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天巨浪突然涌进纽约，自由女神被吞噬，街市皆没入无边汪洋。转眼之间，气温骤降，水城纽约又变成冰封世界……
看过美国大片《后天》吗？这就是《后天》描述的气候变暖可能带来的灾难场景。
类似《后天》这样的灾难场景，马上就可能在中国广州，在广州番禺上演。只不过涌进来的不是冰山融化后增高的滚滚海浪，而是无边的垃圾。但后果是一样的，那就是城市毁于一旦，家园不再。
这不是科幻，而据说是科学预测。创作者不是艺术家，而是番禺当局。根据番禺当局的这个恐怖预测，后天随时可能变成今天。要让后天不变成今天，惟有一法可解。
那就是垃圾焚烧发电。官方的《番禺日报》近日即郑重宣布：番禺已遭垃圾雄兵重重围困，百计皆废，惟有“焚烧处理是{sx}”。
《番禺日报》接着告诉读者：“焚烧处理生活垃圾是近年来世界各国采用较多的处理方式，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西欧的一些国家，普遍致力于推进垃圾焚烧技术的应用。”
但是《番禺日报》忘了告诉读者，它说的是过去而非当下的发达国家，当下各发达国家，垃圾发电已成隔日黄花。资料显示：“美国从1995年开始停止了此类项目的建设，并把建成的厂逐步关掉；2007年，欧盟立法者一致否决了欧盟委员会企图将垃圾焚烧划分为‘能源再生’产业的决定。欧盟立法者规定，到2020年，欧盟国家50％的生活垃圾和70％的建筑垃圾都应该得到回收再利用，而不是填埋和焚烧。自2007年至今，德、英、丹、荷、挪等国终于相继作出了新决策，不再新建可燃废物与城市垃圾填埋场和焚烧炉厂。199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焚烧炉使用的禁令；1996年北美洲五大湖区52个焚化炉结束运作；德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也相继颁布了《焚烧炉禁建令》；日本到2000年7月已有4600座垃圾焚烧设施被停止使用。”
《番禺日报》更忘了告诉读者，西欧尤其日本的垃圾焚烧发电，是建立在垃圾高度分类和回收处理的基础之上的，高度的分类和回收处理{dy}是{zd0}限度减少了需要焚烧的垃圾总量，第二是不宜焚烧处理的垃圾已事先剔除，焚烧可能产生的毒副作用因此也大大降低。而这个前提，在当下中国尤其在当下番禺，恐怕不是八年十年就能具备的。在没有做到高度的垃圾分类和回收处理之前就大干快上焚烧发电，效果恰恰可能适得其反，不是更环保而是可能更大程度地破坏生态，给未来埋下更多生态xx。
真的只有焚烧发电才是{wy}出路吗？非也。媒体近日报道，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先生就上交了提案，建议政府以番禺为试点，在此兴建垃圾分拣中心、购置生物垃圾处理机等项目和设备。
韩先生倡导的此种模式，其实并非创新，专家赵章元等早就为此大声疾呼。而且此种模式在发达国家早就是主流。设想一下，如果将投入垃圾发电的9.3亿资金，用来组建现代化的垃圾分拣中心，向番禺市民普及垃圾分类和回收的基本知识，假以时日，类似发达国家那样主流的垃圾分类和回收的主流模式在番禺建立健全，难道还有什么疑问么？其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难道不是小得多吗？
明明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但为什么番禺当局偏偏就视而不见？赵章元先生对此有他的判断，他早说过：“不是没有办法解决，是政府嫌麻烦。”
但我认为，赵先生还是太书生气。问题的要害恐怕不是番禺当局怕麻烦那么简单，问题的要害恐怕还在于产业利益驱动。
无论《后天》把气候变暖的后果描述得怎样严重，人们都不会怀疑作者的诚意，这是因为他们的立场确实是客观中立的，他们的立场之客观中立，是因为《后天》背后没有跟进一个巨大的产业。
这就是《后天》的预言跟番禺垃圾破城的预言之根本区别。番禺垃圾破城预言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产业利益在支撑，那就是垃圾发电产业。番禺垃圾发电之所以可疑，原因正在于此。
有关番禺垃圾发电的新闻发布会，产业利益的阴影已见端倪。出场为公众释疑的“专家”聂永丰，即为垃圾焚烧炉专利持有者。另一位“专家”舒成光，即为国际垃圾发电产业巨头卡万塔集团的中国副总裁。
最值得注意的是卡万塔集团。该集团颇多不良记录：在美国的垃圾焚烧厂被政府认定违反消防法规；且因污染空气被罚款。其在英国的垃圾发电厂，则遭到附近居民及环保主义者的强烈xx。
在发达国家的路愈走愈窄，卡万塔集团把目光转而投向中国。2007年该公司在重庆成功落地，信心大增，不断斩关夺隘。近年更投入前期运作资金五千万，开发珠三角垃圾市场。卡万塔集团中国区副总裁宁愿冒着舆论的炮火，也要在垃圾发电新闻发布会上登场，至此不难理解。
青睐中国的国际垃圾发电巨头岂止一个卡万塔！媒体早就报道：“未来几年，中国垃圾处理带来的利润或将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巨大商机使得全球废品和垃圾处理公司纷纷来华‘抢垃圾’。”诸如北美{zd0}垃圾发电公司美国惠明废弃物管理有限公司，全球垃圾发电“大腕”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新加坡创冠环保(中国)有限公司，都已在中国落地。广州水坑垃圾发电厂即为威立雅所运营。
