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后的{dy}届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说起来会让如今满世界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羡慕死！那时候都没有“找工作”这么一说，那时候叫“分配工作”。满意不满意的区别只在：是分到研究所还是分到企业，是分到国营企业还是分到集体企业，是分到家乡广州还是分到外地北京。我上学前在电子局下属的一个国企工作，毕业后虽没能回到原单位，但仍是电子局下属的工厂，在一个集体厂干了一年后，调到当时的国营大厂电视机厂，一去就安排在专业对口的技术部门。工作自然是顺心顺手。

当时刚刚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的书记都把权力交给了厂长，我们厂也不例外，厂长成了一把手。我被调到厂办当主任。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但毕竟是“革命一块砖”，既然需要你当厂办主任，那就应该搬去厂办。由此，与几位正副厂长共事了几年，这里要说的是正厂长，下文简称厂长。

厂长是电子局从武钢调来的干部，据我看工作还是有一套，是攒足了劲要干一番事业的样子。电视机厂当时是电子局的利税大户，除了原有的两条黑白机生产线，又引进了日本NEC的一条14英寸彩电生产线。只要配件跟得上，几条线日夜加班生产，即便如此，等待提货的车仍是大排长龙，全厂一派热气腾腾的兴旺景象。就算是电视机的卖方市场，厂长也经常带销售科的销售人员去下面地县跑市场。80年代末，湖北省内的公路极其糟糕，别说没有高速公路，国道、省道都是大坑小洞，我随他们下去过一次，几十公里的路要颠簸几小时，全身骨头都快散架了。有人说厂长下去是因为下面有好吃好喝好招待，但我认为厂长是未雨绸缪，在国家已经不包销售的现实压力下，提前经营自己的市场。

厂长最摆谱的一件事是换车。因厂子效益好，电子局对电视机厂宠爱有加，给予许多自主权。厂长为自己买了辆桑塔那轿车，将原来使用的那辆上海给了电子局。小车队由厂办管，几辆车统一调配使用。每辆车有专门的司机，下班时车要回厂。任何人不得公车私用，包括那辆桑塔那，说是厂长专车，车不够用时，我也要把它派出去，当然会先问准厂长不急用。

厂子效益好，厂长听了群众的呼声，决定为大家解决住房问题。附近新开发的东亭小区——好象是武汉市最早的住宅区，“小区”这个词也是从那时知道的——刚刚动工，我们厂就买了三栋，加上原有的老宿舍倒换出来，那一次安排了100多户。厂长另外买了几套，奖励有功的销售人员，当然也奖励给自己一套。不过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他那套房子实在不乍地，几十平米，七楼还是八楼，没电梯（我在他已不做我们厂长时才{dy}次去看望他，家里陈设亦乏善可陈）。也没敢给孩子一人买一套。那次分房由工会说了算，工会制订规则又是代表说了算。厂长有几套“破格”的特权，得到工会认可。

厂长任上还发生了一件事——出了一次重大安全事故！按说生产电视机出安全事故的几率不大，可偏偏就让他碰上了。一位刚进厂的年轻人，工间休息时处于好奇还是什么的，坐到高压测试的工位上摆弄仪器，被高压xx了！厂长得知立刻给武钢医院打了急救电话——那里有高压氧舱——然后飞奔下楼。在厂区路上迎面碰上抬过来的出事工人，厂长当即跪在地上为那位工人做嘴对嘴的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抢救。那位工人终因抢救无效去世。他家亲戚朋友来了三十多人，在招待所住了十几天。知人善任的厂长没让我掺和这事，而是派出销售科那帮口吐莲花的主去谈判善后。最终以付了一笔家属满意的抚恤金及让那孩子的姐姐顶职进厂了结此事。

在开始讲xx讲职称的时候，厂长也想弄个高级职称，那时不需考外语，只要一篇论文就OK。厂长委婉地将任务下达给我。反正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尽管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脑，报纸杂志还是有的，不费什么事完成了任务（现在想来，像我这样的人，就是那时候的“xx”）。因此，我知道，厂长的高级职称某种意义上是“xx”。

厂长后来调到包装材料厂，算是在电视机厂效益如日中天时急流勇退了。据说，落差{zd0}的就是，上班没了小车接送，要骑自行车往返。骑车没几天厂长被撞伤腿，我和原厂办的同事听说后一起去看他，这才{dy}次登了他家门。我90年代初离开电视机厂南下，不久听厂里老同事说：饱蚊子走了，来了饿蚊子。不如还是饱蚊子留下好。当时传言厂长在电视机厂捞了十几万（！）简直太贪啦！现在想来，厂长无论如何不能算饱蚊子，只能算个温柔的蚊子，你想啊，他给自己买套几十平方米的房子，连儿女都没考虑；买辆小车充其量只不过是桑塔那（也就是今天街上跑出租的车），还得与其他人共用；捞了十几万，但三天两头给职工发奖金，不知发了多少个十几万。如今调到效益不好的单位，骑车上班还撞断了腿……落魄至此，哪有一点儿饱蚊子的样子啊！

现在的电视机厂早已只剩一个空壳，职工被陆续遣散，其后不知又喂饱了几个饿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