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

                                                                                 农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乡村供销社已如年迈的正规军，在形形色色私营小店游击队的围攻下，从中国大地上所有的村庄、乡镇节节溃败了。如今，在富裕一些的乡镇，它们已被连根拔除，取而代之的是贴着闪闪发光白瓷砖的底店或小楼，红红绿绿的招牌下，拥挤的货物、热闹的吆喝声，使老人们感叹世道的变迁难以捉摸。

然而在我的家乡，前店供销社竟然还存在着。但已做了什么人的库房，尘封的窗户上钉着厚厚的木板，如同战后幸存的老兵，眼睛已经浑浊不堪了；青灰色的砖墙斑驳剥落，岁月的沧桑与时光的印痕宛然其上。这是令人悲哀和庆幸的事情——在国内，许多古城与老建筑的存在，似乎都要赖以当地的贫穷；庆幸的是，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它突然出现在眼前，如失散多年的亲人。

童年时，如果有人问我，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是什么，我一定回答是高耸入云的xx囱；而如果有人问我城市的最明显标志是什么，那一定当属砖头了。八十年代前，乡村的民居基本上是土房、土窑洞，如果有砖瓦房，一定是乡政府或其下属的单位，包括供销社。用农民的话来讲，那些都是“公家的”；在砖瓦房出入的都是挣工资、悠闲并衣着光鲜的体面人，使风里雨里劳作但收入不高的乡民羡慕且自卑。那时，自卑的种子已深植于一个乡村孩子的内心。我暗暗地把人分成三等：红砖建筑群中生活的城里人是一等人、乡下零星青砖房屋里上班的是二等人、而乡下人则是末等人；在二等人里，最让我羡慕的就是供销社里的售货员了，这种羡慕，或许更多的是潜意识中对城市的向往。尽管当时物质匮乏，货架上的商品很是寥寥，但它们发散着城市的气味，传达着城市五光十色的信息。应该说，那时，供销社在我心中是一座微缩的城市。

在方圆几十里的乡村，供销社的外观，仿佛大大小小一种模子定制的：一律是青砖的大房子，红色的木门木窗，灰色的洗砂门脸，门脸向屋顶上凸起方尖的一大块，宛然高扬着神气的面孔，面孔中间是一个水泥阳刻的五角星、两边分别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大字，许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这八个字的意思，现在想来，那应该是xxx语录。吃皇粮的身份，使售货员有了一种面对农民的优越感，而掌握着奇缺日用品的销售权，又使这种优越感成倍增加。表现在脸上是某种大权在握的严肃、加上不屑一顾和爱答不理的神情，是用言语很难形容的一种脸色；表现在眼睛上则是抬头望天、或者看着别的什么地方，但却不会收错钱和拿错商品，似乎有特异功能。总之是不与买货人对视的，若对视时，必然是恼怒和鄙夷的眼神，伴之以口中的呵斥，与其相对的则是笑容尴尬、唯唯诺诺的乡民。这样的情形，现在的一些管批条、盖章的部门也不鲜见。

但真正有实权的人物，优越感深藏在内心，表面上反倒平和得多。供销社主任，是一个面色白净的中年男人，总是一付笑嘻嘻的模样。有时，他会和一些小媳妇儿、大闺女开些不正经的玩笑；更多的时候，是对乡干部、大队干部的笑脸相迎。那时，乡村生活的理想目标是“三大件”，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这些商品不会出现在柜台里，它们作为稀少的指标握在主任手里，有的村民娶媳妇时百般无奈，到处托人相求，给主任送礼后才能买到，大部分人是买不到的。即使是一些很平常的日用品，有时紧缺起来，也是需要“走后门”的，当时流行几句顺口溜：“面熟不如惯熟、惯熟不如喂熟”，喂熟指的是请客送礼。那个时代不允许私人做生意，即使是农民的土特产，也归供销社统购统销，收购价压得很低。药材、山货、皮毛、生猪、鸡蛋等等，是大人们换取生活费的东西；我要想弄点零花钱，只能攒些啃剩的猪羊骨头，以及动物的小肠、猪毛鸡毛，或者趁母亲不注意偷几只鸡蛋去卖。

供销社包揽了土产、五金、糖业、百货、农具、农药化肥、收购等种种业务，前店供销社因紧临公路，还兼着候车室的功能，南来北往的人们也喜欢在这里歇脚；农闲时，寂寞的乡民不买东西也喜欢聚在这里图个热闹，因而供销社也成了十里八村的新闻集散地、乡村社交的场所。但商品却少得可怜，在我xx的食品中，仅有水果罐头、饼干、红糖饼、糖果四种。水果罐头和饼干是看望病人和孕妇的礼品，红糖饼是出门人歇脚时的饭食（乡村没有饭馆），我能买起的只有一分钱一粒儿的水果糖，有时一冲动，花五分钱买两粒儿牛奶糖解解馋，但吃完后却十分后悔，五粒儿水果糖是可以吃好几天的。因为寒冷和干旱，家乡没有果园，供销社也极少卖水果。有一次，听说在卖冻梨，我和父母一番耍赖使泼之后，终于拿到一元钱兴冲冲地跑去，但前面已经围了一大堆人，挤了好长时间后我也未挨到柜台边，却听说冻梨卖完了。闻着梨残余在屋内的香味，内心充满了沮丧，人们都散去后，我仍然迟迟不舍得离开。后来，一位匆匆赶来的小媳妇向里屋喊了一声，主任笑眯眯地出来了，从柜台下拿出不少冻梨；我的眼睛一亮，心脏咚咚地跳起来，那黑黑的冻梨仿佛童话里的仙果，我感到喘不上气来的激动和快乐。然而任凭我把钱举过头、使劲嚷嚷，主任都对我不理不睬，不紧不慢地把梨全卖给小媳妇后，他也转身进了里间。其它的售货员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呆呆站在那里，已经没有了懊丧和愤怒，只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仿佛做了丢人事般羞愧难当。

供销系统破产关闭的时候，我已离开家乡多年。据说，破产的主要原因是在羊绒大战时，因大量积压的羊绒发霉变质导致资不抵债。听说，收购人员贪好处，不能严格把关，人们起初往羊绒里掺土；后来因为颜色发黄拒收，人们便在羊绒里喷洒清油、然后把一种白色石头大量研粉洒上去，据说不易发现且能增加不少重量。还听说，后草地的牧民也知道掺假的事，但他们不屑或不愿意那样做，在卖羊绒时，旁边估摸着放一堆土，买他的羊绒必须把那一堆土的分量算上。前面的消息使我心情沉重，而{zh1}一个故事却使我xx欣喜：这样的憨直磊落，多么纯朴可爱的蒙古人。

前些年，我去云南和四川旅游时，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发现遗存的供销社竟然和家乡的一模一样，亲切感之余不禁骇然：难道当年全国的供销社是一张建筑图纸？诗人陈先发在谈到普遍把园丁喻为老师的现象时，有过一段精辟的话：“任何蓬勃的想象力一碰到这个僵硬又神圣的比喻就要枯萎！如果十亿人共用一个比喻，这个现象的悲剧性就远非一个词被反复践踏那样单纯了。我们活在一个惯性的轨道上，这条轨道越来越密集地行驶着背离真相的闷罐车”。那个时代，在供销社之外，整齐划一的东西或许还有很多。

今天的我们，未必不在惯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