这意味着一个隐蔽的趋势，即世界性的产业转移趋势，即在发达国家遭到杯葛的垃圾发电产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这跟早几年，诸如PX等重石化产业纷纷涌入中国是同样的道理，只不过此次产业转移的冠冕更堂皇，即多了一个环保的冠冕而已。
这个产业是一个钱景无限好的产业。与每吨煤炭发电成本500元～600元人民币相比，垃圾发电几乎不需要成本，何况国家给予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价每度0.55元，远高于煤电每度3毛多的电价；国家还要向企业按吨位支付垃圾处理费。更诱人的是，此类项目将大幅带动配套装备产业。这种钱景不是预测，已经被事实印证。进入中国的国际垃圾发电巨头已经赚得盆满钵满，而尚未进入中国的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多国的垃圾发电商，也莫不看得分外眼红，都渴望从中国垃圾中“淘金”。
这就是垃圾发电厂在中国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zj2}动力所在，也是番禺垃圾发电项目的{zj2}动力所在。
但是，堂皇的冠冕即所谓环保冠冕，基本名不副实，否则垃圾发电也就不会在发达国家到处败走麦城了。其中最主要的危害二噁英，第二十九届国际二噁英大会召开之前，中国某些地方官员还可以轻描淡写。譬如力保垃圾发电厂上马的一位吴江官员就公然指责反对人士“妖魔化二噁英”，在他眼里二噁英倒像是天使似的。第二十九届国际二噁英大会今年9月1日在北京召开之后，二噁英的巨大毒性终于得到国人公认，这时再回避不了，某些地方官员则祭出新的法宝，宣称二噁英可以控制。
但是，二噁英岂但无法xx控制，就连监测目前都无力保障。中科院郑明辉教授即指出：截止目前，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敢说能对焚烧厂产生的二噁英做到在线监测。正在清华大学访问的英国伯明翰大学二噁英专家斯图尔特·哈瑞也证实，对二噁英的实时监测，目前在国际上也是难题。连有效监测都做不到，二噁英实际上的自由排放又何从杜绝？
不建垃圾发电厂，垃圾雄兵马上就要一夜破城，似乎近郊番禺比垃圾量可能更大的广州中心城区如越秀、天河、海珠形势还要严峻，明显有“借敌自重“之嫌；更可恶的是，连二噁英可以控制之类极不严肃、对公众生命安全极不负责的大话都拿来作说服公众的主要论据，足见政商合谋的公共政策游说，其底线何等之低，其能量何等之大。这才是最值得公众警惕之处。如果不能阻挡政商合谋格局下的垃圾发电项目遍地开花，又如何能够指望政商合谋格局下对已经上马的垃圾发电项目实行有效监管？这不是危言耸听，君不闻中科院xx科研报告，16％的厂家达不到中国标准，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更恐怖的是此类报告只能出口转内销，在国内发表一份这样的报告难度已如此之大，如果是垃圾发电引发的性质更严重的环境灾难，公众又何从及时知晓和提前防范？
总之，番禺垃圾发电项目只要有一丝可疑，就决不能放过。既设于人口密集区，事关公众生命，理当万全。欲求万全，必得从容讨论，充分讨论。各种追问，各种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必得充分发表。倘若持以公心而绝无私利，就应该容得下这种不同意见，这种反对意见，这种从容而充分的讨论。越是不容忍，越是着急，越是箭在弦上，越说明诚意成问题，越显示利益驱动强劲，其间隐含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就可能越高，那么我们就越是必须加以阻止而决不能稍有苟且。这就是我们对待番禺垃圾发电项目，进而言之，对全中国所有城区垃圾发电项目应持的态度，即现代公民的态度。

　　垃圾焚烧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笑蜀

先进如台北，垃圾焚烧炉从三座减到一座，毕竟也还没有归零，况乎内地城市？所以垃圾焚烧肯定是需要的，关键不在要不要烧，关键在怎样烧。就个人立场而言，我反对的是一概肯定，盲目推崇，我反对的是一概肯定盲目推崇带来的垃圾焚烧大跃进。我担心如此下去，必造成垃圾焚烧遍地开花，最终造成垃圾焚烧环境风险{zd0}化。
我的担心应该不是杞人忧天。君不见，但凡购买力强的发达地区城市，周边城郊莫不插满垃圾焚烧大旗？为了给这种垃圾焚烧大跃进辩护，主烧派往往不惜把广告辞章当论证依据，把理想当现实，把垃圾焚烧夸到xx无缺的地步。无利不起早，他们愈是这样不遗余力，就愈不免令人怀疑其用心，就愈必须警惕垃圾焚烧背后的私利驱动。
xxx认为国家是必要之恶，垃圾焚烧发电同样不是天使而也是一种必要之恶。所以人类在因垃圾危机不能不与垃圾焚烧发电共处的同时，也必须像把权力关进笼子一样，给垃圾焚烧发电套上笼头。无论垃圾危机怎样严峻，焚烧发电都不能是{sx}，而只能居辅助地位，只能是填埋、堆肥、分拣等所有常规手段已经穷尽之后的补充手段。惟其如此，才能将烧的环境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
