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振兴、新媒介热升温与xxx主义文论中国

——2009年文艺理论批评的三个热点问题

葛红兵    许峰

　　（原文发表于《当代文坛》2010年第1期）

摘要：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60年发展历程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前30年文论和后30年文论，同是xxx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进程中，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可能意味着文艺学界文化研究转向之争最终落幕，文化研究正式加盟文艺理论批评并向创造性研究方向转型，进而成为文艺理论批评未来发展的“学科生长点”；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大契机是“新媒体”的诞生和飞跃式发展。以“视觉”为媒介的“新媒体”研究正越来越激发文艺理论批评自我更生的激情，孕育着文艺理论批评界新的“内部革命”。

关键词：文化产业振兴；新媒介文化；xxx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在文艺理论批评领域，2009年同样意义非凡。在这一年中，新媒介文化升温、文化产业振兴国策的提出、中国特色的xxx主义文论不断发展等等命题和现象都值得我们仔细分析。新媒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乃是文化产业振兴的重点和突破口；而新媒介文化升温、文化产业振兴，促使中国文艺理论批评更加积极地面对当下问题，在文化已成为重要产业的新时代中充实、发展自我，与时俱进，这些都在文艺理论批评异彩纷呈、“众声喧哗”的2009年中格外引人瞩目，而2009也比往年更值得大书一笔。

一、  “前30年”与“后30年”：xxx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回眸

与西方文论“回到xxx”的绝响呼应，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激发人们对xxx主义文论中国化问题的更进一步关注。如何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坚持和发展xxx主义文论，运用xxx主义文论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和回答中国文艺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所面对的实际问题，从而指导中国当代文学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是学人们始终关注而在2009年又重新变得突出的话题。2009年适逢建国60周年，在此前后，对“前30年”与“后30年”的xxx主义文论中国化道路的回顾、反思和展望更成为讨论的热点，系列学术研讨从2008年末2009年初开始，一直热到2009年末，如“xxx主义美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10月天津）[i]，“xxx主义文论与21世纪学术研讨会”（2008年11月武汉）[ii]，“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30年全国xxx主义文艺理论研讨会”（2008年12月北京）[iii]等，“新中国文论六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7月贵阳）[iv]，同时有一系列有份量的文章相继出炉。对xxx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回顾与反思、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及所面临的挑战等问题是各方都关注的焦点。

张炯指出，xxx主义文艺理论眼下正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挑战：一是全球化条件下世界文艺多样化的挑战，包括文艺理论的多样化和文艺实践的多样化，特别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艺实践及其理论的挑战；二是电子传媒、网络文艺带来的高科技，使文学进入电脑写作和数码传播时代的挑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xxx主义文艺理论去加以回答和应对。[v]欧阳友权同样认为数字媒体带来的文艺转型，历史语境变迁所形成的理论认同诉求，多样化学术资源对xxx主义文论原点的遮蔽，成为当代xxx主义文艺学建设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但他也同时指出：世界文论“向外转”的学术转向，西方xxx主义东渐带来的视野拓展，以及当代文艺现状对xxx主义文论观念的吁求，则构成当今中国xxx主义文艺学与时俱进的发展契机。[vi]而董学文在《新中国xxx主义文艺理论六十年》一文中全面回顾了建国以来xxx主义文艺理论的曲折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当代xxx主义文艺学发展和创新的轨迹，一言以蔽之，就是围绕着xxx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行的”，“坚持xxx主义文艺观基本原理同推进xxx主义文艺学说中国化结合起来，这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经验”，“‘西化之风’是不能长久的，脱离中国现实的洋教条和古教条是注定要不得的，……只有xxx主义文艺理论是我们的旗帜和向导，只有以xxx主义文艺理论为指针，走理论联系实际之路，才是中国文艺理论的未来。”[vii]对xxx主义文论这一学科的发展，各方专家献计献策，而对于研究者本身而言，杨晓新呼吁广大文艺学者应恪守学术本位、民众立场和学术理路，开拓学术空间，专注学术研究，推进学术进步和学理增长，创立xxx主义文论中国学派，重塑中国xxx主义文艺学的学术形象。[viii]

