，你还知道吉他是什么东西吗？”

    东东给我们讲了许多在京津地区的见闻，比如看王澜打鼓、看夜叉的演出、看地下乐手排练；看一万多的TAMA鼓、看两万多的Gibson琴、看没敢问价的Roland合成器；看高大性感的外国妞、看挂着京A的奔驰SL600、看一平米一万五的郊外花园别墅，等等。

    东东的描述使我们顿时对京津地区——的以上一切，心生向往。

    然而当务之急是：尽快排练出像样的作品，去参加七八月份北戴河那场演出。

    我们排出的{dy}首新歌就是那首《雨》，那首歌因为是早就写好的，我和虞峻事先又编了无数次，所以只用了两个星期就排得基本定型。由于东东不在那段时间里我没完没了地扒joy division的bass line，结果导致这首歌的贝司部分被我编的旋律流畅、连绵不绝，所有人听后都说你这贝司弹的真精彩，只有刘义听完后说你这贝司弹得还真像享受分裂，搞得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伤心。

    随后我们再接再厉，开始排一首虞峻写的歌。那首歌一开始按虞峻的构想是排成一首间架结构成块状的快歌，里面还夹有贝司击勾弦之类的东西，刺激得我无话可说。于是我把虞峻同志写在一张比卫生纸好不到哪儿去的烂纸上的难以辨认的谱子仔细研究了一边，又大约估摸了一番他的那个编曲计划，{zh1}得出一个结论。我把这个结论告诉了虞峻，我说：“虞峻，咱们还是重编吧！”

    那首歌的编曲工作用了我俩整整一晚上的时间，然后那首歌就变成了：前半部分A段由贝司和类似原声的吉他相互配合出一个框架，随后加入的键盘麻木不仁般地走着一个不变的套路，人声低吟浅唱。到后半部分B段，吉他突然变得狂躁，但贝司和键盘依旧配合着鼓把整个气氛控制得压抑阴郁。那是我们至今所有的歌里我认为编得{zfh}传统模式的一首，但排练的时候却还是遇到了众多麻烦：

    首先是吉他的音色，东东弹着我给编出来的吉他谱xx找不到头绪，那是我绞尽脑汁，花了两个多小时，轮番使用吉他和贝司不断配合才编出来的东西。但由于我编的时候用的是箱琴，到实际排的时候又不能单纯使用箱琴那种过于纯朴的原始音色，于是东东只好抱着琴开始在效果器上做音色，我和虞峻坐在一边指导：“低音再小一点”“稍微加一点合唱” ……然后又是B段音色，“失真给一点儿”“加一些grunge”“你刚才用的那个回旋，加进去” ……如此这般了一个多小时，吉他终于搞定。

    然后是键盘。其实林洁和我们组乐队就是为了和虞峻在一起，所以她对我们做的音乐其实根本就是一个不理解，她之所以能在乐队里一直撑到现在xx是靠她受过的那套音乐教育顶着，对此我们从一开始就都心知肚明，只是碍于虞峻的面子不好说而已。我曾给她录过一盘磁带，上面有各种经典歌特和后朋乐队的音乐，指望着能让她开开窍，结果一次虞峻去她家找她，发现此人正在听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于是问她怎么不听我给录的那盘带，结果林洁回答：“那些歌一点儿也不好听，哪儿如这个，又悦耳又上口。”

    我不否认锦绣二重唱很好听，也不认为做摇滚乐的听流行音乐就是多大罪过，而且我无论听歌还是写歌都很注重旋律。我个人认定好的歌曲都是以优秀的旋律为基础的。所以当很多“真诚热爱”摇滚乐的傻逼们都说我们做的是流行音乐时，我根本懒得回答，也根本没兴趣告诉他们去多听听他们推崇备至的nirvana、metallica、Gun n’ Rose之类的旋律有多好，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但是话说回来，林洁你也不能一排练就抓瞎吧！我们其他人对键盘类乐器基本就是个一窍不通，每次编曲时候只能对键盘要表现的东西有个大致思路，具体到如何编配时就无从下手。这次就又是这样，我们跟林洁说了半天，什么要表现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感觉，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氛围、一种什么什么样的意境……林洁瞪大了眼睛看我们说了半天，还是一点儿头绪没有，后来竟出现了我们瞪着眼睛互相看的无奈局面。

    我没辙了，只好转头去和东东研究吉他部分，一边和他配合一边修改自己的贝司线条。虞峻则把林洁叫到了外面，二十多分钟后俩人一起进来，林洁红着眼圈在键盘上折腾了半天，大概弹出了我们想要的旋律，搞得我对虞峻十分钦佩，认为此人果然没白从事多年的教育工作，就是会启发人。然后我们又花了半个小时调试音色，{zh1}终于把键盘部分拿下。

    后来我才得知虞峻是如何启发林洁使其有所进步的。他是这么干的：把林洁叫出去以后先臭骂一顿，使其基本失去自信、自尊之类的心，然后有意无意地说一些要再换一个键盘手的话，令林洁产生要被抛弃的恐惧心理，{zh1}说如果你能开动脑筋，把东西做出来，就算大家要开除你，我也能帮你说话等等。{zh1}林洁在威逼利诱之下居然真的完成了任务，使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现在的教育工作者为什么把住高压教育不放手，原来成绩真是可以逼出来的。

    当我得知这一过程后我听了一下林洁编的键盘，果然从头到尾就是两个弦内音加一个弦外音反复出来的，可是效果很好，原来是歪打误撞上了简单的往往是最美的这一真理。于是我顿时明白了那些被老师们逼出来的白痴学生们是如何取得的出人意料的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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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把这些作品排得滚瓜烂熟到都成了我们恶梦中的背景音乐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设想这些作品如果去参加袁子弦说的那次演出效果会怎么样，由于各人的孩子各人爱，于是我们都一致认为我们的作品一定会大受欢迎，说不定会就此一战成名，被某唱片公司看中，{zh0}是国外的环球、哥伦比亚、EMI、华纳、BMG什么的，没有外宾来看的话就摩登天空、滚石，丰华也凑合，最次也得麦田或者新蜂。先发支单曲，弄得人们欣喜若狂、望眼欲穿，然后涂脂抹粉一番的专辑千呼万唤始出来，等专辑一出就开始巡演，随后就能想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想要弹什么琴就能弹什么琴，想和什么样的姑娘干就和什么样的姑娘干，想出多烂的专辑就出多烂的专辑，当然同时还得参加各种慈善晚会、颁奖晚会、反盗版晚会，说一些“我很高兴”“我认为当代中国流行乐坛”“这里的歌迷非常热情”之类的话，{zh0}还能跟某个当红女明星搭上关系，而且{zh0}是年级大一些的，好搞出个什么“姐弟恋”之类的，这样形象就可以出现在各类运动鞋、服装、饮料、内衣、卫生巾等等商品广告上，等有朝一日创作力下降或是人气下降就赶紧说“我很累了，我要退出乐坛”，然后去拍个青春偶像剧什么的，并且给此剧唱主题歌，等这电视剧火得男女老幼都学习剧中人物说话走路时就赶紧抓住机会重出江湖，把那些自己听着都想吐的歌好好包装一番发行出去，等到钱赚的差不多、姑娘操得差不多、人老得差不多的时候再从某某颁奖典礼上拿个终身成就奖，然后反复考虑以确定是去美国还是法国还是加拿大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