这就是说，对垃圾焚烧发电不能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而应持以{zd0}限度的审慎。这种{zd0}限度的审慎，应体现为至少如下四项基本原则。
1.       不分拣到位不焚烧
健全的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发电的前置条件，是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这早就是社会共识。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这样的社会共识，不是公众的素养够不够，而取决于城市政府到底有没有决心。垃圾分类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正如媒体已经指出的，夸日本人垃圾分类做得细，首要原因是他们垃圾分类运输设施做得好；台北近年垃圾总量锐减，也因为垃圾分类设施服务周到；美国人垃圾分类意识强，同样因为他们的垃圾分类运输排班表容易一目了然。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提供垃圾分类所需的强大基础设施。公众多么强烈的分类冲动，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强大基础设施来配合，就没有落地的可能。
所以，垃圾分类试点在诸多城市迄无所成，板子不能都打到公众的屁股上，怪罪于所谓公众素养，该检讨的是城市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是否尽职尽责，如果并未尽职尽责，则说明其于垃圾分类纵然不是毫无诚意，起码也是半心半意。半心半意不可能做成任何大事，分类无成空耗公币理当问责城市政府，而不能反过来，充作城市政府大干快上垃圾焚烧发电的理由。
2．不财政全额不焚烧
今年4月的一个研讨会上，主烧派旗手聂永丰曾经欢呼：“我国垃圾焚烧发电将迎来黄金时期。”他为什么会如此情不自禁？城市建设研究院一位负责人当时就道破天机：“由于获得回报相对稳定，垃圾焚烧设施备受投资人青睐，所以比较容易市场化。特别在当前全球经济严峻的形势下，会有更多的投资人将目光转向能源领域和环保领域，以寻求长期的、稳定的xxxx。”
毋庸讳言，市场化已是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明显趋势。但巨大的环境风险却注定，在国情特殊的中国，垃圾焚烧发电并不适合市场化。发达国家可市场化，因为无论权力还是资本，在发达国家都受到严厉制约，而我们并不具备这样的制度环境。跟权力结盟的垃圾处理巨头如果不承担社会责任，社会只能无可奈何，最终的恶果则是社会买单，用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来买单。
这不是单纯的逻辑推导，而有铁的事实支撑。早在2008年，国家发改委就考虑要调整垃圾焚烧发电的发电补贴政策，其源概出于焚烧发电企业普遍的弄虚作假。为骗取发电补贴，他们大量使用煤和油来发电，焚烧发电厂因此很大程度上蜕变为火电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监管的失灵。
面的问题如此严峻，点的问题就更怵目惊心。最近媒体披露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村民癌症死亡率剧增，已是一个响亮的警钟。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深圳。早在今年8月媒体就披露，私营企业龙岗垃圾焚烧厂，其臭气在1.6公里外都能闻到，以致引爆当地居民集体抗议。
不难想象，垃圾焚烧企业失控到了何种程度。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付申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炉温要达到设计标准，必须掺加大量“活性炭”来辅助燃烧。但活性炭极昂贵，所以很多垃圾焚烧发电厂偷工减料，只在应付检测时才姑且照章使用。这是垃圾焚烧反而助长污染的重要因素。当下中国，制度环境的根本改观非一日之功，只要制度环境没根本改观，监管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企业社会责任也就不可能落到实处，企业惟利是图的本性就无从遏制。
