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 更新于2010年02月28日
番禺反烧绝不只是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它跟公民社会是息息相关的，造就了一批公民
从垃圾危机中捕捉公民社会曙光
——从番禺反烧事件说起
笑蜀
一
既然政府有这个表态，我宁愿相信政府的诚意，如果他是假的我也宁愿把它当做真的。弄假成真，希望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众 所周知，广州番禺业主反对垃圾焚烧现在有了一个阶段性成果。原来地方政府的态度极其强硬，强硬的标志是11月22号的新闻发布会，一个部门负责人当场宣 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焚烧，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商量余地，就这么着了。但现在地方政府却宣布，垃圾焚烧项目推迟上马，先拿一年时间做垃圾分拣试 点，一年后再来讨论焚烧项目上不上，怎么上，总共差不多三年缓期。跟11月22号的强硬姿态比较，这当然是巨大进步，值得肯定。
但我仍然不敢乐观。因为在我看来，其实后面的问题还相当多，{zd0}问题，则是2010年的垃圾分拣能不能有实效。如果没有实效，可能就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力量再来阻挡垃圾焚烧，所以明年对番禺来讲会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但 这不只是对番禺非常关键的一年，对全国都很关键。垃圾危机是城市治理的一个普遍的危机，而不只是番禺的危机。危机怎么解决？番禺现在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希 望番禺再跨一步，从反对垃圾焚烧的首都，升级为全国垃圾分拣试点的首都，如果番禺的垃圾分拣试点成功了，就可以示范全国；但如果它失败了，而且因为它的失 败，{zh1}还是上了垃圾焚烧，那么就是全国的一个失败——压力那么大的番禺都搞不好垃圾分拣，那你其他地方就更搞不好。
必 须一年见效。但做不做得到？问题就非常复杂了。就像我们刚开始介入反烧一样，我们当时是没有任何胜算的，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阶段性成果。同样，我现 在也不知道明年的垃圾分拣能不能有成果，因为垃圾分拣不像反烧那么简单，反烧主要就需要一个决心，一种舆论，它们或许就可以起作用。但垃圾分拣不是你单方 面能决定的，所有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都说明，垃圾分拣能否成功首先取决于政府的诚意，因为有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必须政府做，比如说跟公民的垃圾分拣相对应的 一整套基础设施，垃圾运输车、垃圾分拣箱，诸如此类。如果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投入，如果没有政府建设的一整套基础设施，仅仅是公民自己一厢情愿，这个事情 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现在民众一方的巴掌举起来了，但是政府的巴掌举不举得起来、能坚持多久我不知道。中国地方政府都是公司化的，都是利益主体，做任何一 件事情跟商人是一样的，要考虑投入产出，而且投入产出都是非常短期的。垃圾分拣不像垃圾焚烧那样马上就能来钱，可能从经济效益上讲，只有投入很少产出。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多高热情，有多大主动性我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现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最终前景如何，我是没有把握的。但尽管如此也没有办法，因为 已经没有退路了，没有多少胜算还得往前推，既然政府有这个表态，那么就我个人的态度而言，我宁愿相信政府的诚意，如果他是假的我也宁愿把它当做真的。弄假 成真，希望能够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二
广州有一种内在的文化，内在的气质，那是其他城市不能比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相对自由、相对包容、相对多元
接下来的问题是，番禺反烧为什么能取得阶段性成果？
先 举个例子。我是从武汉出来的，武汉住家附近早就有了一座垃圾焚烧厂，但我一直只能对番禺发言，对武汉我是一句话没说。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广州才有这个场， 武汉没这个场，所以我在武汉嗓子喊哑了也不会有人理我，没什么意义。所以我那边顾不上了，先顾广州。广州这个场是什么场？就是公民社会的场，它有一定的公 民社会基础，相比于全国而言，如果说它不是{dy}，起码也是{dy}流的。
