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人情社会，被人称为是个很有“人情味儿”的国家。人情，有多种含义，包括人心世情、情面、情谊和婚丧喜庆交际所送的礼物等。中国号称礼义之邦，一般说来，人情作为人之常情，是人们之间的正常交往，是人们心灵的相互沟通，是维系人们感情的一条纽带，也是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和动物界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人们相互之间，多一点人情，就少一些冷酷；多一些沟通，就少一些隔膜，因此重人情、讲人情并无可厚非。当然这里所说的，是正常的人情。但如送人情、做人情成为一种时尚、一种风气，其情形则要另当别论了。人情一旦变了味儿，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因为“人情”在有的时候，也可以成为买卖甚至行贿的代名词。

    正在召开的两会，反腐败是一个热议话题。笔者不久前所写《反腐败的文化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源远流长的贪渎文化，有四个支柱观念，民间、官场都有市场，排在{dy}的就是“人情高于是非”。这个“人情”，就是指变了味儿的人情，扭曲的人情，变形的人情。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除了朋友、亲戚间的正常往来，变味、扭曲的“人情”，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一，实用主义型。一些人长期相处一村、一乡、一城、一市、一单位，多年“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忽然有{yt}一方手提大包小包的“人情”找上门来，多是临时因事有求于对方，而且这种事情或非对方不能办成，或虽可以办成，但找他最省力，也最捷径，所办的事情也大多不太容易或有违原则、规章、制度。于是见面攀亲叙旧，畅谈友情，猛套近乎，亲热到可以无以复加。一旦事情办成，其热度就可能急剧降温；如果没有办成，人情还可能变成绝情。这是一种“平时不烧香，急不抱佛腿”、“无事不登三宝殿”式的市侩人情，其厚薄、冷热全以对方的使用价值和自己对这种使用价值的可用程度为转移。在重这种人情的人那里，友谊只不过是市侩的外衣，感情也不过是用处的借口而已。

    其二，趋炎附势型。这种人情的投向，是那些权位显赫的部门和人物，或为寻个靠山，或为借重名气，或为祈求方便，或请“高抬贵手”，只要对方大权在握，地位可用，没关系也要想法拉上关系，不认识也要强装认识。同样一个人，没权时可以视他为路人，发迹了就敢认他做亲娘舅；还是这个人，往常死了亲老子也不见得会有多少人帮忙，如今孙子过生日也有大批人上门道喜。诚所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其折射出的炎凉心态正如一位秀才金榜题名后在一付自嘲联中所写：“忆昔去岁，饥荒五、六、七月间，柴米尽焦枯，贫无一寸铁，赊不得，欠不得，虽有远亲近戚，谁肯雪中送炭；侥幸今年，科举头、二、三场内，文章皆合式，中了五经魁，名也香，姓也香，不拘张三李四，都来锦上添花”。某县一位局长，过五十岁生日，贺喜者甚众，送来的各种礼品价值数万元。该局长因收礼过多，受到了党纪处分，也被撤掉了行政职务。后来他儿子结婚，估计会有不少人来，准备了七桌酒席，结果来客连四桌也没有坐满，气得该局长直骂：“什么人情，有权有势就有人情！”这里的人情，换种说法就叫人缘。人缘好坏，与当事人使用价值成正比。这位局长过生日时贺喜者门庭若市，大概还认为自己很有人格魅力，人缘真的不错；等到儿子结婚时门可罗雀，才知道原来的“人情”大部分是冲自己局长官位来的。官位丢了，人贬值了，“人情”当然就淡了，“人缘”也就差大发了。

    其三，投资生息型。此类送人情、走人情者，是以商业规则来指导自己的人情行为，他们把人情看作一种投资，对他们投出去的人情资金除要求按一般的商品交换原则获得等价补偿外，还要求得到一份额外的人情“利润”。而且“利润”的期望值或期望比例越大，他们投下的赌注也越大。用精通此道人的专业术语来说，这叫“感情投资”。想升官者，送人情是为了让人“提携提携”；企图偷税漏税者，送人情是为了让人“高抬贵手”；违法犯罪者，送人情是为了让人“网开一面”；……这实际上是一种以人情作伪装的行贿行为，双方都心照不宣。由行为者的商业人格所决定，其送起“人情”来往往非常慷慨大方，一旦收不回投资也往往最绝情、最无情。近几年有的贪官，许多由行贿者告发，原因就是行贿者的要求没得到满足。