这种背景下，把垃圾焚烧发电这种高风险产业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去主导，后果极其严重，垃圾焚烧发电极有异化为打着环保旗号的环境公害产业的可能。如果城市垃圾危机确实严重到非烧不可，那么这种事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产业，就xx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就应该主要由城市政府买单，应该属于财政全额保障的公益行业。惟有财政全额保障，不计成本，才可能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业黑洞。这方面也并不是没有先例。同在深圳的宝安垃圾焚烧厂，安全系数就大得多，据媒体报道，它的烟囱几乎没有任何可视烟雾排出。政府测试也表明，该厂几乎没有二恶英及其他污染物排放，原因就在于该厂全系政府投入。只不过，其投入比私营垃圾焚烧厂高得多——宝安厂每吨垃圾燃烧所耗费成本是龙岗厂的10倍。但财政本应取之于民用于民，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既然非上不可，成本上就不该过于敏感。烧不起就不要烧，要烧就应该不惜血本，以{jd1}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和财产为{zd0}追求。
跟公共教育不能市场化、公共医疗不能市场化一样，垃圾焚烧发电也是外部性极强的领域，不能大搞市场化。如果一味迎合垃圾处理产业巨头的胃口，把垃圾焚烧发电搞成一棵新的摇钱树，政府投入特许权，企业投入运营资本，双方配合默契，各得垄断红利，其特殊利益驱动就将强劲到不可阻挡，其隐患就不免令人不寒而栗。而这个苗头事实上已经很明显，垃圾处理产业巨头现在已经笑口难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聂永丰等人对垃圾焚烧黄金时代的欢呼值得我们特别警惕。
3．不公开透明不焚烧
台北市民及环保团体常常半夜出击去垃圾焚烧厂“抓现行”，监督有无违法垃圾焚烧，那种境界我们差了十万八千里。原因很简单，谁敢出击去垃圾焚烧厂“抓现行”？看工厂保安不一棍子把你扫出来。围墙一入深似海，天知道里面咋个烧？
所以，能否做到垃圾焚烧全程公开透明，也应是决定垃圾焚烧发电是否上马的重要指标。这方面，台北的经验足资借鉴。据媒体报道，现在台北的焚烧厂所在地，都会成立民间的监督委员会；焚烧厂每隔两月发布一次运行指标，方便市民质询。焚烧炉与民营业者之间的经营合约也在台湾环保署网站上公开。台北市环保局还在垃圾倾泻平台上设置录像设备，并连接网络，市民可随时上网检查进炉烧的是什么。
对环境风险的监控没有谁比潜在受害者的监控冲动更强，也没有什么监控比潜在受害者亲力亲为的监控更有信用。垃圾焚烧发电在信用严重缺失之当下中国，必须做到向整个社会，尤其向作为潜在受害者的所在社区的居民全方位开放，接受整个社会尤其是所在社区居民全方位的监督，才能真正取信于人，真正让人放心。
4．不公平补偿不焚烧
垃圾焚烧发电不可避免的环境风险，显然要对周边居民的物业带来一定损失，既有损失就该赔偿，不能说为了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损失了就损失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不仅是指不被私人侵犯，不被民间侵犯，更包括不被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所侵犯。利益只能置换，不能被牺牲，无论当事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这个原则必须是刚性的，否则，借着所谓整体利益、多数人利益今天被牺牲的可能是他，但明天就可能是你，这不过是个概率问题，谁都不能担保自己终生不在这个概率阴影的覆盖之中。所以，他在今天被牺牲、被侵犯的悲剧如果不被制止，明天轮到的就可能是你，那时你也就没有什么委屈可言。
这点上，还有很多认识误区。焚烧厂周边居民的维权举动常常遭到某些道德家的谴责，似乎他们仅仅出于一己私利而阻挠公共项目，因而是可耻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已经多年，《物业法》也已适用多年之今日还以这样的视角律人，其虚伪和荒诞自不值一驳。焚烧厂周边居民固然是在为他们争权利，但他们客观上何尝不是为全体国民争权利，道德上法律上何亏之有！假若他们连自身的公民权利和财产权利都不知道爱惜，那种犬儒才是他们真正的耻辱，也是整个国家的耻辱。
以上四项，窃以为是垃圾焚烧发电基础性的社会配套条件。垃圾焚烧发电在学理上是有争议的，在技术上是有分歧的，xx于学理和技术的层面抽象地讨论垃圾焚烧发电的是是非非，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对现实也不会有助益。纵然垃圾焚烧发电在发达国家是朵花儿，那花儿也有特定的土壤和空气。撇开其特定的土壤和空气，只因所谓花儿的美丽就急于照搬，焉知不会基因变异逾淮为枳？所以，当务之急不是讨论该不该烧，以及该在哪里烧。当务之急只能是基于社会学视野，基于特殊国情，重点考察垃圾焚烧该怎样烧，即应该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烧、这些条件我们是否已经充分具备。这种态度才是真正对生命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原载今天《东方早报》，发表时有删节

　　

　　从番禺垃圾发电项目看政府角色越位、错位