以上回顾和总结都有利于我们认清历史，更好地展望未来。但是，这之中，也有一种倾向是我们要警惕的。比较流行的观点是：高估“后30年”，低估“前30年”，把“后30年”看成是对“前30年”的断裂。本轮“60年”回顾的根本问题是：割裂前后30年之间的有机联系，对“后30年”文论建设成就肯定有余缺点批评不足，对“前30年”的成却没有给与应有评价。从2009年前后各次研讨会的主题可看出主流观点对后30年比前30年重视，有的甚至简单地认为前30年中国文论和批评是对苏联模式的移植嫁接，后30年中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新三论”，英美新批评、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形形色色的批评方法的引入，西方现代文论进入中国，中国文论才开始了真正的现代自觉。不少回顾文章没有注意到后30年文论“xxxx”，在“言必称希腊”后重新陷入找不到北的窘境。

当然，也有另一种观点，即认为“时下正风行的文化研究是对传统xxx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回归，是文艺理论和批评又重新回到xxx主义的正确道路上来”。这种循环论的论调还很有市场。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什么时候离开过xxx主义？“后30”文论与批评难道是非xxx主义的吗？

中国当代文学60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前30年”何来“后30年”？“前30年”的当代文论建设同样存在“被压抑的现代性”[ix]。前后两个“30年”不可偏废，也不应厚此薄彼，应抱着“打通”而不是“断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目前尤其应该重视“前30年”的文论研究，把“后30年文论”作为它的历史发展的连续形态，而不是断裂形态来研究，否则，我们对前后30年的判断都会出错。

张炯把xxx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大体划分为1920～1949、1949～1978、1978～2009三个时期。{dy}个时期的特点是“从介绍xxx主义文艺理论的部分观点到走向全面而系统的介绍，并逐步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高峰是产生了xxx文艺思想”；第二个时期（“前30年”）的特点是“在全面介绍xxx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基础上，突出了对xxx文艺思想的宣传和普及，并开始建构中国特色的xxx主义文艺理论教科书。其间也存在左倾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严重干扰”；而在第三个时期（“后30年”）中，“高举xxx文艺理论旗帜，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传播xxx主义文艺理论上做了更深入更全面的工作，为建设当代中国的xxx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作出新的努力”。[x]xxx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发展过程是一脉相承的。高迎刚也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整体上西化色彩越来越重，苏化色彩则相应越来越淡，这样反倒使我国的xxx主义文论越来越接近其本来面目。上世纪80年代可以看作是接受西方文论观念相对集中的一个阶段。而进入90年代之后，情形有所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升温，中国问题意识升温，当代中国xxx主义文论在回归传统，也在走向世界，这种两极化的进程，恰恰体现了其中国化趋向的深入发展。

xxx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是复杂的，过去如此，今天同样也如此。从对xxx主义文论前/后30年“断裂论”、“高/低论”的反思可以直接引发我们对“新世纪文学”、“二十一世纪文学”等理论批评命名的再思考。近年来，关于“新世纪文学”、“二十一世纪文学”之声此起彼伏，专栏文章层出不穷。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xxx列宁主义。”但是否随着2000年元旦的一声钟响，中国当代文学也就自然而然地同步进入一个新纪元？2000年以来，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有新的表现形态，如“底层文学”的兴起，但就其所表现的社会生活面来说，试问新世纪的底层文学与“旧世纪”文学——1980年代的“新写实”、19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它和“前30年”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甚至是现代文学部分中“左翼文学”的思想资源难道没有子承关系吗？

不管是作品还是文论，既没有{jd1}的“前30年”，也没有{jd1}的“后30年”。对“后30年”的过高肯定和对“前30年”的过低评价不可取，要把二者看做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只有这样，我们面向未来，看“文化研究”之争、看“新媒体研究热”的升温，等等，才能获得与之相当的历史视野。换而言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60年发展历程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前30年文论和后30年文论，同是xxx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个进程中，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可能意味着文艺学界文化研究转向之争最终落幕，文化研究正式加盟文艺理论批评并向创造性研究方向转型，进而成为文艺理论批评未来发展的“学科生长点”，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重大契机是“新媒体”的诞生和飞跃式发展，以“视觉”为媒介的“新媒体”研究正越来越激发文艺理论批评自我更生的激情，孕育着文艺理论批评界新的“内部革命”。

二、  文化：作为产业的“振兴”与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使命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源泉和创造力的象征，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越来越为大众所盼望，“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也日益成为国际间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2009年中国文艺理论要面对的{zd0}热点是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通过和出台，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继钢铁、汽车、纺织等xx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的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