我还可以再举一 个例子。成都最近发生的唐福珍事件，显然比番禺垃圾焚烧严重的多。但尽管外面惊天动地，成都本地却一直波澜不惊，尤其是成都的媒体。成都的媒体力量本来并 不弱，我们都知道成都是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高地，像什么《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之类的，在全国的都市报都居于前列，但是越到这样的关键性的公共事件， 成都的媒体越是失语。媒体失语没有关系，广州的媒体、我所在的媒体也常常对本地公共事件失语。问题在哪？问题在本地媒体没空间，但是还有一批媒体人，这批 媒体人应该跟全国的媒体有一个广泛的联系，这个广泛的联系应该在本地的公共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让我失望的是尽管我在成都有很多朋友，但没有任何一个能给 我们提供关于唐福珍事件的有效信息。而这个有效信息并不是毫无挖掘空间，因为作为媒体人我知道，如果你有足够的新闻敏感和冲动，你能{dy}时间介入，你总能 挖掘出一些关键信息出来的，但是成都媒体人没有做到。所以现在成都的唐福珍事件再往下走已经非常难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尴尬呢？我认为成都也缺那么一个场。
番 禺反烧现在已经是全国性事件了。为什么能升级到这个程度？{dy}个原因就是广州媒体的原因。现在广州某些官员回头总结这件事，他们很后悔，为什么呢？他们当 初低估了广州新客家人的力量，这个新客家人是什么样的客家人？就是从北方迁居广州番禺的那批中产阶层，又尤其是其中的媒体人。此前广州还有一个垃圾焚烧 厂，就是李坑垃圾焚烧厂，他们很轻松的就把李坑村民摆平了，他们以为番禺的会江村跟白云区的李坑村没什么区别。这种事情他们已经有一整套成熟的处理模式， 这种成熟的模式在全国都是有效的，从来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他们不认为在会江村会遇到问题。但他们现在发现，他们的估计是xx失当的一个估计，他们没有想到 会江村附近的业主即一批中产阶层、一批媒体人会有那么大的作用。当然他们也有预感，也有对策，所以事发不久广东的媒体都失语，但是媒体失语我前面讲过没有 关系，你还有那么一批媒体人，广东的特点就在于广东媒体人充分借助了他们的全国性的媒体联系。本来，如果开放本地媒体，可能这种讨论就主要局限于本地媒 体，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只是一个地方事件，但是因为本地媒体不能发声，很快这种广东媒体人的私人关系，即全国性的媒体联系就起了作用。因为这种全国性 的媒体联系，全国的媒体尤其中央媒体就以空前的规模介入番禺反烧。本地媒体的失语起了一个反作用，一下子引来全国媒体，升级为全国性的事件。
这 是我刚才讲的，公民社会这个场中的{dy}元素，即媒体元素。中国{dy}流的媒体人，尤其中国{dy}流的调查记者，他们很多可能并没有抛头露面，但是他们的文章在 全国各地媒体都能看到。像李坑这个一直被公众忽略的角落，这之前没有人知道，只是因为这批优秀的媒体人刨根究底，才最终浮出水面。这种事在广州有媒体人去 做，成都就没有人去做，唐福珍事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成都媒体人给我们一个全景式的、深度的报道和解释。
第 二个元素我想是因为经济上比较发达，广州有一个相比于全国而言，总体规模都不算小的中产阶层，这个中产阶层是番禺反烧的主要力量。与此对应的另一个事件， 是厦门的PX事件。PX事件也主要是环境维权，也主要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也主要是和平抗争。两个事件的性质是相通的，而且都有斩获，当然PX事件我们知道 已经取得了xx的胜利，番禺有待继续推进。不过我认为尽管性质相通，番禺反烧事实上比厦门的PX事件，地位要更高。它是PX事件的一个升级版，也就是说它 是一个更纯粹的中产阶级维权的故事。厦门也以中产阶级为主，但不xx是中产阶级。PX项目落脚点是厦门的海沧地块，这个地块是PX业主跟厦门开发商争夺最 激烈的一个地块，这种争夺对厦门PX事件有重要作用，也就是它背后是有一个强大的开发商群体，实际上是厦门的中产阶级跟厦门的开发商联手推进的那么一个环 境维权事件。