2009-11-20 23:56   来源: 理财一周   作者:从目前来看，广州番禺垃圾发电项目，早已超出了这一项目能否建成本身，而已成为一个极具标本意义的公共事件。
文/陈言         从目前来看，广州番禺垃圾发电项目，早已超出了这一项目能否建成本身，而已成为一个极具标本意义的公共事件。     事件的起源是：番禺区和广州市政府在2006年决定在番禺大石建一个日处理2000吨垃圾的焚烧发电厂，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公众并不知情，直到今年9月底随着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随即引起极大争议。     因为官方的选址周围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仅仅诸如丽江花园、华南碧桂园、广州奥园、南国奥园、祈福新村、星河湾等大型楼盘的居民就超过30万，再加上钟村镇与大石镇及会江、上滘、厦滘等已经城镇化的众多村落，总人口在70万~100万之间。可以说，从全世界的范围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垃圾焚烧项目建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建在工业区的。这一点，成为番禺项目争议的一个主要焦点。     此外，番禺项目距西南的亚洲{zd0}火车站“广州新火车站”不足3公里，距“新火车站规划区”只有几百米；项目东边1公里处是广州{wy}国家5A级风景区香江野生动物园。上述区域又构成“广州新火车站-汉溪长隆”广州城市次级中心区域。     汹汹的反对声得到了更高层级官方的印证。11月5日，官方机构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对选址范围8公里左右的居民进行抽样，结果显示：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发电厂，其中半径2公里内的居民反对率更是达到{bfb}。     不过，番禺区仍不为所动。就在同{yt}，番禺区《番禺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民心工程》，称番禺区人大代表70多人视察了项目选址现场，认为这是“为民办好事、办实事的民心工程”。这样，番禺项目成了民意与“民心工程”的对决，更凸显了快速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与日益滞后的政府管理模式之间的冲突。     在番禺项目中，政府角色的越位和错位随处可见。何以见得？看一下西方国家在垃圾焚烧上是如何做的就一目了然。     就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垃圾焚烧炉已从高峰时的6000座减为1490座左右，除了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淘汰落后设备外，更主要是因为国民的反对控制了垃圾焚烧项目的发展，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垃圾焚烧炉附近的蔬菜被污染、空气中测得的二噁英水平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这些事实启蒙了日本国民。     在处理垃圾焚烧这类问题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一点值得赞赏，它们恪守法治和宪政框架下自己角色的定位，始终保持中立，从不成为商业力量的吹鼓手和推手，让商业力量和公众力量在充分表达和博弈的基础上达成最终的结果。这样，无论博弈最终的结果如何，商业力量和公众力量都不会埋怨政府，政府反而因为自己的客观独立角色得到好评。     而在番禺项目上，政府角色与商业力量的界限模糊了。     番禺项目的投资方是广州环投公司，由广日集团和立信企业各出资51%和49%。从工商注册信息上，广日集团是广州市政府全资企业，已被授予广州范围内全部垃圾处理的垄断专营权。至于立信企业，表面上为私营企业，但实际上可不简单，涉足多个行业，包括通信、电力、互联网、税务、交通、物流、彩票、电子支付、呼叫中心、传媒等，比如在税务业务上，其提供两套解决方案（产品）：电子纳税申报管理系统和实时税控，这不是一个没有背景的私营企业能够承揽的业务。    就广州环投公司而言，这是一个只有50多人的公司，控制着10数个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总额过百亿元人民币。从资本回报率看，被千夫所指的垄断大鳄中石油、中石化相比之下根本不算什么。当然，广州环投公司只是一个壳，是利益输送的管道，真正的实体和玩家是广日集团和立信企业，后者更值得关注。     番禺项目的利益是处理1吨垃圾政府会补贴140元（海南才补贴50元每吨，高补贴的上海补贴为120元每吨）；每发一度电还会补贴0.25元。