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今年68岁，在她55岁时，有{yt}，她被民警意外推倒摔伤，生活从此改变。 她只有初中文化，为了讨个说法，她变卖家产，勤学法律，在一次次“不受理”、“不赔偿”的答复下，依然坚持。13年来，她不曾找媒体呼吁，也没有请求人为干涉以使事情尽快解决，她说，这都不是正道，不能替代法律。 2008年9月，在终于拿到法院终审判决时，她又生感慨：官司似乎赢了，可似乎又输了。

    12月23日，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灯光昏暗。头发花白的付发淑低头在一本已破旧不堪的《国家赔偿法》上认真做着标记。简陋的房间内，除了高低床和桌子外，就是一摞摞法律书籍。

    翻看法律书籍是付发淑十多年来的习惯。让人有点吃惊的是只有初中文化的付发淑对各种法律法规非常熟悉，尤其是对《国家赔偿法》和《劳动法》了解得很透彻，说起来头头是道。

   付发淑说，这两部法律一部和自己的官司有关，另一部和她{z}近干的工作有关。

    付发淑{z}近的“工作”是给讨薪农民工以法律帮助，免费的。她说，她想帮助农民工用法律维权，而不是以爬塔吊、上门闹的方式讨薪。

    付发淑学习法律，缘于13年前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事发：被民警推倒在地致骨折

    付发淑是四川绵阳市三台县人，至今已在乌鲁木齐居住21年。上世纪90年代初，初来新疆的付发淑一无所有，经过一番打拼，她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拥有了两家装修一新的餐厅、一个小商店以及一个送煤站。因为为人勤奋、开朗，菜品价廉味美，餐厅生意很不错，每个月都有三四千元的收入，这让周围的人很是羡慕。

    1995年7月4日，发生了一件改变付发淑生活现状的事。当天16时，付发淑在餐厅里忙着招呼客人，她的弟弟付友全也在餐厅里帮忙。
付发淑回忆说，当时，店里突然来了七八名男子，其中一个穿紫红色衣服的男子问付友全：“有没有看到一个鼻子上带伤的人来过？”

    见对方很急，付友全告诉对方：“来过，在我这儿买了个西瓜吃，那人还说和人打架受了伤，问哪儿有创可贴卖，我告诉他雅西楼有个中医医院，他就走了。”

    “我以为是来问人的，问完就会走，没想到那些人或许觉得弟弟不老实，要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付发淑说，这时她才明白眼前的几个人是民警。

    付友全不愿去派出所，因而和民警发生了争执，一旁的付发淑上前阻止，却被一个中等身材、偏胖的小伙子推倒在地，之后，她就坐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了。

    改变：红火餐厅被迫关门报停

    倒地的付发淑在餐厅旁观者的帮助下被送到乌鲁木齐友谊医院，经检查，她的腰四椎压缩性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达九级伤残。付友全随后被民警带到派出所，接受完调查得以离开。1995年7月6日，付发淑在家人陪同下住进了乌鲁木齐长江路骨髓炎医院。

    住院期间，付发淑寻思让弟弟先帮她照看生意，可经历此事的弟弟却坚决要离开乌鲁木齐回奇台的家中。“他们在奇台也有事做，弟媳一直就不太赞成弟弟来帮我。出了这事，他们觉得很委屈。”付发淑说，生意不能没有人照看，她赶紧打电话回老家找人来帮忙。

    可是，付发淑和丈夫感情不太好，并且丈夫当初就不同意她“一个女人家出来抛头露面”，这次，他听了这事更是生气，坚决不来，而且，付发淑的4个子女都还在上学。况且，餐厅出的事，早已被老乡们传回了老家，亲朋好友听说“付友全在新疆被带了xx”，也吓得不敢来了。

    住院的付发淑只得将餐厅店面向工商部门报停，3个月后，因为无法走路，付发淑结束了餐厅的生意。
看着辛苦经营起来的小店就这么没了，付发淑心疼得泪盈眼眶。她觉得，事情成了这样，对自己太不公平。出院后，她心有不甘，决定向推倒她的民警及其所在单位讨个说法。

    迷茫：赔偿遭拒 诉讼被驳回

    1996年年初，身体有所好转后，付发淑多次找到推她的民警的单位，但半年过去后，事情没有进展。“不愿意赔偿，我只好向法院起诉。”付发淑说，当时自己认为，只要向法院证实了自己是被谁伤害的，应该很快会有结果，她甚至计划，官司打完了，自己再把餐厅开起来。

    当年8月，付发淑将民警所在单位行政诉讼到乌鲁木齐头屯河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车旅费等费用，共计5万余元，但她的诉讼被法院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驳回。

    这让付发淑很意外，由于不太懂法，她对驳回的原因一知半解。“还是先搞懂法律再说吧！”付发淑打定主意后，一边继续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一边恶补法律知识。

    之后的4年里，付发淑反复走访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但接到的答复都是“不赔偿”通知书。

    这期间，付发淑租住在火车站的一处平房。每天天一亮，她就带上两个馍馍和1瓶水，拄着拐杖出门到各个单位反映情况，单位下班了，她又去找事发时在场的证人，到了晚上，她就一头钻进书堆里研究法律条款。

