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的xx教育家有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捷克，1592-1670）、约翰·亨里希·裴斯泰洛齐（瑞士，1746-1827）、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贝尔（德国，1782-1852）、约翰·杜威（美国，1859-1952）、鲁道夫·斯坦纳（奥地利，1861-1925）、马利亚·蒙特梭利（意大利，1870-1952）、让·皮亚杰（瑞士，1896-1980）、利维·维谷斯基（俄国，1896-1934）、本杰明·布鲁姆（美国，1913-1999）等。
“懂教育”的第二点，就是教育工作者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素养。这里所说的专业素养，不仅包括学科修养，还应当包括教育理论修养。以往，我们总是注重前者更多些。但经验证明，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的教师们能对教育本身有更多理论层面的积累和思考，在日常点点滴滴的实践中，他们就不会只是简单地去模仿别人的经验，或者只是简单地从自己的经验中找成功和失败，而会善于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理论的支撑下，进一步认识、思考、设计、创造自己的教学实践。
“懂教育”之三，从事教学和学校管理的人，必须有深深扎根于教学{dy}线的实践。举例来说，如果你在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担任教育方面的领导，就不仅要懂得教育是什么，还必须对自己的学校，它所处的地区、环境、文化，它的主要生源，他们家长的职业、文化背景，家庭的结构状态等，有一个全面而详实的把握。教学与教育管理是一项非常具体的工作，必须与其具体的服务对象、群体契合起来。而“契合”才只是一个“起点”，更重要的是，你的任务不光是要适应这些孩子，还要引导他们中的每一个发展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人，实现自我。也只有当你的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不断磨合、积累，并经过自己的再思考、再提升，才能慢慢修炼出教育的智慧。教育的智慧，是一名真正的教育家必然拥有的。
影响美英两国大学校长遴选的因素主要有“教授治校”传统、高等教育价值观以及高等教育中权力的配置。从任职备件和选拔程序来看，美英两国大学校长在选拔制度上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其中，哈佛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的经验，提出推进我国大学校长由职务校长向职业校长转变的策略：确立严格的校长遴选程序和明确的遴选标准；保持大学校长任期的稳定性；制定合理的薪酬体系；构建多元化、系统性的校长培训机制；形成制度化的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
{dy}，有“悬浮的领导能力”。 悬浮的领导能力，就是领导在专业上都比自己强得多的人，而且要鼓励下属在专业、在学术领域不断向更强的方向发展。我们通常都能够见到这样的人，他并不发号施令，也不站在{ldz}的岗位上，但是他的后面就是有很多追随者。这些都是具有极强领导力的人，在领导学上，这被称为“悬浮的领导能力”，即不是局限于等级和权力的狭小天地中，而是让自己的能力支撑在一个可以无限放大的团队上。
第二，要“满足团队的需要”。在实践中，能够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宋江之所以，成为一百零八个好汉中被人崇拜的大哥，并最终成为梁山的大首领，是因为他满足了一群不喜欢被约束、没有任何组织概念、专业能力极强的好汉，就是能够“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在领导学上，称之为：“只有满足集体和个人的需要，{ldz}自身才能生存和成长”。组织学顾问吉尔·简诺夫认为：“领导是一种行为，而非角色。我们总是需要被领导，但履行这一职责的人并不{wy}，视具体情况而定。”
在高校里，既要满个人的发展需要，又要满足组织的发展需要，二者的大方向基本一致，其目标要在微观上相融合。其融合点在组织的信念，大学{wy}的信念“办学理念”上。一般来说，高校的行政工作人员，需要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后勤服务工作人员需要在金钱上得到满足；而教师，在生活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专业与学术上的进步是{dy}需。校长只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使用“钱”对下属进行激励，那么，他身边就很难聚集优秀的人才。作为一名{ldz}，要提高自己的领导力，就不能单纯地使用控制。
近年以来，建设世界{yl}水平的大学，已经成了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无论是国家教育部的“211工程”和“985工程”，或是召开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也无论是教育部所属的重点大学，或是地方新组建的所谓“航母型”大学，都提出了要创建{yl}大学响亮的口号。环顾我国今日之高校，真是一派“千军万马争{yl}”的局面。平心而论，无论是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或是为了实现中国人的诺贝尔奖之梦，我们都需要少数几所真正的世界水平的{yl}大学。但是，{yl}大学决非是靠造势，而是一个漫长的学术积累和艰苦地创造过程，任何急功近利和浮躁的作风都是有害的。再说，建设世界{yl}水平的大学，除了需要多方面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外，至关重要的是要选出能够率领大学向着世界{yl}目标奋进的创造性的校长。这个问题至今仍被各方面所忽视，甚至我们现在选拔校长仍然还是陷入在误区之中。如果这个问题不尽早解决，即使我们拥有了{zh0}的教育资源，但创建{yl}大学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其实，自近代我国高等学校诞生以后，在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了几种类型的大学校长。我把他们分为三种类型：{dy}类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他们本人都是学者，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但以专事校长之职为已任。这是指从19世纪末到1949年建国以前的办个多世纪，这期间出任校长的人，大多都是这种类型的。本来，我国近代高等学校的诞生，就是学习西方科学和教育的结果。因此，那时大学的体制和校长的产生，也都是模仿西方国家的一套作法。这个时期的大学校长，具有以下特点：
