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进步，农村发展，是中国整体进步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如同中国改革的成绩让世界震惊一样，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变化也让我们惊叹。但一本经不能念到底，现在我们面临新挑战。

如何认识中国农村发展的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的确是一个奇迹。发展的奇迹也表现于农业，但如果细致分析，农业发展的奇迹实际上有前后两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获得了很快发展，其中有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甚至快于城市居民。但这个时期的土地投入、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是增长的，相应地农业产出也在增长。产出增长比要素增长快，就是“奇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业领域资本投入在增长，但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实际在下降。1996年之后，耕地出现净减少；2000年以后，农村劳动力也在稳定减少，减少的速率大约在1.6%，但这个时期的农业GDP却在稳定增长，1996年之后农业GDP平均增长约8%.这种变化也是一个奇迹，且比{dy}个奇迹更重要，因为这个奇迹是在两种要素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还可以估计农民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我用不充分的资料做了一个估算，1996年以后，资本农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左右，低于农业GDP的增长率。这就说，第二个奇迹不能用资本的增长得到xx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第二个奇迹？一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二可以归结为分工水平的提高。而这两个因素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进步，因为农业技术和农产品流通服务的市场化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分工。中国农业战线上活跃着人数达上千万的农业技术和流通服务大军，这是中国农业保持活力的关键所在。

当然，改革决策者自己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是科研、生产与服务{dy}线管理者和劳动者。有xxx那样的农业科技人员可能每天工作十几小时，殚精竭虑于自己的事业；有进城务工农民辛苦劳作，他们卑微的愿望不过是要求按时发放工资。还有田间劳动的农民，他们尽管也计较种地的得失，但只要春天下种，他们会不遗余力谋求秋天的收获。一位川西地震灾区的农民，地震发生的第二天不是找政府要救济，也不是收拾自家倒塌的房屋，而是上山给果树整理枝叶。这是灾区干部给我讲的故事。

但是，在社会发展中只看到劳动的作用，是一种朴素的浪漫主义。过去，还是那些劳动者，为什么经济发展总陷于停滞？归根结底还是制度问题。制度就像一架机车的技术平台，通过改革使这个平台能够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机车动力，使机车保持前冲的活力。

 农村发展面临什么挑战？

再过30年，如果一切尽如人意，中国的发展又将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农业和农村会有一个xx崭新的面貌。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解决下面的问题。

{dy}，农业经营规模水平要提升，种粮农户的平均耕作面积应该在50亩左右。如果这个目标达不到，新农村建设是空谈。达到这个目标，需要种粮农户不到3000万户，其余农户都转移到畜牧业、林业等大农业内部可能性很小，大部分只能转到非农领域。怎么个转法？现在一些地方热衷引入大资本搞“股份制”农场，这种渗入政府行为的方式是不是转移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好路径？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既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又能稳妥地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第二，农业生产走向规模经营以后，农民的行为也会随之逐步变化，并产生新的粮食生产函数。不用过于担心中国的粮食安全，要考虑的是我们要以多大的代价获得中国人所需要的粮食。中国保持1万亿斤粮食产量，超过了口粮需要，而维持这样一个总产量依靠的是大量的水资源和能源，并对环境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要不要用财政资金来补贴肉类、奶类、油料和糖料的生产？换句话说，要不要用国家财力来维持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品的低价？价格政策如何让粮食价格大体反映粮食生产的xx成本？

第三，伴随大批农户转变为城市居民，一大批村庄将走向衰落，村庄提供公共品的功能将显著降低。在这个背景下，以村庄经济建设为重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不是要改变思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务工挣钱，在农村盖房安家，会产生多大的资源浪费？村级社区衰落以后，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是否要推进到更高的层次？

第四，中国终将转变为一个城市化社会，伴随这种转变，社会治理方式将发生转变。城市社会较乡村社会会产生更高的对民主政治的需求，而深化民主政治改革或大或小会带来社会稳定风险。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式究竟是什么？如何选择一条比较稳妥的深化民主政治改革的道路？具体说，如何处理城市社会的劳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如何调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实行积极的城市化政策：期待地方政府的大胆创新

迎接挑战的当然首先是中央政府。本届政府提倡以人为本，主张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经济发展全局。这是一个好的政治观念基础。科学发展观在操作方法上被具体化为“五个统筹”。然而，“统筹”的方法要具体把握好并不容易。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政策尚有不明朗的地方：是不是想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9亿户籍农民中的大部分继续安置在农村，让他们在农村达到和城市居民相近的生活水平？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要想解决农村问题，必须采取更积极、更系统的城镇化政策。在这个基本政策目标确立之后，其他次一级政策才能协同发生效力。中央讲“以城带乡”是对的，为此要让城市经济稳步扩张，否则它就带不动乡村。

这几年，我一直在提议实行更明确、更积极的城市化政策。这个政策的要点应该是：{dy}，要通过发展城市经济、调整劳资关系等措施，扩大城市吸收就业的能力，让农村劳动力不仅在城市务工，还要让他们逐步在城市定居。第二，国家在农村的投入的相当一部分应放在促进农村人口转移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收缩农村居民点的数量和村庄规模，让农村逐步成为专业农民的定居点。第三，调整区域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一批小城市发展，特别是在县以下发展一批县辖小城市。第四，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进一步强化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创造一种节约建设用地、促进耕地自由流转的市场化的机制。

在过去30年里，我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城市的扩张，其中，地方政府功不可没。地方政府之间实际存在的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乃至政治发展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今后，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的创新仍值得我们期待。在中央的规范性政策不是太有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促进城市扩张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例如重视圈地、轻视集约利用土地，重视产业扩张、轻视就业质量，重视辖区大城市扩张，轻视小城市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