“文化产业”英语名称为Culture Industry，中文可以译为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特殊的经济形态。2003年7月22日，由中宣部牵头，国家统计局、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等单位参加的“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完成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以下简称《文化产业分类》）的研制工作，并以国家统计局的名义，于2004年4月1日下达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通知》（国统字[2004]24号），为界定和规范我国公益性文化活动和经营性文化活动提供参考与借鉴，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管理和文化统计提供科学、统一的范围与定义。《文化产业分类》将“文化”的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而“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提供文化产品（如图书、音像制品等）、文化传播服务（如广播电视、文艺表演、博物馆等）和文化休闲娱乐（如游览景区服务、室内娱乐活动、休闲健身娱乐活动等）的活动，它构成文化产业的主体；同时，还包括与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有直接关联的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相关文化产品（如工艺品等）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它构成文化产业的补充。”很明显，文化产业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宽广，并不局限于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领域。

实际上，部分具有有预见性的学者几年前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2004年7月我国{dy}个文化研究系（Program in Cultural Studies）也在上海大学正式诞生，由王晓明教授担任系主任的文化研究系“侧重于学术科研，旨在培养眼界开阔、能够批判性地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现实的专门人才，是一个跨专业的研究型系科”[xii]。“批判性分析，促进性介入”，在这一双重性方法论中，“批判”和“促进”两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持续“越界”——打破学科之间，学院学术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界限。王晓明教授等所做的工作成效斐然。当然，后来的部分文化研究学者也存在过分强调“批判性分析”，忽视“促进性介入”，割裂了“破”与“立”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的情况，简单移植法兰克福学派或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单纯地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借用了“文化”的符号和旗帜，但实际上与真正的“文化研究”相去甚远。

2009年初，为把文化研究学科成果转化为文化创造学科的建设优势，由葛红兵教授牵头在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dy}个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该中心提出了建设中国的“文学与创意写作”学科动议。文学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包含文学类创造性写作、非文学类创造性写作两个部分。该学科在西方是文学类教育、教学的主攻方向，是一个包含近20个子门类的大学科。该学科的发达为西方文化产业的发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创动力，目前该学科在国内还处于空白，传统中文系一般开设基础写作和应用文写作，前者教写作的基础理论，后者重在讲授行政公文等规范文体格式，都不涉及创造性写作的教育教学。传统中文系在学生培育目标上明确宣布“不培养作家”，事实上写作能力是xx可以培养的，文学与创意写作学科不仅仅培养专业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图书出版业、动漫产业、影视产业、报刊业、新媒体业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影视戏剧戏曲类编剧之外）具有原创力的文学创作者和创造性文案的撰写者。该中心举办的《长三角地区文学创意写作与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上，多位学者共同提出“文学与创意写作学科的建立为文艺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生长点，为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的观点。[xiii]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文化研究的中国化提供了经济基础；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把文化产业上升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高度，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这又为文化研究事业的腾飞提供了理论基础以及政策保证。如果说过去的“文化研究”主要停留在“批判性分析”阶段，现在更有“促进性介入”。文化研究，直到今天，才真正转向“创造”，才真正成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了八项重点任务，排在xx就是要“发展重点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产业为重点，加大扶持力度，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根据《规划》的精神，要“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就离不开文化产业的振兴；而要振兴文化产业，首先要重点发展的就是文化创意写作。文化创意写作可谓是文化产业振兴的发动机！发动机如何启动？文化创意写作的发展又离不开智力的支持。环顾世界，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欧美创意文化产业兴旺发达，很重要的一点是得益于其创意写作的繁荣，而这又受益于在欧美各国大学中，创意写作课程的普遍开设。他们针对小说、戏剧、电影剧本等进行大量的研究，以成功的小说、戏剧、电影剧本等为例，总结概括出一套写作模式来，再指导新的创作，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而学习创作的人才在欧美大学培养体系中处于较高的地位，写作（诗歌、剧本、小说、创意文案等）一样可以拿到学位。强大的文学创意写作学科是欧美文化产业兴旺的根基。随着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思路的明晰，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将越来越高，对文学及创意写作人才的需求也在急剧上升，将一批有写作天赋的人才引向写作型方向培养，这本是高校的基本职责，然而中国目前并没有文学创意写作学科。现在中国大学中文系主要培养的是文学研究人才，忽视甚至轻视创作型人才的培养，这种不适应社会需要的学究倾向导致大学中文系的吸引力越来越弱。事实上，国外已经很少有大学把语言和文学放在一个学科，语言属于科学，文学属于艺术，二者分属两个不同学科，而国外的文学学科，多数以文学创作规律为研究对象，以创意写作为教育教学方向。