    由于有伤在身，加之劳累过度，付发淑曾先后3次入院xx，积蓄也一点点花光了。她靠向朋友借款，甚至将老家的房屋卖掉，筹措生活费，给自己讨说法。

    坚持：“疯老太”被误认为乞丐也坚持打官司

    由于去得次数太多，一些单位的人只要见到她，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她进入，而付发淑则总是会想尽办法进去。

    付发淑的亲朋好友纷纷打电话或托来疆老乡劝她，不要再为这件事劳神费力了，但付发淑不听，接着做自己的事。

    有一次付发淑住院，她的大儿子胡兴旺和儿媳赶来医院，准备陪陪她，等情况好一点就一起回老家。但任凭他们怎么说，付发淑就是不愿离开乌鲁木齐。

    “时间长了，老家说什么的人都有。有人说我抛下丈夫、孩子跑了，有人说我外面有人了……”付发淑说，受丈夫和大儿子的影响，其他3个孩子也开始误会她，觉得她不是一个好妈妈，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

    有人说付发淑是“吃饱了撑的，打公安局的官司”，有人说她“精神有问题”，很少有人知道付发淑经历的艰难处境，每天在外奔波，她做梦都想离开这里，回到家乡享天伦之乐。

    有{yt}，付发淑被人“请”了出来，她坐在路边发愣，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一名路人见到她，在她面前扔了1块钱，付发淑一时没反应过来。回过头，她才想明白，人家是把自己当成乞丐了。“也难怪，以前别人都说我身体好、显年轻，现在一看就是个疯老太，不讲究打扮，整天抱着一堆资料。”付发淑摇着头自言自语道。

    曙光：13年努力终于打赢官司

    时间一晃到了2002年，赔偿依然没有进展。当年9月，经人指点，付发淑来到乌鲁木齐沙区政法委员会找到一名领导。领导耐心听完她的讲述后，让付发淑去找案件发生所属地沙区法院立案，不要再继续行政诉讼，而是转诉民警个人。

    付发淑说：“没有这位领导，我后来的官司就打不赢，是他告诉我行政诉讼太难打，让我换个思路。”
2003年4月，付发淑以故意伤害罪将推倒她的民警起诉到沙区法院，但被法院驳回起诉，理由是：“此案未经过公安、检查机关做出决定，付发淑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付发淑一边向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一边开始收集证据。不久，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沙区法院对此案进行重新审判。
上诉没有被驳回，让付发淑看到了一丝希望。随后，她得到了乌鲁木齐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接受指派的新疆百丰律师事务所还专门成立了小组对案件进行分析。

    从2003年4月至2006年9月，付发淑又先后5次出庭，法院认可了她的伤情是民警造成的，但认为因为是在民警执行公务中发生的事情，应该提出行政诉讼。于是案件又被驳回，付发淑再上诉……连百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贵都被付发淑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打动。
2006年12月4日，乌鲁木齐沙区法院重审的结果是：判定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共计8万多元。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法院的支持，付发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对于这一判决结果，民警所在单位提出上诉，而付发淑也认为自己多年打官司的花费远不止8万元。今年9月，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将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的金额提至14万余元。

    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赔偿，但对于这个等待了13年的结果，付发淑表示满意。

    付发淑帮助12位农民工讨回工资

    在漫长的打官司之路上，付发淑自学了大量法律知识。她说，自己懂的法律知识越多，对打赢官司就越有信心。
在付发淑忙于打官司的间隙，她开始关注农民工讨薪问题。1999年，付发淑在一次去律师事务所咨询自己案件时，遇到了几位等在门外的农民工，一打听才知道，老板欠薪不给，几位农民工要不到钱，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他们既不懂法，又没钱请律师。

    听完农民工们的遭遇后，付发淑将自己接触到的《劳动法》有关条文讲给他们听，农民工们见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请她帮忙。付发淑决定作为农民工的委托代理人为大家讨薪。为了打赢官司，付发淑回家仔细研究了相关法律，后来为农民工打赢了官司，要回了工钱。

    “我和他们一样，起初都不懂法，但我现在懂法，也希望更多人能用法律维权。”因为这个想法，从1999年至今，付发淑已通过法律途径帮助几十位农民工成功讨回工资，2008年这一年，付发淑帮助了12位农民工。

    生活中，付发淑非常喜欢看报纸，尤其是法制类新闻。有时看到农民工为讨薪采取爬塔吊、堵路、堵门等极端方式，付发淑就感到很难受，也很失望。

    “我非常理解弱势群体维权的艰难，但爬塔吊、上门闹的方式总不是正道，越是艰难，越应该坚持。”她说。

    付发淑对社会中存在的出问题就呼吁媒体报道解决，而不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现象颇有微词。这一次，记者也是通过朋友，辗转听说了付发淑的事，才找到她进行了采访。

    她说，自己打官司期间，也有人提议让她求助媒体，还有人让她去上访找领导，她也动过心，生活中也见到过媒体或者领导批条事情就解决的事情，但她从没想过自己要这么做，因为她觉得，这些都不能替代法律，甚至是不应该的。

    “人为的解决只能解决一些人的问题，只有法律具有普遍意义。”付发淑说，这就是自己为什么帮助农民工打官司的原因，并希望更多人运用法律维权。

    “打赢这场官司，我付出了别人难以想像的代价，但终归是赢了。”付发淑说，官司打赢了，冷静下来想想，14万块钱和13年的岁月以及自己所花费的精力相比，又是多么渺小。现在，她只希望对方履行赔偿后，自己能早日回家乡与亲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