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放灯的习俗源远流长。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明帝刘庄信仰佛教，于元宵节晚上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又令官民在元宵节挂灯礼佛，这是元宵节挂灯的最早记载。因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普遍挂灯，故元宵节又称为“灯节”。 到了唐代，元宵挂灯、观灯的规模盛况空前，人们称为元宵放灯。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自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当年灯景堪称大观，东风夜放花千树，宝马雕车香满路。灯饰五彩缤纷、万紫千红，或轻纱重画，或流苏溢彩，人物山水，花鸟虫鱼，千姿百态。有的还在花灯上写上诗谜，供观赏者猜射，即为“灯谜”，更为观灯者平添几分乐趣。宣和年间，元宵节前后皇城对平民开放，天子在宣德门上观灯听戏曲，百姓则在城楼下的大街小巷上狂欢，每个人还可以领受到宫廷的赐酒一杯，窃杯女子的故事就发生在元宵之夜。

《大宋宣和遗事》有详细记载：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晚，灯火荧煌天不夜，笙歌嘈杂地长春。至十五夜，去内门直上赐酒。是夜鳌山（按：元宵灯彩，州里唤做山棚，内前唤做鳌山）脚下人丛闹里，忽见一个妇人吃了御赐酒，将金杯藏在怀里，吃光禄寺人喝住：“这金盏是御前宝玩，休得偷去！”当下被内前等子拿住这妇人，到端门下。有阁门舍人且将偷金杯的事，奏知徽宗皇帝。圣旨问取因依。妇人奏道：“贱妾与夫婿同到鳌山下看灯，人闹里与夫相失。蒙皇帝赐酒，妾面带酒容，又不与夫同归，为恐公婆怪责，欲假皇帝金杯归家与公婆为照。臣妾有一词上奏天颜，这词名唤《鹧鸪天》：

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贪观鹤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渐晓，感皇恩，传赐酒，脸生春。归家只恐公婆责，也赐金杯作照凭。

徽宗览毕，就赐金杯与之。当有教坊大使曹元宠奏道：“适来妇人之词，恐是伊夫宿构此词，骗陛下金盏。只当押妇人当面命题，令他撰词。做得之时，赐与金盏；做不得之时，明正典刑。”帝准奏，再令妇人做一词。妇人请命题。准圣旨，令将金盏为题，《念奴娇》为调。女子领了圣旨，口占一词道：

桂魄澄辉，禁城内万盏花灯罗列。无限佳人穿绣径，几多妖艳奇绝。凤烛交光，银灯相射，奏箫韶初歇。鸣稍响处，万民瞻仰宫阙。妾自闺门给假，与夫携手。共赏元宵，误到玉皇金殿砌。赐酒金杯满设。量窄从来，红凝粉面，尊见无凭说。假王金盏，免公婆责罚臣妾。

徽宗见了此词，大悦，不许后人攀例，赐盏与之。

还有一则窃杯女子的故事。

《全宋词》（卷108）收有词人万俟咏的《凤皇枝令》：

人间天上。端楼龙凤灯先赏。倾城粉黛月明中，春思荡。醉金瓯仙酿。一从鸾辂北向。旧时宝座应蛛网。游人此际客江乡，空怅望。梦连昌清唱。

词前有序：景龙门，古酸枣门也，自左掖门之东，为夹城南北道，北抵景龙门。自腊月十五日放灯（按：宋时，自腊月十五日便放灯直至上元，谓之预赏），纵都人夜游。妇人游者，珠帘下邀住，饮以金瓯酒。有妇人饮酒毕，辄怀金瓯。左右呼之，妇人曰：妻之夫性严，今带酒容，何以自明，怀此金瓯为证耳。隔帘闻笑声曰：“与之。”

比较两则窃杯女子的故事，情节几乎雷同。《大宋宣和遗事》是成书于元代的笔记小说辑录，宋代无名氏作，元人或有增益。窃杯女子的故事载于全书的亨集，紧接梁山泊“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的宋江等人的故事，应属小说家言。万俟咏所记载的是“窃杯女子”故事的原型，《大宋宣和遗事》的记载是后来艺人据以渲染而成的，所以具有浪漫色彩的“徽宗大悦，赐盏与之” 法外施恩的事纯属子虚乌有。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鸿钧所著《现代法治的出路》（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在“情感之法与理性之法”一节中论述了古代中国的法律以重视人情为特色，在立法方面，君王往往凭借个人的情感制定或修改法律；在司法方面，“以情坏法”、“罪逐情加，刑随意改”的事例很多。其中把宣和元宵窃杯女子的故事作为其中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