国内中文教育的边缘化，主要原因是没有认清文学的艺术学科品格，没有把文学创作作为重点发展方法，而是以老旧的文学研究为方向，把文学定义为知识，而不是创造，中文系只教文学知识，不教文学创作，这是国内中文教育的通病，未来的中文文学学科必然要改弦更张，走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并重的路子。于此同理，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也将面临改革，一方面保有其意识形态性、社会学性、理性精神性、政治学性以及传统审美研究性的学理成分，另一方面要别立新宗，发展出“创造性写作”的新方向，走学理建构和文学创造性实践研究相结合的路子，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理论与批评的路子还很宽，而不是越来越窄，文化研究不是要不要归属于文艺理论研究和批评的工作范围之内，而是要作为重点发展方向，而且从过去比较重视文化现象剖析和批判，向文化创造规律和实践方向转型。

文艺理论与批评界应该责无旁贷地站在前沿，开展创造性写作规律的研究，创造性写作人才培养方法的研究，等等，中国文论亟待开辟新的创意写作方向，这是社会对文艺理论界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文论更生、发展的一个要求，文艺理论批评界要从文化创造性角度，深入“新媒体、出版、影视广播、音乐及舞台表演艺术、动漫和网络游戏、广告、节庆和展览、古玩艺术品交易、艺术设计、文化遗产、文化旅游、体育文化、休闲娱乐等十多个产业门类内部，既关注理论研究、也注重工作指导，做文化创意产业研究者、实践者。”[xiv]xxxx文化产业类文摘刊物的创办（《人大复印资料·文化产业卷》）[xv]、{sg}文化创意写作学科的建立（2009年10月复旦大学获批中国{dy}个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点）、首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的提出的重大变革，等等，不约而同地在2009年出现，适逢其时，相得益彰。2009年的确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改革年，文化研究由批判转向批判和创造并举，并逐步和当下的文化产业发展形势结合！

三、  主流批评模式的衍进与新媒介文化的升温

2009年生态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显学地位依然不减，而叙事学批评方法的研究及以之作为理论武器进行批评实践的研究成果更是保持着强势地位。叙事学研究以其良好的理论活力，新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几乎是近几年文艺理论批评不败的显学。目前的叙事学研究的发展态势，已呈现较明显的跨学科渗透、多学科交融的特点。刘郁琪在《叙事学还有新的理论空间吗？——论叙事学的发展道路及其人学化可能》一文中提出，在形式叙事学和语境叙事学之间，还存在着一种作为叙事学和人学相结合的“人学叙事学”范式，这一新叙事学学科的建立，不仅会极大地改变现有叙事学的版图，而且对文艺理论在更大范围内的综合具有难得的推动作用。[1]而龙迪勇认为，无论是“经典叙事学”还是“后经典叙事学”，偏重的都是时间维度，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空间维度上的研究，应该对叙事与空间问题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力求建立一门“空间叙事学”。[2]空间叙事学主要涉及对空间意识与叙事活动、与叙事文本有关的空间、总体阅读与叙事作品的空间形式、图像叙事等问题的研究，将是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3]

随着“图像时代”和尤其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的到来，文学发展将呈现怎样的态势，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叙事学的研究领域也因此拓展，“跨媒介叙事”的研究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兴趣，2008年8月2～3日，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就以“跨媒介叙事”为题，在南昌主办了“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4] 2009年10月21～24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第二届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又在重庆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跨媒介叙事研究”。[5]龙迪勇所说的“图像叙事”其实也涉及“跨媒介叙事”。