    那些用人情之名掩盖着的行贿事实且不必说，仅以人们观念上认为尚属正常交往的人情而论，近几年的价码就在相互攀比中不断升级，日益向xx化、贵重化方向发展。在南方某省，一段时间流行送“摇钱树”。一棵“摇钱树”，用面值不等、总额为8888元的人民币做成，取其谐音“发发发发”之意。与攀比风、xx风并驾齐驱、同步发展的还有人情的不断花样翻新。近几年，除原来通行的婚丧嫁娶之外，在不同地方又不同程度地流行起了“生日礼”、“节日礼”、“生儿育女礼”、“升学礼”、“升官礼”、“乔迁礼”、“晋职礼”等，甚至还有什么“消暑礼”、“御寒礼”，名目可谓应有尽有。而且“节日礼”也从单一的春节向元旦、中秋、端午等法定或民间传统节日延伸。有些人家境并不富裕，遇事还要装“穷大方”；有些人情本来送也可不送也可，人人都送自己不送显得自己不近人情，于是只好从众随大流。世上诸多需表示的人情，加上高额的人情费开支，还有许多有关做人情的成文不成文讲究，使许多人耗尽心思，仍感艰于应付，以至发出了“过节即是过灾”的感叹。本应是给人们带来温馨与欢乐的人情，现在却使许多人感到为它活得特别累。这就是生活在中国式人情社会的无奈。

    此外，中国式人情危害也不少。一是造成极大的物质浪费。正当的人情往来，多数送人情者，对选何物品送人情所依据的参考标准首先是美观、有象征意义、拿得出手又不扎眼，其次才考虑到物品的实用价值。属于凑热闹、捧场之类的人情尤其如此。这就使一些使用价值并不太大或虽有使用价值却又不能大批量使用但符合前述选择标准的物品得以被当作人情流通于人们之间。比如原来亲友结婚流行送被面，一宗喜事办下来，被面往往能收几十条甚至一二百条；后流行送毛毯，一桩婚事过去，又往往能收几十条甚至一二百条毛毯。这么多被面、毛毯，用，几辈子用不完；卖掉，有负亲友一片美意；放着，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浪费。无可奈何中的上策，就是等别家结婚时再拿去送人，其结果是这些东西除了作为人情到处“流通”以外，到那里都是一种闲置式消费，实际还是浪费。而且人情的档次越高，造成的浪费越大。

    二是导致人际关系庸俗化。在上述几种不正常的人情中，人们之间的友谊、亲情实际上异化成为一种物化关系、相互利用关系、买卖关系甚至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凝聚了人情，而是离合着人情；无助于人情的升华，却可以加速人情的冷却。事实证明，这种依靠物质利益建立并维系着的人情，在甜蜜的微笑后面，往往隐藏着的是一个市侩、势利或商业味十足的灵魂；支持其表面而短暂的热情的，往往是一颗沾满铜锈的心，热情越高，预示着的冷寂可能越长久。而且人际关系一旦被物化，其热度便只能由物质因素来保持，这反而又会成为人们沟通与交往的心理障碍，因为不送东西走亲访友显得没有热情，总送东西又不胜其负，久而久之，亲密也有可能走向疏远。而对于实用主义和趋炎附势式的人情来说，因为这种人情建立和保持的前提是一方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地位，而任何人都不可能{yj}性地保有其权力和社会地位，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人情更不可能巩固长久。一旦这种前提不再存在，原来那种炽热的人情就有可能化作一滩冰水，原来的“门庭若市”也有可能变成“门可罗雀”，徒为一些人心头增加几分“世态炎凉、今不如昔”的伤感。