但是番禺反烧全程中，我看不到开发商的影子。为什么？因为海沧还没有开 发，就需要去争夺。番禺不一样，会江村附近的楼盘已经非常密集、非常成熟了，就是说那里的土地已经卖出去了，钱已经收回来了。那么对开发商就没有意义了， 他就不需要介入这个事情。就出现一个吊诡的现象，番禺反烧最激烈、最勇敢的全是那些七八十万、百把万一套房子的小业主，就在我楼下1500万、2000 万、3000万一套别墅的大业主毛都见不到一根，一点声音没有。这是什么原因？我认为对那些大业主而言，他们在番禺的地产只是他们财富总量的九牛一毛，他 们不愿为九牛一毛开罪地方政府，否则，损失可能就不是九牛一毛，就不是这1500万、2000万、3000万的房产。而对于七八十万、百把万的小业主而 言，虽然财产总量小，却是他们的全部身家，他们一辈子才打拼下来。而且这些小业主我前面讲了，大多数是从内地尤其从北方迁居而去的现代游牧民族。他们游牧 到广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厌恶了内地尤其是北方的文化环境。他们觉得广州多少还能够让人喘气，但广州虽然能喘气，广州城内的房产价格却是他们承受不起 的。相比而言，只有番禺才是他们最适当的选择。番禺房产的价格拿到广州市内，最多也就买个两室一厅，而在番禺，他们不仅可以住得很宽，而且环境很舒适，空 气质量非常好。这就是说，番禺对这批小业主来说，是他们{zh1}的一块可以安居的土地，他们基本上没有退路了。这也就是番禺反烧事件当中，我们只能见到一批小 中产的原因，这就注定了番禺反烧比厦门PX要更高一层，它靠一批小中产就撬动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越纯粹，越简单，就越具有普遍性，就越容易复制，它对于 全国的普遍意义也就越大，这是它的第二个元素，就是有那么一批小中产。
第三个元素， 是广州整个的政治文化，乃至整个广东跟内地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批小业主是从北方迁来的，他为什么不去上海、去深圳，而非要选择广州呢？就我个人的体验来 看，这主要取决于不同的城市文化。广州的城市文化最根本的是什么？是一个比较自由、比较包容、比较多元的文化。广州看上去参差不齐，可能比较差、比较脏、 比较乱，给人视觉上的印象，跟上海和深圳比起来，跟中国很多城市比起来，可能都不是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它有一种内在的文化，内在的气质，我认为是其他城市 不能比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种相对自由、相对包容、相对多元。
就是因为这种自由、包 容和多元，每个阶层的人都能在广州找到适合自己、跟自己对应的那么一个生存空间，都能在那儿比较满意地定居下来。这点上它跟上海、跟深圳有根本的不同，上 海、深圳都很漂亮，但是在我看来，尤其是上海，政府管制的力量太强了，无论怎么发达，它无非就是一个中国的新加坡。但是广州不一样，这种自由、包容和多 元，甚至影响到官方政治。我们知道，广州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乃至整个广东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跟内地比起来，对政府是非常不客气的。广东每次开“两 会”，总能在报章上看到代表委员炮轰政府部门，我分析他们可能是香港电视看多了，自觉不自觉地有一种强烈的民代意识，老子当代表委员就是来放炮的，不是白 吃饭的。这在广东很平常，所以广东的政府对代表委员放炮的容忍度，也比内地政府高得多。
我 举一个例子，前不久广州市人大开会，一个代表发言批评广州环卫局。他才讲不到3分钟，环卫局局长就按捺不住了，就打断了代表的讲话。那个代表很生气：你连 基本礼貌都没有，你怎么能打断我的讲话呢？当场就质问他。局长很不好意思，马上解释说，我们人大开会不就是讨论嘛，讨论就是大家都说话，我也可以说说话。 但这还是没有能安抚那个代表，那个代表一屁股坐下生闷气，越想越气，干脆拂袖而去。第二天，这事就在媒体上爆炸了，成了纷纷扬扬的公共事件。
最 值得欣赏的我认为还不是那个代表的抗议，而是延伸出来的故事。很快广州有关部门就制订了一个文件，强调政府官员必须尊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其中专门提 到，不允许打断代表委员的发言。跟着报道也出来了，讲广州人大政协地位怎么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原来你代表委员来视察就视察，政府官员有其他活动我照 常，该去北京开会照样去北京开会。现在不行，现在只要代表委员来视察，你任何其他活动先推掉再说，北京的会不要开了，你就留在机关等代表委员，甚至下楼走 老远去迎接代表委员。
这就是我刚才讲广州政治生态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不仅是官方政 治，民间政治跟内地差异也很大。xx在内地很牛，但在广州往往未必那么牛。广州一些女孩子在大街上往往这样冲着xx发飙：你以为你xx就了不起？你以为你 xx我就怕你？这种话，明显就是看香港电视看多了，受香港的影响。