（1）、留学西方国家，或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仅具有某学科专长，而且还很了解西方的教育制度。例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陪，留学德国、法国，专长于哲学、教育学；曾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留学美国，获教育学博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留学美国，获物理学博士；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接受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留学美国，获气象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留学英国，专攻化学；原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论，留学欧美，专长于历史学；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留学美国，师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创办晓庄师范，亲自任校长．．．．．．
（２）、校长没有任期，任职时间一般都比较长。一个校长如果不遭到教授和学生们的罢免，自己又愿意留任，那就可以长期干下去。当然，并不是每个校长都能够长期任职，有的任职几个月，多数是一两年的。那些成功的大学校长，都是从竞争中产生的，他们都是职业教育家，往往有在多个大学或教育部门任职的经历。例如，蔡元培曾任过爱国女校校长、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前后共13年；蒋梦麟曾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前后共20年；梅贻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校长、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总共26年；罗家论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校长，前后共15 年；王星拱曾任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校长，前后共15年；张伯苓不仅创办了南开大学，任职长达30年，而且他与梅贻琦、蒋梦麟共同担任西南联大的常委委员。此外，他先后还担任过保定高等学堂总教习、清华学校教务长、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董事、齐鲁大学董事长、东北大学校务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
（3）、他们都享有充分的独立自主办学权，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育家治校，这是世界各国发展教育的普遍规律。在解放以前，我国大学的校长也是这样作的。众所周知，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仅是他个人而且也是北京大学最辉煌的时期，他所提出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理念，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但同时，他为了行使独立权，曾几次提出辞职。例如，他在1919年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②
罗家论曾任中央大学校长十年，被认为是南京中央大学和他个人“黄金十年”。但是，南京政府许多人不喜欢他，蒋介石不解地问道：“罗家论治校有方，为什么政府不少人不喜欢他呢？”答曰：“政府一些要人向他推荐教师，他拒绝接受。”罗家论经常说：“聘人是我最留心的一件事”。正是他这种不唯上、不循私、不拘一格的用人思想，才延聘了一批学术大师，如庄长恭（化学），施士元（物理），马寅初（经济），徐悲鸿、张大千（艺术）、宗白华、闻一多、徐志摩（诗人）童第周（生物）、金善宝（农学），等等。
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他所创建的政绩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办学理念核心是“求是”精神，他所说的“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爱国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对于“求是”精神，他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和“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三文中作了全面的阐述。正是由于竺可桢校长身体力行地实践了“求是”的校训，所以浙江大学的人气最旺，大师级教授云集，办学成绩斐然，她被称为是③
