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天气和心情相关。

昨天，天晴，有风，一路的步子都很轻盈。无论什么，仿佛都已放下。一身的坦然。

今天，天阴，降温，早早到打印店却看到长长队伍的无奈让一整天都处于沉不住气的轻浮中。

女生，总是很喜欢裸泳于意识的涛浪里。连一点风，一阵雨，或者12个星座，一大把塔罗牌都可以扯出心情和命运的秘密。

下午，在图书馆找《傅雷家书》时意外地在某个书架最顶格发现了《李普曼传》。

很陈旧的书，包着黄色的牛皮纸，很厚，感觉翻开再合上会飘起一大把尘土。

可是，难以抑制一瞬间的激动和欣喜。就像你晃过时光的走廊却恰巧碰见某个想念的想见的人时，那样的难以言喻。

我常常跟采访部的学妹激动地提起一本书，《新闻业的怀乡病》。

我说，我很喜欢吴晓波的序言。

他说。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传媒人是从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里寻找到梦想的种子的。

19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沃尔特·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的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着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你，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在一个华盛顿之夜，《新共和》年仅26岁的年轻编辑李普曼被介绍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面前，总统微笑着对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听说你是30岁以下最xx的美国男士。’

我是在18年前的复旦图书馆里读到这些情节的。那是一个月光很亮的夜晚，我从图书馆走回六号楼宿舍，内心充溢着无限的憧憬和冲动。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18年之后依然无悔地走在这条路上，大半是被那天夜晚的月光所迷惑了。

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青年，是被商业浸泡和掠夺了青春的一代人。当我们一无所有地走出校园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繁琐的职业、昂贵的房租和无尽的物质诱惑。为了让父母放心、伴侣幸福、上司满意，我们必须用所有的青春去交换，去预支。于是，有想像力者成了{zyx}的策划家，辞藻华丽者成了最繁忙的广告人，有运作力的人则成了所谓的商业新贵。再也没有人会等待春天早上的那个敲门声，再也没有人可以笔直地站在“总统”的面前。

直到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竟已没有一丝的不安和自怜。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代人的宿命，不管我们有没有瞭望到，它都将如期而至。

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们的梦想已经失落在呼啸而过的路上；我以为，我们注定生存在一个根本不值得大师用文字记载的时代。

直到三四年前读到许知远们的文字，我的想法发生了改观。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青年人已经冲杀到中国{zyx}的商业媒体的核心。在一片血腥的故事和数据之中，这些充满了潮湿的梦想气质的喃喃自语一缕一缕地从水泥深处渗将出来，不管你是否听懂了，是否喜欢，它们依然像蚕丝一般地坚强，它们喋喋不休地念叨着李普曼、亨利·鲁斯、托克维尔、罗尔斯、加尔布雷斯……这些名字像咒语一般富有魔力，给一个平庸、浅薄而让人不耐的商业世界平添了一份怪异的精英气质。”

无论是李普曼，还是吴晓波，还是许知远，亦或是对新闻和传媒有想法的你、我，我们都应该怀着那样的憧憬和自信。

自信我们是可以用文字将充满了潮湿的梦想一缕一缕地从水泥森林里渗透出来。

虽然，我们生在这样言论不自由、信仰不自由、新闻不自由的国度。

虽然，所有的真相来到这个世界总是要经过“意识形态”“政治正确”“人欲”的谋杀。

我们却依然相信，所有的“虽然”之后都会有一个“但是”，就像所有的“山重水复”都会有“柳暗花明”。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的小文青，这是我情愿相信的。

上dx姐姐的课时，她说，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自由，没有{jd1}的自由。

想起上周毛愤青说，你们考试呀不要写“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自由，没有{jd1}的自由”此类的大套话。

此两老师的风格迥异。

一个执教外国新闻史，却丝毫没被国外开放的学风影响，提问，做笔记，念材料，时不时的大笑，让我们面面相觑。

一个执教中国新闻史，却丝毫没被传统保守的学风影响，张嘴就是对世界对社会对D的愤懑，有些过激的言论，让我们觉得刺耳。

我跟家驹说，他们俩互相考对方然后互相改对方的卷子应该是都挂科吧。

这学期确实有些课很好，好得相见恨晚。有些课很不好，不好得一相见便想说再见。

然后战战兢兢地看了大学四年的教学计划，突然xx坦然。

想起学姐的签名，查查教学计划，我毅然把课退了。

所以，我毅然把宛若天书的国际经济法退了。

再看看教学计划，突然有点忧伤。

仿佛四年的学习生活一览无余。

其实也很快。

过完这一学期，申个交流玩一学期，然后大三下在狂补专业课一学期，大四实习一学期，写毕业论文。

然后这四年就哗啦一下子over了。容不得你半点留恋和晃神。

时光苍白的手掌，无意摊开了一幅没有边框的凄凉。

呈现的却是一抹无穷无尽的金黄。

而年少时我们的天堂，地址不详。

所以我们，或是寻找，或是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