这方面最经典的例 子，是11月23日广州城管委大接访。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刚开始是封闭的，不对社会公开。9月份披露之后，当地媒体马上就爆炸了。巨大舆论压力让广州环卫部 门顶不住了，赶紧表态说，你们不是责备我们不透明嘛，不尊重民意嘛，那好了，现在起我就尊重民意，我11月23日上午开门接访，有意见你们都可以来提。结 果很多番禺业主就借着这个机会去城管委散步，{zg}峰时应该有1500多人。
那天下午 我坐车路过现场，看了大吃一惊。让我大吃一惊的不是冲突，不是对立，而是那么大的一个事情，双方都那么平和，那么理性，那么放松。就民众一方而言，他们的 理性和放松是难以想象的，没有走上大街，没有影响整个交通，没有踏草坪，离开时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民众一方没有戾气，更重要的是政府一方也没有戾气。 当时没有交通管制，xx都抱着两只手在那边笑嘻嘻的看，根本没有很严重很紧张，没有那种剑拔弩张的意味，双方看起来都像是一场游戏。
那 天我看到的最惊险的镜头是什么镜头？我估计是村民围堵镇干部。我看见一个镇干部模样的人似乎要急速离开现场，估计他是想说服但没能说服散步的村民，反而被 村民围堵。然后他害怕了，转身就走。村民尾随不放，一路尾随一边喊：xx贪官，xx贪官。但是旁边的xx都不干预。村民一边喊一边走，但都走在人行道上。 这整个现场跟我们通常看到的动不动跳桥、动不动堵路那些抗议方式，有一个本质区别，他不影响公共秩序，不绑架公共利益，他只是和平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也 是广州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他的戾气比内地要少很多，一般情况下，都是好说好商量。
总之，广州公民社会的基础确实比全国其他地方，甚至比北京、比上海都要好一些。为什么广州的媒体能够{lx1}全国？它要有一个依托，我认为这就是依托，这也是番禺反烧事件的依托。
三
厦门PX以及番禺反烧事件，可能给我们一个提醒，公民社会的切入口可能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
番 禺反烧的阶段性胜利，和厦门PX事件的完胜，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是公民社会从哪切入？我们知道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做依托，做缓 冲，中国的任何变化，它的代价可能都是我们难以承受的。这是公民社会对于中国最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不在于我们今天就能做成什么，而在于它能为明天做准 备，这种准备必须马上开始。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怎么切入？这是困惑我们的一个问题，左冲右突，空间都很小。我认为厦门PX以及番禺反烧事件，可能给我们一 个提醒，公民社会的切入口可能就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
从 这个角度去推动公民社会，我觉得可以套用一句推广微博客的口号，叫做微动力、广天下，每件事情，每点进展，可能看起来并不那么惊天动地，好象都比较细小， 比较平常，但是一点一点你去把它做实，未来的效果是深远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不会吓跑大多数人。如果大多数人一看，就觉得你这 事虽然很正义，但是对不起，我不想牺牲，我还想活下去而且尽可能活得滋润一点，而你这事代价太大，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敬而远之。但是那种去政治化的、日常性 的、生活性的环境人权，不至于把大多数人吓跑，这就是为什么番禺业主敢介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批业主原本没什么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因为他们过去的日子 都比较滋润。但是这个事件改变了他们，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公共意识、公共关怀，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实际上是番禺业主从市民向公民转型的那么一个过程，这就是 它的另外一个收获。
