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南海工作了27年，那时候机关工作人员和中央一些首长及其家属一起，自己买票到西楼大厅看娱乐电影，再加上轮到现场值班或卖票，所以耳闻目睹了许多与中南海内部电影有关的故事，其中有些故事相当感人，有些十分有趣，至今依然回味无穷。

西楼大厅观看电影的故事

所谓“中南海内部电影”，通常说的就是西楼大厅所放映的电影，是中央领导人同机关干部、职工一起看的公开发行，或暂不公开发行的电影。而西楼大厅除了放映电影外，还是首长开会、办公、接见、吃饭和举行舞会的场所，只是根据不同的活动内容，灵活布置不同的形式罢了。

居住在中南海的{dy}代中央领导人看电影，分工作片和娱乐片两种。供片单位和影片类别，有电影局的送审片；文化部通过发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国产片、外国片、香港片；中国电影资料馆购进或交换来的外国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动态方面的内部片；中央军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来的旧片等等。对于首长们来说，通过观看和审查这些片子，既能扩大视野，了解世界，又能减轻疲劳，得到休息，如果在规定的日子看即将发行的故事片，还能接触不少机关干部和职工群众，无疑，这又是一件大家都很高兴的事。当然，西楼地属中南海甲区，警卫级别是高的，相关人员出入，必须要持有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签名制作的通行证。但就看电影而言，凡是能进入甲区或在甲区内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职务高低，除了个别情况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这两天晚上的7时30分，到西楼大厅买票看电影，每场票价两角，包括首长及其家属，无一例外。对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xxx谈到干部作风时，还专门以此为例。他说：“这是中央以身作则，带了个好头，它好就好在：（一）不论是谁自己掏钱买票；（二）坚持同机关群众一起看，并且形成了制度；（三）在规定时间、地点放映，没有谁等谁、照顾谁的问题，到时间就放；（四）不搞首长个人专场，没有特殊化。”

此前，有关部门为了保证中央负责同志能及时看到国产新片，也曾安排过专用拷贝。虽然后来取消了，但发行公司得到新片时，仍优先供应并收每场折旧费10元（含新闻、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厂留用拷贝，则每场收折旧费15元。西楼电影同外面影院一样，取片是要付钱的，所以看片就得买票，没有公款招待一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楼大厅看电影的首长有刘少奇、xxx、李富春、杨尚昆、谭震林、胡乔木、张际春等，特别是前四位，几乎每场必到。

西楼每月在规定的日子里，平均要放映9—10场电影，国产片一时接不上，就由放映组挑选一些暂时适合机关内部小范围观看的中外故事片，其中有两部电影曾引起不小的议论。一部是《早春二月》，另一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旧片（片名已忘）。前者是刚制作完的新片，又是名演员孙道临、上官云珠、谢芳等主演，因此来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较多，当时快把整个大厅都坐满了。大家看后反映热烈，纷纷叫好，尤其是xxx夫人兴奋地说：“电影拍得真好，演员演得也好，我们当初不少青年参加革命时，就是这个样子……”其他几位首长夫人也赞扬道：“故事编得曲折生动，人物感情含蓄细腻。”然而过了不久，这部在我们看来拍得不错的《早春二月》，却被人扣上“宣扬小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问题反映到高层，周总理亲自过问。据放映组组长于器海回来对我们讲：总理在西花厅看过片子后，还找导演谈了话。

至于20世纪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那部电影，那天在座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演员中有江青（江青当时叫“蓝蘋”）。当银幕上出现“某某蓝蘋饰”的文字时，场内顿时发出了一阵轻微的惊诧声。随着故事逐渐展开，蓝蘋的镜头也多了起来，由于她演的是个举止轻浮、不算正面的角色，所以给人的感觉相当沉重。散场时，王光美习惯性地回头看看大家，突然一惊，发现江青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就大声说：“这个片子的内容我们事先不知道，服务科的同志也没有告诉我们一声。”话音一落，即引起了更多人的尴尬，使得大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此刻xxx出来解围，他边走边说：“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诉他们（指服务科），这里不要再放这种片子了。”此事说大就大，说小也小，毕竟江青已参加革命多年，是从延安来的老人，当时又是xxx的夫人，再放映她过去在上海演的那种电影，自然影响不好。所幸此事无人查问，平静地过去了。但使人料想不到的是，过了一个月，竟有几位心直口快的人对我们说：“感谢服务科放映组的同志，让我们有机会看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典故。”

