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闫岩 叶轶

“你们有想走的，现在还是可以走。愿意走的走，愿意留的留
——你们要走的话我们欢送，要留的话我们欢迎。”1949年2月1日，北平解放的第二天。中央农业实验所北平农事试验场的三楼礼堂内，负责接收的军管会文教处代表陈凤桐严肃地说。
这番话于当时在试验场做技正（研究员）的庄巧生听来，有几分刺耳，以至于60年后的今天他依然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述。谈起这些，庄巧生略微有些激动，“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走。”他说。
事实上，当时听到这番话的试验场职工中，除了一些带有特殊任务要留下来的人外，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过要离开，用庄巧生的话说就是“大家都是在等着共产党来”。
而庄巧生和北平农事试验场的这种等待，并不仅仅是在1949年。
意料之中的政权交替
时间追溯至1946年。这一年的8月，作为被国民党政府送至美国实习的“千人”之一（当时，国民党政府从工矿、交通、农业等领域的中等科研人员中选派了1000人左右送至美国学习）的庄巧生，完成了为期一年的学习回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
两个月后，30出头的他前往被中央农业实验所接管的敌伪时期建立的华北农事试验场——北平农事试验场工作。据了解，那时该试验场拥有试验地1000多亩——从今天的农科院到大钟寺的西北部，并建有实验室大楼和先进的设备，这在当时可谓国内条件{zh0}的农业科研机构。
那一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的“元气”尚未恢复，这样一个试验机构对于科研人员的吸引力是毫无疑问的。从事小麦研究的庄巧生看到该试验场条件较好，又地处小麦产区，同时单身的自己也无家庭拖累，他便兴致勃勃地前往北平，想在这里施展一番才能。“同时还因为感觉在南京的单位里老资格的人比较多，能人也比较多。我作为刚毕业的年轻的人，不免感到手脚被束缚。”他说。
庄巧生北上后不久，国共两党和谈失败的消息传出。虽然自称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但是庄巧生和同事们还是担心研究和生活会受到影响。
在物价飞涨之下，国民政府的货币变得一文不值。庄巧生每个月240元的工资也因此不断贬值。当时人们一拿到工资就到黑市上设法换成银元。而在他看来，每天都在贬值的货币对于科研人员的生活和工作还是有影响的。
“我当时没有结婚，工资勉强支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总的来说对我个人影响不大。单位里一些基本的工作、活动还可以维持，比如说交通用车。但是若须要钱开展研究就很困难了。”庄巧生告诉《科学新闻》。
连同货币一起贬值的还有人们对国民党的信任。1948年，国民党政府担心科研设备、财产的流失，要求一些重点科研单位进行“南迁”。虽然国民党有此应变布置，但北平农事试验场却另有一翻考虑——留下这些设备，以便将来被接管后能迅速恢复科研工作。事实上，受制于当时的战争中极度困难的交通状况，将大量仪器南运也不现实。
之所以这样做，庄巧生解释说：“因为大家看到国民党已成败局，北平迟早是要解放的。虽然大家没有真正明确是为谁的接管进行保卫工作，但是我们心里都猜想是共产党。”
围城的炮声
1948年12月13日下午，炮声忽然在北平的上空响起，庄巧生立刻意识到“这是围城了”。
“当时我们早就知道会要围城，知道共产党迟早会来，但是不知道战争会持续多久。”为了迎接围城，庄巧生和家人不但准备好了粮食、生活用品的储备，最重要的是他还专门咨询了“共产党会不会用我们这些旧人”的问题。
由于一直不问时事，所以对于共产党xx他并不了解。幸运的是，当时自己所熟悉的同行中有一位叫姜秉权，此人也是金陵大学毕业的校友、在北大农学院教书，对共产党比较了解。庄巧生总是向他打探消息。姜秉权说，共产党治理国家也是需要搞科研的，他还举例说，解放区的高级农业专家每月的报酬1000斤谷子。得到这些信息后，庄巧生觉得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围城的第二天，交通还未被管制，城外的人挤破脑袋要进城，而庄巧生却想出城。虽然头{yt}刚刚离开试验场，但匆忙中收拾的试验资料还放在办公室，仪器设备也没有安置妥当，庄巧生很不放心。试验场在城外，已经成家的庄巧生此时住在城里宣武门内的头发胡同。幸运的是，庄巧生在城内办事处遇上一辆出城的车。他也没多问，就跳上车出城了。
    在试验场与一位住在那里的工人交谈之后，庄巧生才知道原来试验场储藏了一些粮食，自己坐的车主要就是来拉这批粮回城接济城里的。
回城的路上,因为大批的人都在赶紧往城里逃,交通已非常不便。
意料之中的接收
从1948年的12月14日到1949年的1月31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于北平城内的庄巧生是很漫长的。在此期间，他也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无非打听一下城外情况，静等时局变化。但心里却和大多数人一样，盼着北平能和平解放。
终于盼到了解放的1月31日，第二天，庄巧生和他的同事们乘车出城，回到了试验场。
在三楼的礼堂里，接收小组和回到试验场的全体人员进行谈话。“我们都是要被接收的人员，也就是说是国民党政府的旧有人员，大家都按时到场去听关于接收的事情。”庄巧生回忆说。
谈话放在上午。“事实上，在围城之前，形势逐渐明朗时，我们就知道共产党一定要管理我们这些单位，我们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共产党将如何对待我们这些国民党政府的旧有人员，我们不是很清楚。”庄巧生说。
陈凤桐的一席话，不仅让庄巧生觉得有点刺耳，也使陈凤桐这个新领导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感觉这个接管的人还真的挺严肃。”
很快，同年5月1日，被新政府接管的北平农事试验场更名为“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曾留学日本研究农业经济的陈凤桐成为该所所长，从解放区来的农学家祖德明和原试验场场长戴松恩担任副所长，随后又抽调进来一些党政人员充实研究所的管理机构。
1949年政权更迭这样的历史巨变，在庄巧生眼中却是顺理成章。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家，60年来庄巧生依旧在这个已经三次更换名称的研究机构继续开展自己所喜欢的专业工作，因为一切不变的就是自己的研究。
（实习记者谢玲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