我举一个例子，刚开始的时候，番禺业主的反应是条件反射式的，基 于本能的一种反应，就是不准在我家后院建垃圾焚烧厂，因为不知道风险多大。但是很快麻烦就来了，麻烦在哪呢？广州当局就利用了这一点，放大了这一点。他没 说那么明显，但就那个意思：番禺这批业主很自私，不在你家后院建，那建在哪？建到别人的后院？这个代价让别人来承受？所以广州当局反复强调，番禺的垃圾只 能在番禺处理，不要指望到别的地方处理。这样反复宣称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把番禺业主跟广州其他市民对立起来了，就把你分化了，把你变成少数了，从而给你 一种巨大的道德压力或者舆论压力。后来番禺业主发现不对，就慢慢调整，调整的过程就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他们现在再不强调选址问题了，再不谈垃圾焚烧对自己 后院的影响了，他们现在谈的都是垃圾焚烧对公共安全的影响。因此他们现在的口号叫什么呢？叫做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已经不是建在哪的问题，而是建 在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反对的问题。哪怕你建在省府大院我也反对，这不仅出于我个人的利益，更出于我的一种公共关怀，开始了个人利益跟公共利益结合的这么 一个过程。到了现在，它已经不是策略，而是成了很多番禺业主的潜意识，他刚开始可能只是策略，但是慢慢的，很多业主就把它当真了，一旦当真之后，他就觉得 自己有一种超越感，有一种满足感，觉得我比原来高尚了，有点精神贵族的味道了。所以，番禺反烧绝不只是一个垃圾处理的问题，它跟公民社会是息息相关的，造 就了一批公民，这是第三点。
谈到这点，我再补充一个例子，我前面讲过，番禺反烧事件 爆发之前，李坑事件一直不为人知，那么多悲剧，只能让李坑村民默默承受。李坑垃圾焚烧厂是具有标本意义的一个厂，因为它是{gjj}的示范工程，是广州当局反 复宣称的，一座引进了外国先进设备的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厂。但它背后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关心，因为我前面讲了，那时大家没有那么一种公共 关怀，没有那么一种同病相怜。但是番禺反烧唤醒了大家的这种公共精神、公共关怀，唤醒了大家的同病相怜。刚开始可能也是出于策略，大家突然想起李坑，就去 看看李坑到底怎么样？{zh1}才发现李坑那么多血泪故事，跟宣传xx是两个版本。然后，番禺业主跟李坑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系，他们的自由交往，自由集结，他们之 间的互助与合作就开始了。
总之，番禺反烧不只是垃圾处理问题，它有强烈的外部性，公 共性。但它是不是就没有任何遗憾呢？也不是。在我看来，{zd0}的遗憾就是现在的讨论空间还不够。我参与过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主题就是垃圾焚烧。节目做完 后我信心满满地等着收看，但{zh1}得到消息，节目居然被和谐。我唇枪舌剑两个多小时，全都是浪费表情。如果不是因为讨论空间有限，番禺反烧本来可以对解决全 国的垃圾焚烧问题有一个更大的促进。怎样促进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主张的垃圾处理方式是多元方式，多元当中，占主导地位的应该是垃圾分拣。但有朋友提 出，垃圾分拣对中国人来说太难，为什么？就有一个公民素养的问题，我说这其实不是问题。比如说，如果我们出台一个全国统一的政策，这个统一政策针对全国所 有的消费品的制造商，你必须对你的产品包装做标识，标出你的包装属于哪一类，提示你的消费者把商品买到手就知道往哪扔，这么一来垃圾分拣还有什么好难的 呢？垃圾分拣不难在所谓公众素养，难只难在那个全国统一政策如何出台。如果没有我刚才讲的促进作用，那个全国统一政策根本就出不了台。而促进作用只能来自 对垃圾焚烧的全国讨论，没有全国性的充分讨论，没有这么一个公共推动的过程，垃圾分拣应该是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的这么一种主张，就不可能占上风，我主张的 厂家强制标识的全国统一政策就不会有人想到，不会有人去做。
公共讨论的意义在哪？就 是形成底线共识。作为一场公共讨论，番禺反烧{zd0}的收获就是形成了垃圾分拣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垃圾分拣{dy}优先的底线共识，进而改变了原来盲目推行垃 圾焚烧的公共决策，先做垃圾分拣的试点。这本来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一个理想的契机。如果公共讨论的空间足够开阔，可以充分延伸，那么它的这种建设性影响就 不会限于番禺一地，就不难形成一个关于垃圾处理的全国性的底线共识，改变全国性的公共政策。但事情走到这一步，就遇到了瓶颈，即体制瓶颈。体制瓶颈不突 破，公共讨论的空间就始终难以延伸，公民社会的发展就始终很困难。这个瓶颈问题，显而易见，已经是制约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致命问题。
——本文系作者根据去年12月12日北京三味书屋演讲记录整理而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