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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藏家的黄金岁月

     大约从本世纪初到30年代抗战爆发之前，这30来年的时间，可推为本世纪收藏家们的黄金岁月。

    这个时期，由于辛亥革命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余震”反映到收藏界，就使得传统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了聚散和流转的过程；同时由于中国考古的几次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发现，以及国际文物市场上中国文物的“走俏”等因素，民国时期的收藏家们便占尽天时地利，传统的收藏家的队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原先，衣食依附于清廷皇室的满族皇亲国戚，以及近臣太监，他们平素就聚敛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手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皇宫里流出来的宝贝，或是皇帝赏赐，或是得来不明不白。待末代王朝的大厦一朝倾覆，后台垮了，在经济告急的时候，家传的古董就不再那么神圣，逐步散了出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本是北京玻璃厂的好主顾，辛亥革命后倒了过来，反求玻璃厂老板们帮他们卖宝解窘。大名鼎鼎的文葵、载润、载沣、宝熙、溥儒、溥杰等都是这样。宝熙后来不仅自己卖文物度日，还帮人家卖。他本是清廷宗室后裔，当过学部侍郎，有学问，又跟玻璃厂的掌柜、伙计个个都熟，那些怕失脸面的贵族就请他代卖。末代皇帝溥仪的兄弟溥杰家中的一个商代古铜尊，就是经他的手卖出的。后来宝熙在东北去世，子女仍继续出卖他的藏品。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了巴结张作霖，把家藏的御制题咏董邦达《淡月寒林图》和一对乾隆款的瓷瓶派人送了去。末代王孙溥儒是摄政王奕讠斤的孙子，民国后一二十年，不仅偌大的恭王府已抵押出去，就连为母亲办丧事的钱也拿不出，传世的{dy}法书名迹《平复帖》就这样散了出来。后来，连逊帝溥仪也嫌民国政府给的钱不够花销，编造了“赏溥杰单”，偷偷地将一千多件文物带出紫禁城，运到天津，有不少被抵押在银行里。其他旧僚百官，其状况更可想而知了。

    大清王朝的{zh1}一批所谓朝廷命官，从政治舞台退出之后，有的进入北洋政府继续当官，也有一部分不愿食民国“周粟”的，就躲到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租界里当了寓公，或者回家养老，他们中有不少人是靠变卖文物度日的。xx金石学家、藏书家、原甘肃省学政叶昌炽，xx版本目录学家、收藏家、原天津造币厂监督刘世王行，原两广总督陈夔龙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罗振玉则跑到日本，卖掉了不少文物。还有一些晚清老资格的大官僚、大收藏家，本人过世之后，后人多不能守业，也开始靠变卖{zc}文物度日。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实际上能传三代的藏家已寥若晨星，多数家庭在{dy}代人去世之后，藏品就很快地散诸市肆。受知于李鸿章而官至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素以收藏闻名，1916年去世后，藏品陆续散出，尤其号称数十万之巨的“愚斋藏书”，绝大部分在民国年间由其后人“三家分晋”，分成三份，分别赠予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山西铭贤学校，而精善古秘之本，则由中国书店整批购下，然后散售而尽。原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苏州人潘祖荫，在政事余暇广事收罗，金石书画无所不收，堪称江南之冠；西周重器大克鼎、大盂鼎曾久居其室，然而他本人去世后，其“攀古楼”藏青铜器除大型器件外，几为童仆盗窃一空，李鸿章的侄孙李荫轩曾购去不少。潘氏xx的“滂喜斋”藏书亦逐渐散尽。浙江杭州以收藏和补辑文澜阁四库全书而闻名的丁丙、丁申兄弟，有“八千卷楼”藏书，号称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然而丁丙去世不久，其后人经商失败，亏空巨万，只好由官方主持出卖家产赔偿，以75000元的价钱，将“八千卷楼”售与江南图书馆。道光年间的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大收藏家陈介祺，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和上万方古印闻名，一生收藏涉猎古铜器、古印、陶器、封泥、碑版、瓦当、石刻、古钱，大凡古人遗存之物，无所不收，身后藏品于本世纪初亦星散殆尽。还有大名鼎鼎的两江总督端方，一生聚敛有如山海之富，而1911年被四川新军刺死后，不数年，藏品就陆续散出，连当时最负盛名的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西周木乏禁共20件，也漂洋过海，被美国人福开森转卖到了美国……在封建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豪门贵族是一人得势，鸡犬升天；而一旦失意落拓，或台柱倾覆，整个家族连同所有藏品的败落星散之速，有时外人竟难以想象。