第二类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他们都是革命干xx伍中的知识分子，解放以后为了加强对高等学校的领导，他们陆续被派到高等学校担任党委书记或校长。他们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从事过各种学校和教育领导机关的工作，在实践中逐步成为教育家，xx可以把他们称为革命化的职业教育家（或校长）。这一批职业教育家，主要成长和任职于从延安苏区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例如，徐特立、吴玉章、成仿吾、杨秀峰、江隆基、蒋南翔、周荣鑫、刘仰峤、匡亚明、朱九思、林迪生、陆平、徐崇清、屈百川、彭康、邓旭初、刘介愚．．．．．．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与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大批职业化的教育家，从他们之中又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大学校长．概括起来，他们有以下的特点：
（1）革命家的品质与教育家的才干融为一体。在这一批革命化的职业教育家中，他们有的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参加者，但大批的是“一．二九”运动的{lx}和抗日战争初奔赴革命的知识分子。例如，徐特立、吴玉章、杨秀峰、成仿吾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的代表。成仿吾早年留学日本，后来有又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中国共产党，{dy}次把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自1937年到1984年逝世，在47年间他都是工作在教育{dy}线，先后担任陕北公学校长、华北联合大学校长、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山东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真不愧为革命化的职业校长。
（2）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在过去担任大学校长的一批老干部中，要么他们是留学西方国家的留学生，要么在大学是学习教育学的，如江隆基先后留学日本、德国，专攻经济学；屈伯川留学德国，获化工博士学位；董纯才、朱九思都是学习教育学或哲学教育学的，因此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化与教育理论素养。同时，他们又经历了长期的各种类型教育实践的锻炼，以理论指导教育实践，又从实践上升为理论，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家。例如，屈伯川先后担任过关东工业专科学校、大连大学和大连工学院的校长，长达32年。朱九思从创办华中工学院开始，担任该校党委书记、校长长达25年。他从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成为一位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培养了几十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出版了多本教育专著，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革命化职业校长的典范。
（3）为人民服务与造就英才高度统一。这一批革命化的职业教育家，早年都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他们出生入死，树立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生观。同时，革命斗争的实践，又锻炼了他们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工作方法、群众路线和清正廉明的优秀的品格。革命胜利以后，他们不少人又转入到高等学校工作，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融入到造就英才的伟大事业中去。蒋南翔就是这样一位为教育奋斗一身的职业教育家，他的一生就是一部学校工作的历史。早年，他一直在北京、上海的大学里做地下工作。解放以后，他先后担任哈尔滨大学政治部主任、东北青年干部学校校长、清华大学校长，后来又担任高教部、教育部的部长，长达20余年。他领导的清华大学不仅是培养工程师的“摇篮”，而且科研成果也居全国之冠。可以无愧地说，他的一身贡献给了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他的教育思想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这类校长的长处是自不待言的，那就是他们大多数是专业造诣很深的学者。对于他们来说，双兼挑无疑是很重的负担，他们的苦衷也是难于言表的。虽然不排除他们之中有个别的优秀校长，但是就大多数而言，这类校长并没有用其所长。这类校长的弱势是：他们缺乏艰难复杂的实际工作锻炼，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管理能力、工作方法和群众工作经验缺乏；身兼数职不可避免地顾此失彼；正因为他们是某方面的专家，看问题难免受到专业局限性的影响；某些人甚至可能会利用职权营建自己的学术山头（以前确有这样的先例），在招收研究生、申请科研经费、研究成果评奖等方面，与其他教授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而那些革命化的职业校长，除了为国家培养人才以外，他们在学校没有一毫的私利。所以，他们在处理学校各种问题时，都能够站在全局的高度作出正确的决策。
1988年2月，我被免除了校长职务。当年秋天，我收到了美国印地安纳大学董事会寄给我的邀请书和相关资料，建议我参加该校校长遴选的竞争。由于我的英语水平不太好，又不甚了解美国大学教育制度，所以我礼貌地谢绝了。在寄给我的材料中，明确地规定了该校校长遴选的条件。其中，在资格与条件一烂中规定：“大学校长不仅具有高尚的品德，准确的判断力，旺盛的精力，而且要求他具有能够抓主问题的本质并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一个大学校长要成为这个大学优秀的传统和光辉未来的化身。”在具体条件一烂中，提出了8项要求⑧：
