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得全国一等奖的摄影家竟是xx!

          夺得全国一等奖的摄影家竟是xx

            ——《她就是我》的创作者是谁

徐志烈  孙明智  陈华宗

    1987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国际摄影艺术联合会发起的“健康为人人,人人要健康”摄影大奖赛向全世界征集相关图片。我国由卫生部牵头,组织各省市征稿,逐级选优上送评奖,{zh1},嘉兴报社副总编辑王友生(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嘉兴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她就是我》(见【图一】)夺得全国一等奖。图片发布在《健康报》上;得奖的喜讯发布在1987年11月22日《嘉兴报》1版中央。  时隔二十余年后,2009年9月21日,《嘉兴日报》12版整版对娄玉妹作了近况报道并再次转载了《她就是我》(即图【一】) 但是,其创作者变成了“嘉兴老报人,原嘉兴日报副总编辑王友生与嘉善的三位影友”!(参见

 

                                                           【图一】

那么,《她就是我》的作者到底是谁呢?今为揭开事实真相,特提供以下相关资料。

    

    (一)照片的创作背景

    《她就是我》的拍摄主体娄玉妹,女,1949年出生,浙江省嘉善县原罗星乡人。

 

    她在1964年感染急性血吸虫病入院xx时,县防疫站专业人员徐志烈因病历资料需要,为她拍摄了病危入院时的照片。(见【图二】)

    娄玉妹病愈后,徐志烈对她追踪随访数十年,积累了许多她康复后的生活照片。

    1973年由嘉善县防疫站文宣工作者陈华宗,通过艺术构思,设计了一个简单情节,将康复后的娄玉妹与病危时的娄玉妹——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合情合理地组合成一个画面,创作了《她就是我》这一摄影作品。

                                         【图二】

   《她》以对比强烈的真人真事作现身说法,充分发挥了摄影艺术的特定功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宣传效果;因此这一张照片自面世以来即在嘉善县广为传播,上世纪70年代,每个公社卫生院挂号室墙上都挂着一张24吋的《她就是我》。娄玉妹的名字和形象,在嘉善农村,几乎家喻户晓。

  

    (二)照片的创作、修改及刊登 

     1.1973年4月16日,徐志烈、孙明智、陈华宗三人创作了《她就是我》的初稿。(见【图三】)。

                  

 

 

 

 

 

 

 

 

【图三】

创作初稿时署笔名“徐明华”——三位创作者姓名的缩写:

    ——徐志烈,保存了娄玉妹病危时的病历照片,以及她病愈后又数十年追踪随访,为她拍摄了许多生活照片的作者。

    明——孙明智,嘉善人民照相馆职业摄影师,《她就是我》拍摄时负责灯光配置;并提供拍摄120胶卷6cmX9cm底片的“伊康”相机和摄影专业用的照明设备。

    ——陈华宗,完成作品创意、设计、标题、拍摄和暗房制作。

    [ 徐明华 这个笔名是陈华宗取的,他认为若没有徐志烈当年的档案照片,就不会有《她就是我》的创意,因此应该排名{dy}。]                

    2.1973年6月8日摄第二稿。(见【图四】)该稿于2009年10月2日,被《嘉兴日报》选为“嘉兴解放60年xx经典照片”之三。

 

 

 

 

 

 

 

 

 

 

 

 

图四】

    3.1973年7月5日摄第三稿(见【图五】),该稿曾在1973年10月“浙江省美术摄影作品展览”中展出,展出时署名“徐明华”。展出后编入《嘉兴地区1973摄影作品选》,署名为“徐志烈  孙明智  陈华宗”。

                       【图五】

    1973年还在“xx”期间,摄影作品也必须“突出政治”,因此前三稿的构图不够简练,有明显的“xx面貌”。

    4.1973年7月19日上午,拍摄《她就是我》的第四稿彩色稿(见【图六】)。

 

 

 

 

 

 