    日寇炮火下的文物大战

    八年抗战，对中国收藏界来说，是继1900年庚子之乱和辛亥革命之后，又一次更大规模、更长时期的大动荡、大聚散和大劫难，损失的文物无以计数，被日本帝国主义公然破坏和劫掠去的珍贵文物有目共睹，不少收藏家为保全藏品而受尽磨难。

    xx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创办的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已是藏书50万册和收藏图片、照片5万余幅的东方{dy}大馆，其中经鉴定和整理过的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扬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已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还有2641种全国各地的地方志25682册。这些藏书是张元济先生集几十年的功力和心血而致，“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先后收购了绍兴徐氏熔经铸史斋的全部藏书、长洲蒋氏十印斋藏书、广东丰顺丁日昌持静斋藏书、清宗室盛氏意园部分藏书，以及太仓顾氏谀闻斋的藏书……可是“一·二八战事一起，日本人轰炸上海闸北，整个商务印书馆厂区，连同东方图书馆藏书，即刻化为灰烬。幸亏在敌机轰炸之前，已有500多种善本书抢先运到租界内的金城银行保险库，否则将是片纸不留！

    在“一·二八”战火中遭受灭顶之灾的还有吴兴人周越然的言言斋。周氏曾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言言斋是一幢西式二层楼房，藏有线装书178箱，内中以宋元旧版、明清精钞闻名于世，还有西书整整xx橱。“一·二八”战火一起，周氏几十年的心血即刻化为灰烬。

    xx学者、藏书家郑振铎，初在“一·二八”中被毁书数十箱，继而在1937年“八·一三”战事中，其存于上海市区东部之书，又悉数付之一炬，所藏又去其半数。郑先生叙述其时情景：“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xx，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欲聋。昼时，天空营营如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焦纸，遍天空飞舞如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坠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然处此凄厉之修罗场，直不知人间何世，亦未省何时更将有何变故突生……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亦有以双篮盛书，肩挑而趋，沿街叫卖者……战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渐出于市。”（《劫中得书记》）其情景之惨烈，可想而知。

    安徽贵池刘世珩之子刘公鲁，三代人均为收藏家，其祖父刘瑞曾官上海道台，藏品山堆海积。其家藏两部《玉海》，一部为宋版，一部为元版；唐代宫中乐器大小忽雷二具也曾在家多年，所以其门楹有“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的对联。抗战中刘公鲁为避战火移家苏州，不久苏州又沦陷，家人均往乡间避难。刘公鲁不忍丢下此累世收藏，誓与藏品共存亡。果然鬼子打进城来，烧xx掠，太平巷内一片狼藉，刘家被抢去文物不知其数。刘公鲁本人惊吓成疾，不久便逝去。

    “江南三大名儒”之一的高吹万老人，家住金山张堰镇，所居有花木回廊之胜，占地10亩，取《诗经》“桑者闲闲”之意，取名为“闲闲山庄”，其收藏名动一时。抗日战争中，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张堰镇首当要冲，“闲闲山庄”顿成废墟。其藏书藏画270多箱，大半毁于此时。高吹万携家人深夜乘舟逃命，由吕巷至虹桥，船居半月，食物断绝，饥寒交迫，极尽流离颠沛之苦。待战事稍停，其家人于废墟中零星收捡，仅得书画碑帖2箱，残书24箱，其余全部付诸荡然。

    上海工部局总办潘宗周收书唯宋元旧版是嗜，1939年去世后，107部宋元版书由其子潘世兹先生继藏。为避战火，潘先生只好请英国人帮忙，将其藏书运抵香港，寄存在汇丰银行保险库，直至全国解放才取回。