美国是一个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国家，不仅大学办学风格不同，而且遴选大学校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耶鲁大学是美国{dj1}的研究型的大学之一，理查德．莱温是该校第22任校长，他于1993年上任，治校成就斐然，被认为是该校300多年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校长。他从自己亲身的体会中，认为一位有影响的校长应该具备8种素质：将大量的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制定远大而且能够实现的目标；制定xx大学前进的远景；敢于冒险；不为初次失败所阻挠；知道什么时候采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影响变革是最适当的；为副职们选择强有力的{ldz}；制定激励机制，以确保他们个人目标的实现与学校的成功发展相结合⑨。
从以上所列举的大学校长标准来看，对大学校长的要求的确是很高的，特别是那些世界{yl}大学遴选校长更为严格。也许，有人认为这些标准太高了，似乎是可望不可及的。但是，为了建设世界xx大学，{jd1}是需要这样的大学校长。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界那些{yl}大学都十分重视大学校长的遴选，不说是百里挑一，至少也是从众多的竞争者中选拔出来的。这种遴选出来的校长，还必须在办学实践中不断地淘汰，只有那些政绩突出、富有开拓创造性的校长，才能不受任期限制地长期担任校长，并且成为大学灵魂式的人物。
大学校长遴选标准是十分重要的，但是遴选的方法却是选拔合格大学校长的基本保证。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法遴选大学校长呢？我国目前大学校长选拔的办法基本上是任命制的，即事先由上级组织部门派人到学校调查，或象征性的在一定范围作一次民意测验，确定校长和副校长的人选，然后由相当级别的组织部门任命。这种作法，无论是从选拔的办法，或是对校长任期和待遇的规定，都是与干部的选任相同的。这是官本位主义在大学校长选任上的明显表现。
十多年以前，从媒体上看到某重点大学试行了民主选举校长的试验，但是既没有看到公开的经验总结，也再没有看到推广这种作法的下文。近年以来，有个别大学刊登了招聘副校长的宣传广告，这可能算是选拔校长的一点具体的改革吧。这对于扩大选拔干部的范围，促进干部的交流，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于办好一所大学来说，最重要的是遴选一为称职的校长，而由他再去挑选副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面的招聘办法，并不能克服大学校长选拔上存在的弊端。
教育和科学一样，它们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是有着普遍的规律，其经验可以供各国相互学习。同样地，教育发达国家大学校长的遴选方法，也是可以供我们借鉴的。例如，牛津大学校长就是通过校友选举产生的，任何一个有50名支持者提名的牛津校友，都可以成为新校长的候选人。牛津大学校长不仅是备受人尊敬的职务，而且还是终身的。去年，杰金斯校长病逝，通过约6万人选举彭定康为新校长。实际上，校长职务只是礼遇性的角色，而主持学校工作的是常委副校长，他是专任性的职业校长。
一般来说，美国大学遴选校长的机制是比较好的，这就是民主、公开、公平、竞争的机制。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美国是世界{dy}教育大国，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多、{zh0}的研究型大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成功选拔出优秀的大学校长。我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故前校长田长霖先生是朋友，他曾告诉我他被遴选为校长的经过。我还参加过耶鲁大学第20任校长班罗．斯密特的就职典礼，与他也交谈了大学校长遴选的作法。根据我的体会，美国大学遴选校长的作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美国大学设有董事会，他的职能就是从整体上保证大学实现既定的目标。大学校长是由董事会决定和任命的。遴选校长的程序一般是：董事会指定校长遴选委员会，其成员是由学校教授、校友、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甚至还有学生代表参加。学校教授20个人联名，都可以提名校长候选人。遴选委员会从众多的候选人中，挑选3至5个人，请他们偕夫人到学校住一个星期，向教授没们发表治校纲领演说，广泛接触学校的教授、学生。遴选委员会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对候选人作出评估，将{zh1}审定的一个或两个候选人，报给校董事会决定。校长在收到任命以后，一般都会择期举行就职典礼，然后由校长选拔任命自己的副职。一般，国外大学副校长只有一两名，充分发挥教务长和各部门的作用，减少层次，提高工作效力。
一是遴选的眼界要开阔，候选人不限于本校，可以从校外和国外挑选，这样就能够保证选拔到{zyx}的校长。例如，英国拥有800多年历史的剑桥大学，2003年就从美国选拔了艾莉森．理查德担任该校第344任校长。这次任命，大出人们的意料，因为她不仅是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外来者”，这在该校历史上还是头一遭。当然，事出有因，因为剑桥大学近年每年有高达980万英镑的赤字，而理查德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教务长，她的出色的领导和管理财务的能力在美国声望很高。所以，剑桥大学就把她从耶鲁大学挖来，由教务长任命为这所名校的校长。香港中文大学的新校长刘遵义，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由猎头公司搜寻的候选人之一。我国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在卸任以后被聘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这些作法既是遴选优秀大学校长的需要，又是大学国际化发展的一种趋势。