西楼大厅放映的另一类影片，就是xx首长看的工作片（也叫参考片或审查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国{dy}颗原子弹爆炸为例，片子从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在3年多的时间里，涵盖了多方面的设计、实验、准备，直至成功进行{dy}次核试爆的一系列机密内容。中央军委将此片作了严格的分级监管，按不同部门和干部的不同级别，有针对性地选择密级放映。在我的印象里，1964年12月中旬的{yt}，当片子由xx几名武装干部护送到西楼，给中央领导层审查观看时，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让人颇感意外。原本在现场值班的工作人员，也被明确规定一律不准擅入放映大厅，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长接电话，才能进去通报并须尽快退出。就连在放映室内，都有随片而来的武装警卫严加保卫，以防他人进入。这种措施对我们来说，还是{dy}次遇到。后来大概过了半年时间，中央办公厅作出决定，组织所属各机关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观看同类纪录片，此时已是三等密级。放映那天，由于一时集中来到西楼大厅的人很多，领导临时把我拉上去做登记、验票等工作，于是我也有机会看到不少镜头。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想不到原子弹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厉害到如此程度：××距离外的解放牌大卡车被炸得在地上翻滚；火车钢轨扭曲成了麻花状；枪弹、手雷内的固体xx变成了液态。据介绍，这种镜片的自动暗度变换时间要比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辐射光速快，并且小巧灵活，携带方便，xx适合实战要求，是我国科技人员自己研制成功的。电影结束后，很多人没有像平时那样站起来就走，而是依旧坐着，情不自禁地谈论着xxx的话“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手里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的深刻含义。

作为首长看的工作片，还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由战争罪犯改造为新人的纪录长片；60年代苏联的《雁南飞》、《第41》等，以及西欧、日本的原声片（现场配同声译员翻译讲解）。毫无疑问，所有首长看的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为党内高层分析形势、作出判断、决定问题提供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xxx和周总理对电影的关注

xxx看电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相比，算是很少的一位。朱德总司令曾说过：“主席是一开两看的大忙人（即开会、看文件、看书），哪有啥子时间多看电影。”然而xxx对中国的电影事业是十分关心和重视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一次同电影人交谈时，他就很赞同下述看法：现代电影作为精神食粮（或商品），是个新兴事业，其发展速度之快，传播面积之广，群众接受程度之高，社会影响面之大，并且经济效益之好，是别的文艺剧种（商品）无法比拟的。所以新中国刚成立半年多，就经xxx同意批准，由文化部公布了《电影新片领发上演执照》、《国产影片输出》、《国外影片输入》、《电影旧片清理》和《影业登记》五个暂行办法。由此，新中国电影事业很快进入有序、健康的发展轨道。

xxx早期看电影的场所，是离住地仅一墙之隔的含和堂。我在放映组一些零星资料中了解到，xxx看过的美国片有《罗密欧与朱丽叶》、《苏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镜》、《血海飞雷》、《基督山复仇记》等。此外，xxx另一个看电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斋，它位于风景秀美的静谷园内，未经修饰前，是所很陈旧的大屋子，xxxxx和其他首长经常来此跳舞；后来安装了放映座机和银幕，便成了跳舞和看电影的活动场所。不过平时xxx很少看，只是逢年过节为了招待大家，增加节日气氛，在舞会结束后放映一至两部香港片或苏联片。每到这个时候，舞厅又是另一番轻松欢乐的景象：舞伴们和工作人员，人人提着一把椅子，紧紧地围着xxx，高高兴兴地一边看电影，一边自在安逸地休息着，而此刻首长也显得格外安详，像过年家里团聚时的老人一样。

后来随着xxx年龄增高和工作压力增大，看电影的次数就更少了，甚至一两个月都不看一次。再往后他仅在新住地——游泳池，偶尔看看“样板戏”拍成的电影。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他老人家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视力和腿力衰退尤为明显。江青为了调节xxx的生活节奏和增加他的活动量，精心搞来了若干“过路片”。所谓“过路片”是我们一种专用的通俗叫法，这些片子由香港派专人选定送到广州，再由广州当天将片子送上飞往北京的客机，片子到北京后归江青管，别人不能过问，相当保密，一般不超过三天即送回香港。

而周总理对于电影，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的，不仅重视本国的，也重视外国的，而且还切实做到了“洋为中用”。例如：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的影片出来后，周总理很快就在国务院小礼堂，邀请各部部长和有关领导前来观看，并极少有地在放映前讲话，他说：“今天我和几位副总理请大家一起来看这部影片，是要了解现在世界科学技术已发展到了什么水平，看到了他们，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级干部当然要抓政治、抓业务，但也要重视国外的先进技术，要不断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我们不能长期落后，长期落后是要吃亏的。中国有过沉痛的历史教训。”