 

 

 

 

 【图六】

    第四稿是三位作者应“广交会”宣传画册编辑要求,必须拍摄彩照,故特邀浙江省图片社专业摄影师池一平等拍摄并制作的彩色稿;后来编入1973 年10月出版的“广交会”《千军万马送瘟神》宣传画册中,标题仍用《她就是我》,但整本画册中所有图片作者均无署名。

    第五稿是与彩色稿同时同地(拍摄位置稍偏右)由陈华宗所摄6X9黑白底片,作为彩色稿的副本(即【图一】)。也就是1987年王友生用以参赛的获奖稿。

    “广交会”图片册,因对外宣传需要,必须适当淡化政治,故在背景上删去了xxx《送瘟神 》二首的手迹复制框,简化了道具,更加突出娄玉妹的两个对比强烈的形象,图片的艺术质量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当年拍摄地点在县文化馆的摄影室,在场的除娄玉妹和上述三位作者外,还有特邀浙江省图片社的池一平、司徒虹,文化馆的馆长何焕、馆员管玲缇(负责娄玉妹的服装);后来还多了位不请自来的王友生

 

    王友生当年是嘉兴地委宣传部摄影专业干部(昵称“王拍照”),是地区所属各县摄影组的业务领导;他的专用照相机很牛——西德进口的经典xx“劳莱·弗莱克斯”双镜头方箱,用120胶卷,拍6X6照片。

 

    《她就是我》自酝酿、创作并多次修改以来,王友生从未过问;这回改拍彩色稿是浙江省有关部门直接布置的,我们没通报王友生。他突然来到,有些意外,尤其他脖子上还挂着他专用的“劳莱方箱”,夺人眼球,印象深刻。

    当时我们忙着拍照,他由何馆长接待;后来还挂着照相机到摄影室来过,是否也顺便拍几张娄玉妹的“摆拍”照?我们都没留意,但极有可能。不过他的拍摄角度只能在彩色相机的左侧,即摄影室进门处,其他没地方了。[当时省图片社池一平拍彩照的“林霍夫”座机居中,我们拍6X9黑白照的“伊康”相机居右]

    5.1973年7月23日,王友生召集全嘉兴地区摄影工作者,在杭州观摩“省摄影作品展览会”。会后,应王友生要求,地属各县摄影工作者都把入选《嘉兴地区摄影作品选》的底片交给他,以备制版时选用;嘉善县就由陈华宗当面交给王友生,3张底片,都是6X9的:2张《她就是我》(即【图 五】、【图 一】),1张《夜读》。当时按“xx惯例”,作为业务领导的王友生收到各县交上来的底片后,照例没给收条;后来《作品选》出版了,但3张底片王友生一张都没归还。

    6.1987年下半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举办“健康为人人,人人要健康”摄影作品大奖赛,浙江省参赛作品《她就是我》(即【图一】),作者忽然变成了王友生

    7.1989年9月30日,共和国成立40周年前夕,《人民日报》5版刊登《她就是我》的彩照翻拍版,无署名,只注明“卫生部供稿”。

    8.2009年9月21日,如前所述,《嘉兴日报》12版整版对娄玉妹进行了采访报道并再次转载了《她就是我》(即【图一】),但是,其记述的作者又变成了“嘉兴老报人,原嘉兴日报副总编辑王友生与嘉善的三位影友”!

    9.2009年10月2日,《嘉兴日报》4-5版刊发了“嘉兴解放60年xx经典照片”之三(即【图四】),其解说词原文:“1974年,血吸虫病患者娄玉妹xx后向人们述说:‘就是我’。摄影 徐烈”。不知为何,拍摄时间、图片标题和作者姓名都有错别字!