    叶恭绰在抗战中不愿去重庆，只得避之香港。临行大批藏品无法安置，只得分成数份，赠送亲友。随身不便多带，只能精简再精简，将字画去掉卷轴，甚至截去题识。香港天气阴湿，所存文物大多受潮至损，苦不堪言！

    清末京师大学堂总办李盛铎的木樨轩藏书，已是四代累积。先是“兼并”湘潭袁芳瑛的“卧雪楼”，后又购进不少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散出之书，仅宋元古版即达300余部，被伦明称之为“吾国今日{wy}大藏家”，也在抗战中全部散尽。数百卷敦煌卷子被日本人“买”去，其余藏书于1939年由北京伪临时政府整批购去。

    抗战中国民党政府迁往内地，一大批机关、学校、研究单位随之西去，一些不愿留在沦陷区的工商界人士亦纷纷打包入蜀入滇，一向珍爱的古玩、字画、碑刻之类，能带走的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只好忍痛卖掉，市面上文物价格一时大跌。乱世人心惶恐，不知何时命将不保，又何来玩古雅兴！一时流向市场的文物不知有多少。一些不愿跟蒋介石走的人，就走香港、澳门，或是把藏品存入租界内的外国银行，以求保护。而到达内地的一些机关、学校的人员，生活上一时无法安定下来的，仍是解开行囊，打藏品的主意，无非是抛向市场，以求柴米之资。先期到达昆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施蛰存等，属于已经安顿下来的人员，已开始在黄昏时逛“鬼市”了。沈从文那时从地摊上“淘”来的古代服装和饰品，后来在研究撰写中国古代服饰史时，居然就派上了用场。

    至于中国政府官方所藏文物，主要是故宫文物和原南京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的藏品，在华北吃紧之后，只得作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文物被装入14000多只箱子，从北京城一路南下，先到南京，再送贵州遵义、四川重庆。把藏品里三层外三层包裹停当，再次装箱，马拉车载，一路上费尽周折才到达大西南。一部分先是安顿在贵州遵义，再转道四川重庆。重庆又遭轰炸，再运到宜宾和峨眉山区，抗战胜利后这批宝贝才又运抵南京。解放战争爆发，原属故宫文物大都未能够再返回故宫，而是随国民党xx在大陆的溃败运到台湾去了。这就是现存台湾故宫的大宗藏品。当初，由原故宫博物馆古物馆馆长徐森玉押送的文物车队到达遵义时，日本人派飞机尾随其后进行轰xxxx爆炸处距文物车队停车点仅差两条马路，其惊险场面，今人闻之，尤觉胆寒！

    在抗战中民间珍藏大量散出的时候，一些外国收藏家和文物大盗尤其是一些日本人，瞅准了这个机会，纷纷来中国“搂货”。他们各有各的胃口。美国人喜欢中国古瓷器和青铜器；日本人喜欢中国的古代石雕和木雕艺术品；法国人喜欢色彩和纹饰优美的陶瓷工艺品；而英国人和德国人则喜欢有历史价值的、收藏意义久远的物品。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物进行掠夺的急先锋，首推日本的山中商会。

    这个山中商会，是个国际古玩市场上的大户头，总部原设在巴黎和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移到纽约，在北京设山中商会北京分会。从民国初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它的业务未断过，专门从事中国文物销往欧美的国际xx，其北京分会经理叫高田。山中本人每年春秋两次到北京，视察业务，这时琉璃厂的古玩老板们就会带来各式各样的古玩珠宝，云集麻纱胡同的盛家花园。山中挑足宝物后就携往欧美，转手销售。山中和高田做下的其中一宗“买卖”，就是破坏我国北齐时代至唐代的石雕艺术群址———山西太原天龙山佛教石窟造像群。

    天龙山石窟造像群，在今山西太原天龙山的山腰，共21个洞窟。1至8窟在东峰，9至21窟在西峰。1至3窟始凿于北齐文宣帝高洋经营太原陪都时，余皆隋唐开凿之物。其中第8窟建于隋开皇四年（584年），是{wy}的一座纪年窟。第10、16窟前有仿木构窟廊，是研究隋代建筑的实物。第9窟为唐xx凿，是二层阶级的摩崖造像，上层倚坐大佛高达7米余，面相秀美，比例准确，衣纹写实；佛前一尊观音菩萨，形体饱满，衣纹、璎珞的装饰感极强；窟前原有三层木构建筑。第14、18窟是平面方形的小型窟，有唐代最精美的石刻造像，坐式突破了造像传统规格的束缚，极似真实的人体，安然闭目，是唐代{zj1}写实风格的典型之作。