    三是拔高一些说，它败坏党风，污染社会风气，助长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许多看来貌似无缘无故来送人情的不速之客，恰恰都是有缘有故才来，不是想收买对方的权力，就是要借重对方的地位、名声，或为谋个前程，或为图点私利，或为寻求一个保护伞，或为通过对方在某件事上打一打法律与政策的“擦边球”，为了达到目的，就拿“人情”为钓钩、为诱饵。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引诱，见了大包小包红包绿包的“人情”，便会把党纪国法道德良心统统拿来去送人情，导致正事邪办、邪事正办、公事私办、私事公办。某些饕餮之徒尝惯了“人情”的甜头，还会发展到没有“人情”就索要“人情”，不送人情就别想办事，进而一步步堕入索贿、受贿的犯罪深渊。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办事先送礼，无礼不办事”、“办事一定要先表示‘意思’，表示了‘意思’才有意思，不表示‘意思’就别想有意思”等，便是对不正常人情的真实写照。此类被扭曲的人情，实际上是对人情的亵渎，在温情脉脉的人情后面，被践踏的是党纪国法，被玷污的是道德良心，其流行于社会之上，则污染社会风气；渗透于党员干xx伍之中，则干扰、破坏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近几年，由于它的盛行，助长了某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也使许多人因此而触律犯法，其社会危害尤为严重。

    中国是人情社会不假，但如根据有的甚至对不认识的人，还要想法设法请人引荐，送礼上门，三拜九叩，就认为中国人全都非常重友谊、讲情义，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式人情，总体而言，既不是博爱的同义语，也与社会公正无关，更与“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不搭界。相互之间有无人情，一看是不是熟人，熟悉就有人情，不熟悉就不要怪他无情；熟人之间有无人情，则要看对方有无“价值”，如果你是一个谁都不看好的“垃圾股”，就不要怪别人不肯花钱在你身上投资。不熟悉又没有“价值”，那就对不起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有的人讲“人情”、做“人情”、送“人情”，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不平等，制造不公正。勿庸讳言，当前在我们这个人情社会，一方面是戴着人情、温情面纱的市侩、势利、商人式的灵魂到处游走，另一方面是人性的泯灭、人情的淡漠令人担忧。就前几年报道过的一些事件来看，某些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歹徒在数十人众目睽睽之下将一名妇女轮奸达数小时之久，竟无一人敢管；流氓在大街上肆意污辱妇女数百人围观，却既无人出面制止犯罪也无人报案；小孩落入水中未救人先议价，终因延误时机而葬送了本不应死去的生命；还有一些人为不正当目的送人情、做人情慷慨异常或为二奶、三奶直到七奶、八奶一掷万金，却不肯为救助失学儿童向“希望工程”捐献一分钱的“人情”；三位大学生因救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某打捞服务有限公司在索要3.6万元打捞费、敲诈勒索300元香烟和矿泉水费同时，还宣称“只救死的不救活的，钱不到位就不救人”，而且多次警告渔民不许打捞长江荆州段的尸体，否则“砸你们的船，烧你们的网”……同样生活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他们的人情哪里去了？他们所缺少的，难道仅仅是做人上的人情味儿吗？

    人情从其本义来说，是指人们之间的真情和友谊。中国传统的人情价值观，所推崇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贫贱之交不可忘”那样的人情，所赞赏的是奉献式人情、怜贫惜弱式人情、见义勇为式人情、雪中送炭式人情、纯洁的人情，所鄙弃的是势利眼式人情、买卖式人情和沾满铜臭味的人情。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不少关于人情的佳话流传；而且在近几年，我们的社会上也涌现出不少应该倡导、弘扬的人情事例典范。对比那些人情名义掩盖下的势利、贿买行为，那些为“希望工程”伸出无私援助之手的人，就是最有人情的人；那些为灾区捧献一片爱心的人，是最有人情的人；先后赡养6位孤寡老人、资助14名贫困学生上学、在自家工厂安排8名残疾人工作的林秀贞和割肝救公公的大孝儿媳张建霞，是最有人情的人；那些几年、十几年如一日从事公益事业的“青年志愿者”和各种各样的“学雷锋小组”，那些拒腐蚀、xx沾，不为人情开后门、不拿原则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交易的人，同样是最有人情的人；关心群众如孔繁森、谷文昌式的干部，见义勇为如长江大学舍己救人大学生英雄集体，更是最有人情、最讲人情的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人情，它代表着人情的健康发展方向，也应该成为我们这个重人情、重感情的民族的人情主流，成为我们社会人情的楷模和典范。

    社会性的人情行为是人们所信奉价值观念的缩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在全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学习教育，要划清“四个界限”，其中之一是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中国作为人情社会，是不是也应该在提倡什么样的人情问题上划一划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