与之相关的是，对图像视觉文化的研究及“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发展的研究正在迅速升温，成果不断涌现。葛红兵2007年翻译英国学者理查德·豪厄尔斯《视觉文化》一书，是一本全面介绍视觉文化研究方法的论著，而周宪2008年出版的《视觉文化的转向》可作为国内{dy}部研究视觉文化的专著，[6]此后曾军的《观看的文化分析》、章戈浩的《可见的思想》等逐步出版。2008年{dy}批视觉文化角度分析文学叙事的专著出现，路文彬的《视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失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徐巍的《视觉时代的小说空间——视觉文化与中国当代小说演变研究》（学林出版社2008年3月）、高字民的《从影像到拟像：图像时代视觉审美范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等。承接着2008年的良好势头，视觉文化的研究和译介工作在2009年中又取得新的突破，陈永国主编的《视觉文化研究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孙绍谊的《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汤筠冰的《视觉建构——以申奥片为例的视觉文化传播研究》（南京出版社2009年1月）、高燕的《视觉隐喻与空间转向——思想史视野中的当代视觉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等成果先后问世。此外，由常宁生、顾华明主编的《西方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精品译丛》（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在2009年中又增添了《视觉与文本》（（美）史蒂芬·梅尔维尔和比尔·里汀斯编著）、《取消图像——反偶像崇拜个案研究》（（波）安妮·麦克拉纳、（美）杰弗里·约翰逊编著）、《艺术史方法与理论》（（美）安·达勒瓦）、《博物馆怀疑论——公共美术馆中的艺术展览史》（（美）大卫·卡里尔）、《超现实主义艺术思想中的电影银幕》（（以色列）海姆·芬克尔斯坦）等新成果。

对于视觉文化、新媒介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学者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晶指出，图像审美并不是视觉文化的全部，视觉文化的审美因子，不应是排斥文学性的，反倒是要依靠文学性的。在图像审美中，文学性成为图像的内涵或意义。无视这一点，图像就会流于浅表化和碎片化。文学和图像的双向互动关系，应该是当代的文艺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维度。[7]张永清视网络文学为“新媒介，新机遇，新挑战”。[8]王维则认为，传统文学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发生变化的原因应该是综合性的，从根本上看是文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文化环境和传播手段等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所造成的。正是市场化、大众化和新媒介的合谋使当下的中国文学发生了新变，这是文学未来发展的趋势，既然无法阻挡，就应尽早适应并驾驭。[9]

视觉文化和以网络文化为代表的新媒介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常常结合在一起，它们的联袂兴起，对传统文学创作和文艺学学科理论的建构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仍需要时间去考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视觉文化和新媒介文化的传入和兴起已产生“鲶鱼效应”，这必将我国未来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新的推动力，把xxx主义文论和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相结合的历程不断向前推进。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电视、电影、互联网等新媒体均诞生于西方，随着视觉文化和新媒介文化对文学的介入，中国的文学批评越来越依靠源于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媒介学、传播学、大众文化等的概念、原理去分析中国本土的文学现象，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0]套用在中国身上，而且所借用的理论还存在均质化缺陷。由于国情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一，中西之间不能简单比附，否则很容易就会出现“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的怪现象。这是应警惕和杜绝的。这既是中国文艺学努力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也是我们的文艺学还不成熟的体现。

新媒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在未来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将起突破口的作用，而文化产业振兴、新媒介文化研究升温也将促使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界更加积极地面对当下问题，在文化已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新时代中自我完善、自我充实，从而实现xxx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的更高层次跃升。

参考文献：

[1]刘郁琪.叙事学还有新的理论空间吗？——论叙事学的发展道路及其人学化可能[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98.

[2]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54.

[3]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续)[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8-61.

[4]龙迪勇.叙事学研究的跨媒介趋势——学术研讨会综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8(8):57.

[5]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 四川外语学院.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第二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会讯[J].外国语文,2009(1):22.

[6]赵勇.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状况——2008年文化研究学术前沿报告[J].贵州社会科学,2009(3):32.

[7]张晶.图像时代:文艺学的突破之维[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85-86.

[8]张永清.新媒介新机遇新挑战——网络文学刍议[J].江西社会科学,2009(2):7.

[9]王维.传统文学和新媒介的碰撞与新变[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7.

[10](美)丹尼尔·贝尔著 赵一凡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北京:三联书店,1989.

Revitalization of “Culture” Industry, Boom of New Media and Process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Sinification

——Three Hot Issues on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2009

Ge Hongb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University, 200444)

Xu 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University and in Zhaoqing University，200444)

Abstract: 60 years’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s a complete whole. Both th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former 30 years and in the later 30 years are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Process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Sinification so that neither of them can be neglected. In this process, the promulg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Promotion Plan in 2009 may mean that the argument in academic circl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on whether cultural studies change direction comes to an end finally; meanwhile, cultural studies formally join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with transformation towards creative researches and then become the disciplinary growing point of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t this moment, a significant opportunity for the progress of cultural industry is the birth and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he researches on new media by means of vision are increasingly inspiring the passion of self-rehabilit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and conceiving the new “internal revolution”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promotion; new media culture; Process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Sin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