以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为例，一吨垃圾可发电“400度以上”（《广州日报》），则处理1吨垃圾补贴为100元。总计番禺项目处理1吨垃圾得到的补贴是240元。处理2000吨{yt}就是48万元补贴，一月就是1440万元，一年就是1.73个亿，这只是一个番禺项目的补贴收入！此外，垃圾发电项目还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优惠，并能享受一定的所得税减免，所以加上税务优惠安排，番禺项目的补贴收入会更惊人！     这里必须提及的一点是，甚至连聂永丰这样的对垃圾焚烧的利益兴趣比学术兴趣还要浓厚的“学商”都在若干篇论文中承认，中国的垃圾未分类、水分高、有机质低（因此热值低）。这样的垃圾烧都烧不起来，更不要说发电了，怎么办？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往里面加煤或油 “助燃”，{zh1}发出来的电有大部分是“助燃”的功劳。李坑垃圾焚烧项目和即将开建的番禺垃圾焚烧项目本质上都是两个项目的合并：垃圾焚烧厂和火电厂。要在番禺大石人口如此稠密的地方建一个穿马甲的火电厂，足见利益集团的疯狂！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暗藏着火电项目的现象，国家发改委也意识到了。《中国电力报》2008年12月报道，“（垃圾发电）目前是按企业发电量进行补贴，而企业发电量中有大部分是靠添加煤等化石燃料发出的。因此，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不再对企业发电量进行核算补贴，改为对企业处理垃圾量进行补贴。”但这一改革方案目前还没有出台，十一五规划对垃圾焚烧项目的财政补贴只剩下明年一年，抢时间上马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让财政补贴落袋为安的冲动，广州如此，广东如此，全国如此！     《中国工业报》11月9日报道，以工商银行牵头的金融机构已经为广日集团提供了80亿元的xx。日处理2000吨垃圾的广州李坑二期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在建。同时，“另外几个同类项目也已经在做环境评估（注：包括番禺项目），完成评估后建设就可以铺开”，广日集团董事长潘胜遷说：“明年广日集团很可能形成4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同时在建的发展局面。”     看到这里，就不难理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建设利益冲动有多大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个罔顾民意的“民心工程”不断上马。     譬如，广州李坑二期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于2007年曾被国家环保总局以靠近水源地的理由被否决，但通过把水源地划掉一块的政府运作，这一项目今年又悄悄上马了。     同样的，番禺项目紧挨着有白虎、熊猫等众多珍稀动物的香江野生动物园，后者作为广州市甚至全国的xx景点（5A级），根据环境空气功能区的分类，属于“环境空气质量一类区”，是不能上垃圾焚烧发电这样的重污染项目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也已经被“运作了”。    上述事实，足见这些企业的能量有多大，民意在这些企业面前又是多么卑微。政府背弃其应有的中立角色，政府角色和商业行为不分，在商业力量和公众力量的博弈中拉偏架，甚至罔顾民意，这是政府角色根本性的越位和错位。这一点也为一些广州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识到。     11月9日，在“依法行政座谈会”上，广州市人大代表刘莲香说，现在的番禺垃圾处理厂建设问题，市政府公示了规划，但是“没有听取利益相关人和周边单位、群众的意见”。政协委员陈立也说：“番禺的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要听取市民的意见，召开听证会不能走过场，不能再像有些项目形式上召开了听证会、研讨会等，但对有关意见的采纳、反馈不够，过于形式化。”      番禺区和广州市能否在公众对番禺项目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之下，正视民意的力量和诉求，改变政府行为模式，与商业力量相切割，在宪政和法治的框架下以现代政府的视野重构独立的政府角色？这一点，与一个番禺项目的成败与否相比，更加显得重要和迫切，也比任何地方“大部制”改革和部门预算公开，更能改善一个政府组织的功能与效率。     有道是，政府是物业公司，人民是业主。人民呛声，政府要听。     从目前来看，广州番禺人民有厦门人民的理性与素养，他们期待遇上“讲道理的市长”。


——转自今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