 

    (三)我们的维权之路

    1988年,嘉兴市召开“文代会”,嘉善县出席的代表有何 焕、韩金梅、姜汉林、陈华宗等人。他们发现《会议总结征求意见稿》中赫然写着“王友生的摄影作品《她就是我》,1987年获全国一等奖”。正因为所有的嘉善代表都知道其中真相,就一起向市文联领导质询,问的是:1973年7月19日,王友生到嘉善来拍过照,带的是6X6双镜头(德国制造“ 劳莱·弗莱克斯”方箱)相机,怎么能拍出6X9的底片来?

    有关领导“调查”后认为:1.据王友生同志反映,他也曾经使用过6X9的相机,是向某照相馆借的,他还有借用相机的《证明书》。[批注:是一张32开的纸条,上面写了不多几个字——兹证明王友生同志曾经借用过我单位的6X9照相机一架。证明书上确有照相馆的公章,但没有借用的时间,没有归还的时间,也没有出具证明书的时间。这样的证明,能起到什么证明作用呢?]  2.拍彩照那天,王友生说他也在场,而且他也拍了几张,和你们拍的大同小异,得奖的底片就是他拍的那张......。

    结果是把《总结》里有关的词句改一改,将“王友生拍摄的”改成“嘉兴市的摄影工作者拍摄了《她就是我》”。言下之意:只要不影响市文联的业绩就行,维权纠纷你们自己协商解决。

    接着是王友生通过他在嘉善的关系网,搞“协商解决”了。王友生曾有一封写给嘉善县委宣传部某同志的亲笔信,大致意思是:承认《她就是我》是他与嘉善徐志烈、陈华宗等一起在嘉善拍摄的。 “凑巧的是,我也是用的6X9相机(向嘉兴照相馆借的)”,“因此底片大同小异,这次参赛的照片同(1973年10月,广交会)画册上登的照片,角度相似,但不xx一样”......

    对上述说法,我们不能苟同,特剖析如下:    

    1.我也是用的6X9相机——这话在目击者面前无效。当年在嘉善文化馆拍摄《她就是我》现场,大家都看到,王友生拿的是他的专用相机“劳莱·弗莱克斯方箱”,只能拍6X6底片;同时也都看到王友生根本没有带6X9相机,哪来的6X9底片?

    2.照片角度相似,但不xx一样——摄影作品,尤其是像《她就是我》这样的作品,要完成其创作,主要依靠选材,创意,构图,设计,灯光,布景等拍摄前置阶段的准备工作,是所谓摄影棚中的“摆拍”作品;正因如此,《她就是我》的作者从一开始便是由三个作者联合署名而从来没有只署拍摄者的名。

    退一步讲,即使王友生当时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确实在我们搭建的摄影棚中,用自己的照相机按下过快门,难道因此王友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她》算做自己的创作吗?摄影界的“潜规则”——谁按快门谁就有署名权——适用于自然风光或公开场合,若在人家的摄影棚中抢镜头,则{jd1}没有署名权。

    以上评析的依据都属常识范畴,当年也不是没说过,只缘22年前的语境,我们说了不管用——胳膊拧不过大腿,如此而已!

    从1988年嘉兴市文代会上维权未果以来,20多年过去了,在嘉善县境内以及嘉兴市摄影家协会的老会员中,知道其中蹊跷者,不乏其人,但毕竟此事已经沉寂多年,且我们三位作者已入暮年,垂垂老矣,纵使不能忘情于《她》,也不想旧事重提了;没料到2009年9月下旬,王友生先生会拿《她就是我》在《嘉兴日报》12版上招摇过市,再度发飙,实在令人忍无可忍!至此,才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趁大家都还活着,一定要披露这宗“三亲“资料,不为名利,只为给历史去伪存真,将真相公之于众,以正视听!

    如果我们说的只是一面之辞,切盼王友生先生站出来公开辩一辩!

    若王友生先生始终失语沉默,可能会被理解为——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只好强装深沉了!!!

 

  此文所记《她》的多次拍摄确切日期,均引自陈华宗的《工作日记》

 

               明月和义父母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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