二是要不拘一格，打破门第观念和论资排辈的思想框框。有一篇题为“从穷丫头到名校管理者”的报道，就是介绍美国{dy}位黑人大学校长露丝．西蒙斯。她从小与当佣人的母亲一起在顾主家里干活，靠奖学金获得了迪拉德大学的xx，后来她又靠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了哈佛大学的语言文学博士。毕业后，她先后在新奥尔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管理工作。由于她的工作出色表现，1995年她被遴选为美国史蜜斯女子学院的院长，成为美国7所{dj1}女子学院的{dy}位黑人女校长。
2000年秋天，是改变西蒙斯命运的转折点。{yt}，布朗大学校长斯蒂芬．罗伯特造访了西蒙斯，她想：“我知道自己是在候选人之列，但没指望选中。”然而，她却被选中了，成了美国常青藤联合会大学中{dy}位黑人女校长。她的前任罗伯特说：“人们说我们有西蒙斯太好了，因为她有能力、有作为。”她果然不负重望，头一年她在增加教授名额和解决贫穷学生入学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建树，赢得了广大教师们的赞扬⑩。
三是必须正确地解决好校长双肩挑的问题。大学校长双肩挑，是我国大学目前通行的作法，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认为，大学校长双兼挑的体制是{jd1}不可取的，它的不利之处，我在上面已经提到了。有人说，中国大学校长就是一个大学城的市长，也是一个大型企业的CEO。试问：一个市长或者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如果也实行“半工半研”的体制，那他们能够领导好一个城市或企业吗？显然，这是{jd1}搞不好的。现在，我国大学管理不善，办学没有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与校长没有集中精力专注本职工作有关。
英国牛津大学现任校长卢卡斯，他的研究领域是18世纪法国历史。但是，他接任校长之后必须停止教学、学术研究和招收研究生的工作，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就不能任命他为校长。梅贻琦是清华大学解放前最xx的校长，他本是留学美国的物理学博士，他专心致志地治理学校，而放弃了他自己的学术研究。直到1962年逝世的当年，他才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多少有些安慰性质的。但是，梅贻琦的名声并不是他的博士和院士衔头，也不是他个人的学术成就，而是他领导清华大学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他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办学理念，一直为我国高等教育界所传颂。⑾
我国目前选任一些院士当兼职校长，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作法。在美国，各类院士恐怕有数万之多，如斯坦福大学就有128位科学院院士、83位工程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中有1/4是院士，而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有1/2是院士。但是，又有几个院士当校长呢？美国研究型大学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主要集中地，但并没有当校长的，如果中国哪个大学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按照现在任命校长的思路，那校长肯定是非他莫属。当然，也不是说在院士和诺奖获得者中没有适合做校长的，如果有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做一个职业化的校长。对于一个校长来说，个人的学术研究与办好一所大学的关系，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为了全局的利益必须放弃局部的利益。在对待这个问题上，还是孟子说得对：“鱼我所欲也，熊掌我亦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
就我国大学校长遴选程序来说，还有{zh1}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改革目前由组织部门来考核和任命的办法。也许，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似乎涉及到由谁掌握校长任命权的大问题。但是，这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去的，正象为了繁荣经济不能饶过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坎一样。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象商品经济、私有经济、股份制、外资企业、社会主义没有失业问题、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商业对外开放、性教育、人体模特、选美女大赛等禁区，不是一个一个地被打破了吗？如果说由大学教授们来遴选校长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那就不应该回避它，如果是一个禁区，那就应该打破它。因为由治学的教授来选举治校的校长，这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是建设世界{yl}水平大学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迟改不如早改，这是历史的必然，切勿等闲而视之！
2010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