当时国内形势虽然有了初步好转，但“左”的思想还很重，不少人一谈起美国，就说是“帝国主义”，也不敢多说它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因此看了眼前出现的镜头，加上周总理的讲话，大多数人开始沉思起来，有人甚至不断叹息。电影看完后，李先念又请了几位部长进过道会议室，一边休息，一边座谈。有的说：“人家已经有能力飞向月球，我们连普通客机都不能制造，差距太大了。”有的讲：“有xxx、周总理在，我们一定会赶上去的。”李先念插话道：“现在经济状况比前两年要好，中央已经决定拿出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把工业基础搞上去，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有些搞经济工作的干部胆子小、顾虑重，怕的东西太多。我想大家看过这部影片和听过总理讲话后会有所启发、有所帮助的……”

在一段时间里，我国先后引进了美国的《巴顿将军》，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大海战》，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欧洲和北非国家的一些影片。对于这些反映历史、战争或描写某国现状的片子，周总理在不同场合都十分明确地讲过：“就是要花点钱买进来，因为我们同各国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搞禁运、搞封锁，想孤立我们，用尽各种办法不让我们见识世界先进技术，但搞了几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说我们自己也总会有打开国门、面向世界的{yt}，所以不仅要正确认识和总结自己的东西，也要不断了解和研究外国的东西。看他们一些有价值的电影，是我们了解世界简易而直观的办法。”在周总理细心周密的安排下，进口电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国务院小礼堂放映，让中央首长先看，然后逐步转为机关内部看，{zh1}上市公演，广大群众都能看。如此有条不紊，逐级下来，大家都受益匪浅。

周总理对本国电影更是全力支持和倍加爱护。1960年夏，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休息室接见部分电影工作者，语重心长地讲了一段要反对和纠正错误倾向的话后，还列举了一连串他看过的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好电影。{zh1}他目光慈祥地对大家说：“你们的父母或孩子看到这样好的故事，这样好的表演，该有多高兴啊！”提到孩子，有人自然联想到周总理自己没有孩子，于是脱口而出：“总理，我们当您的干儿子、干女儿好不好？不履行手续，说了就算。”周总理听了双臂抱胸，哈哈一笑。

直到{zh1}岁月，周总理在治病、医疗期间依旧常看国产片，对祖国的电影事业，对众多的电影人仍是充满热爱，有时躺在床上还听越剧电影《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两段录音。在一次看完《闪闪的红星》后，医疗专家吴阶平陪着周总理往外走的时候说：“小孩子的影片，能这样深深地感动大人，真不简单。”周总理也很感叹，说道：“我也一样受教育啊！”

　　江青看电影的与众不同

讲到中南海内部电影，江青在春耦斋定的个人专场，是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几年，江青常看国产故事片、艺术片、外国片，平均每周三次。在长达八九年的接触中，我深感她看电影与众不同，有时候还有点怪异。

（一）看得多。开始我以为江青是演过电影的人，或许对电影感情深，所以要多看。特别是1963年、1964年这两年看的次数更多，重点是解放后的国产片，当然国外片也不少。有的片子看过后，过几天还要再看一遍，直到看透为止。

（二）看得急。一般而言，人们看电影总是要等电影全部拍完并且制作好以后才会看，可是江青不然。有段时间她急着要看送审片。这就让放映组为难了，因为送审片在有关部门未审查合格前，制片厂对片子画面与声带是分别洗印的，而春耦斋的放映机，只能放映画面与声音连在一起的成片。没有办法，江青只能到“新影”（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去观看。几个来回后，她不乐意，提出改造原来的放映机。但要改造春耦斋的放映座机，可不是一件小事。这台机器主要是为保证xxx看电影能够有良好效果，经周总理批准于1960年从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进口的，当时价格15万，在北京乃至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好机器，弄坏了损失太大。何况那时江青除了看电影，没有别的工作，行政职务为协理员，属处级干部，所以汪东兴没有批准。江青也不再坚持，继续到“新影”看片子。我们曾私下议论过，为什么要急成这个样子？她要看的影片有的是，何必这样麻烦人家呢？但谁也不敢当面劝她。

（三）不准他人同看。除身边的警卫员、护士和值班的工作人员外，江青是不准别人进放映厅同她一起看电影的。她似乎很怕分散精力，更怕别人掌握她看电影的类别和规律。

（四）不动声色，只看不语。在那几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青几乎把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电影制片厂拍的故事片、艺术片，甚至童话片都看过了。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她每看完一部或两部影片后，从不表态，既不赞扬也不批评，对制片、导演、演员一字不提。大概江青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不说而已。

1966年，江青当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一跃成为权力顶峰上的人物之后，对电影界、文艺界不仅指手画脚，更是发号施令了。这时，我们才对她急着集中看那么多电影恍然大悟，难怪她不久前，在林彪的支持下，在xx高级干部会上气势汹汹地说：“近期以来，我有系统有目的地看了一百多部电影，发现问题很严重。长期以来我们被一条资产阶级黑线统治着……舞台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着……这种情况我们的xx，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岂能容忍！必须砸烂。”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