    这批1500年前的精美艺术品，被山中商会“相”中了。他们买通了北京的古玩商人倪某，把这些菩萨头一个个地砍了下来，装进木箱带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往世界各地。这批佛头，现在美国哈佛大学的福格博物宫所藏最多，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次之。以至于现在人们来到天龙山，满目皆是断头残臂。据统计，他们当时共砍去300多个佛头！高田为“安全”起见，以防走漏风声，据说还买通了山西的“佛爷”阎锡山。

    中国猿人化石在北京协和医院“失踪”的故事，也同样是日军占领北平之后耍的阴谋。

    1929年，科学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地区发现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后，当时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这些化石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楼魏敦瑞研究室的两个大保险柜中。1941年11月日美关系紧张后，为了安全起见，就从保险柜中取出装箱，送到美国大使馆，准备运往美国暂存，同时装箱的还有从云南、广西等地发现的各种化石，除了头盖骨，还有中国猿人的股骨、上臂骨、上颚骨、锁骨、肩股等等，总共100多件。谁知前来接应的船只由马尼拉开往秦皇岛的途中，被日舰追击而沉没于长江口。不久，12月8日日美战起，美国大使馆及各地军事仓库均被日军占领，这两箱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就告“失踪”了。直到1945年12月，天津大公报刊发了中央社驻东京的消息，才把这事捅出来，说是这批化石在东京被发现！

    当时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标本，损失达67箱之巨，连同图书资料、出版物、研究报告又30余箱，均在日寇占领北平之后，被拉到东城根，一把火烧掉了！

    日本侵略者对东北地区的文化掠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在掠夺文物、毁灭历史遗迹之外，他们甚至不惜编造历史，抹杀历史，用来麻痹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从而服从于他们的历史观。

    原在旅顺口以东金山后的唐代碑刻，是存于东北地区的{wy}唐碑，上刻“敕持节宣劳革未革曷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碑的背面刻有清人建设旅顺口海防，抵御英法侵略军的题记两大段，{zh1}又有光绪乙未兵备道贵池人刘含芳作石亭，保护此石的题记。崔忻是唐开元中出使革未革曷（渤海）的使臣，在此地凿井题名以作纪念。此碑在地理交通史上有极重要的文物价值。日军占领旅顺口后就将其盗运东去，献给了他们的天皇。此事连日本侵略者所著的书里也有记载。

    后金天命年间辽阳新城老满文城门石额，刻着不加圈点的老满洲文字，有大金天命年间年号月日款，是研究清初历史语言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现存天命年款的{wy}碑刻，竟被日本侵略者敲下来运到大阪，而国内连拓片也不易找到。

    在日军占领东北十周年的时候，曾在东京举办过一个所谓的展览会，其展品就是从伪满奉天博物馆里精选出来而“借”去的珍贵文物，包括书画、陶瓷、丝绣等共计200多件，放在东京以炫耀他们对中国的精神占领。可是到了归还的时候，箱内却变成了海产鱼类的标本，“借”去的珍贵文物大半不见了！

    存素堂的宋元明清四代的缂丝绣品亦被日本人骗去不少。存素堂收藏的缂丝是北洋军阀时期的首脑人物之一朱启钤先生的旧藏，后来卖给了张学良将军，“九·一八”以后归入伪满奉天博物馆。这批缂丝绣品许多是从恭王府里散出的，是皇帝御赐之物，不少历经内府著录和历代名人递藏，流传有绪，总共79种100多件。日本人久已垂涎，后来就以必须由日本专家来装裱为理由，选取其中精品缂丝21种，刺绣13种，共34种盗运而去！

    1935年和1939年，日本侵略者还对我国辽代遗迹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刮。祖州是辽祖阿保机寝陵所在地，日本人在那儿作了三个多月的大挖掘，出土文物全部盗运东京，存于当时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其中有阿保机夫妇的玉册残简，极为珍贵，其余辽墓被盗被毁弃的无以计数。

