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放区的电影工作

袁牧之 

解放区开始有电影工作是在1938年秋季，在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成立了电影团，下辖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当时技术人员很少，摄影队的六七个干部中，只有三个电影专门工作者。

1939年1月，摄影队从延安出发到华北敌后，拍摄了{dy}部解放区的历史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以后摄影队回到延安，在国民党反动派物资封锁下，继续拍摄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影片。这些影片都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制成的。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4月下旬，我们接管了长春伪“满映”制片厂。5月上旬，因为战争情况，将该厂器材及部分旧有人员迁至北满合江省兴山，开始建立人民的电影制片厂——即现在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同时拨出重要器材的三分之一及少数技术人员，进关交予华北解放区，拟在华北另外建立一个电影工作的据点（后来成立了华北电影队）。

当时我们虽然有了器材，但如何建立起为工农兵服务的人民电影事业，仍然是一个十分困难的课题。

建立“东影”厂，首先忙于搬家和安家，从长春搬到了距离佳木斯100余里的矿区——兴山，除了器材之外，一切都要重新着手建立，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伪“满映”，如何改造他们的政治认识，是当时首要的课题。而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是从未从事过电影工作的，如何动员他们去学习并掌握电影技术？也成了建厂初期的最重要的关键。同时又必须吸收广大青年，以培养大量技术方面和其他方面的干部，来适应当时与以后的需要。这样，我们便从有了器材，学习政治，掌握技术，培养干部来构成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基础。

制片工作是从1947年开始的。初期的制片方针是先从新闻纪录片做起，从1947年5月1日生产出{dy}部作品起，到1948年底止，共生产了9部作品，平均约两个月制成一部。

这一阶段前后共两年时间，从最初的搬家与安家中获得了生产工具，又从工作中培养获得了初步的人力，这是新的人民电影制片厂中生产力的初步形成，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健全新的生产关系，并尝试有计划地进行生产。

为此，进一步开展了“正规化、科学化、统一化”的三化运动；订立了保证生产的规章，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订立了1947年的生产计划，任务较前一年增加一倍，即平均每月生产一部作品，全年制片12部，共10万尺成品的计划。

关于华北电影队，1946年原拟在张家口成立一个电影制片厂，但当时由于张家口的战事关系，不得不暂时迁至山沟里，在华北xx政治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华北电影队。他们当时所遇到的困难，无论从人力、物力来说，比起“东影”厂的条件，则更为困难，制片工作很难开展。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他们将大部分机器藏在山洞里，而将必要的制作器材装备在一辆大骡车上，在任何情况下，他们xx同战斗xx一样，可以随时随地转移。他们发挥了高度的热情和创造性，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工作，用手工业方式完成了一些新闻纪录片。例如，要从三里外挑水来冲片子，天气热，大家就用扇子扇片子，录音要靠摩托车发电，拷贝机则用旧的摄影机代替，不能调光，没有自动回转。所有这一切，{wy}的办法只有用手来解决困难，但也终于先后完成了两号新闻纪录片。

根据上述情况，解放区的电影事业，从两手空空发展到有规模的制片厂的建立，这之间曾与种种的困难作斗争，但更重要的是与思想进行了斗争，这是人民电影事业成长起来的主要因素。我们在这几年的过程中，不仅在为建立工农兵电影的理想而学习，同时也从行动的实践去服务。我们的编剧、导演、演员等创作工作者，轮流地深入农村，深入xx，深入工厂去体验生活，搜集材料，探索着工农兵电影的内容与表现方法。

我们的摄影队（已从最初的三个队发展到现在的三十多个队），特别是其中大部分的战地摄影队，雨淋日晒、风吹雨打，在最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地随着xx行军作战。他们不仅意识到作为一个人民电影摄影师的任务和作用，还意识到自己又是一个极有作用的政治工作者。于是便有了更加不顾一切、英勇牺牲的精神，随着尖刀连、尖刀排，以至尖刀班，突击进到敌人的腹地，作战地摄影工作。也正由于这样，而不幸牺牲了我们三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解放战争流进{zh1}一滴血的摄影师——张绍柯、王静安、杨荫萱同志。正是由于他们这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而获得了在中国电影史上空前的纪录片：《解放东北的{zh1}战役》。

解放区电影事业的发展，仅仅只能算是万里长征才开步，尚在幼稚状态中。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区的电影事业也随之扩大到全国范围，今后任务的繁重与前途的困难应当比过去更甚，但只要依靠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它曾引导我们从几架旧的机器起家，而形成了今天解放区电影事业的大发展。

（本文原载《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1950年3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