    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都有代理机构坐镇北京，专捡世家旧族后人手里流出的古籍线装书。1938年江南各地相继沦陷之后，各地藏书汇集在上海市肆，日本、伪满和美国各大学都派人来购书，北平的书贾亦南下收购，不仅是善本，连普通本也在网罗之列。

    有掠夺就有反掠夺。在沦陷区的一些有民族责任感的志士仁人，不忍见大批的文物珍宝流落他乡，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凭借个人的能力和财力，想方设法与敌人周旋，力求把那些行将流散出国的珍品买下来，在国内由子孙后代传下去。

    苏州xx收藏世家顾氏过云楼，祖孙五代都是画家、收藏家，以收藏历代书画为主，藏有巨然、倪云林、赵孟兆页、沈石田、文徵明等人的作品总计四五百幅。日寇打进苏州时，他们家的院子里落下一颗xx，房间一面墙上的门窗全被炸飞了，而窗下的两只画箱却意外地无恙。然而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顾家第四代主人顾公雄毅然把儿子安置到乡下，自己带了两大包字画进入上海租界。日本人和汉奸到处打听他的住所，目的是要得到这批字画，顾氏家人和亲属个个严守秘密，结果一张画也未遭损失，直到抗战胜利。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宁肯生活清苦一些也不卖一张画，真正实现了顾氏祖先的遗愿。

    我国商周时期最重要的几件青铜礼器，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盘、大盂鼎等，抗战中亦成为日本人到处搜觅的对象。苏州名门望族潘祖荫的后代潘达于女士，将家传的大克鼎和大盂鼎抬到后院里挖土深埋，再在上面种一棵树，使得日本人始终不能发现。安徽肥西地区刘铭传的后代刘肃曾等人，将家传的虢季子白盘安置在一道貌似断垣残壁的夹墙下，躲过了日本人一次次的追查。抗战中xx的毛公鼎在叶恭绰手里，他本人避之香港，毛公鼎体大无法携带，就留在上海寓所。时逢闹家庭纠纷，一个姨太太走漏了风声，引来日本宪兵前来抄家。叶恭绰的侄子叶公超为此被日本人抓去坐牢，{zh1}经多方营救，才巧妙地对付过去了。

    xx收藏家张伯驹为保护传世{dy}法书《平复帖》，竟遭日本人所指使的绑架！张伯驹宁肯“撕票”也不交出国宝，终于战胜了敌人。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眼看在日军的铁蹄下，诸多亲朋好友的藏书无法保存，日益沦为纸灰，毅然出资5万元，在租界内购地造屋，又联络了实业界巨擘张元济、陈叔通一起，创办了合众图书馆，并从北京聘请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顾廷龙掌管馆务，为抗战中无法保存的世家藏书，创建一个容身之地。自1939年至全国解放10年间，该馆积书20万册，吸纳了江南一带名流的书藏，至今仍是上海图书馆的一大特藏。

    在敌后有组织地抢救珍贵古籍的，是以郑振铎为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这个“同志会”在重庆的领导是蒋复璁，所用的基金是原中英庚款理事会本来决定用于建造中央图书馆的费用，在面临中华典籍大量外流的形势下，决定先用于抢救古籍，主要地区一是上海，二是香港。上海方面由郑振铎负责，香港方面由叶恭绰负责，另有徐森玉和张寿镛、何炳松协助工作。

    “同志会”先后收集了安徽刘世珩、玉海堂、广东莫伯骥五十万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江宁邓氏群碧楼、嘉兴沈氏海日楼、庐江刘氏远碧楼、顺德李氏泰华楼，以及浙江吴兴刘氏嘉业堂和张氏适园的大批善本，总共有4864部，48000多册，普通线装书11000多部。收购过程中，不断有日本人通过书肆贾人横加干扰，要么哄抬书价，要么就抢先购下，再以高价与“同志会”讲条件。这批珍籍先后存放上海、香港和重庆三处，存放香港的还未及运往重庆，香港沦陷了，就被日军劫走，直至抗战胜利后方才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