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是如何过年的

　　50年代我还很小，过年的情形印象很深。50年代末过年时我被从李家村{dy}保育院接回家，父亲要独自去小保吉巷给大爸（伯父）拜年，我牵着父亲衣角黏糊要同去，父亲叮嘱说，同去可以，拜年必须给伯父下跪磕头。那年月拜年流行买1盒白皮点心，马粪纸的硬纸盒子，用纸绳横罗什字一绑，上面盖张大红的油光纸，价格是0.64元、0.5斤粮票。我高高兴兴坐自行车前梁到了伯父家，但从未下跪磕头的我很难为情，只得深鞠一躬，模仿大人口气说：大爸，新年好！算是过了一关。

　　60年代非常艰难。60年代初期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叫瓜菜代岁月，基本上吃不饱。60年过年，在西北商贸局工作的父亲走后门买来一个大猪头，7.4斤，内部价钱是0.17元/斤。用斧头劈开后在院里大铁锅炖了很久。大年初一小雪，母亲在煤炭火炉上烘热棉袄棉裤扔给我们，起床后不洗脸先跑去看炖熟的猪头，浮面飘着薄薄一层白油，当时邻居们都跑来看，非常稀罕和高兴。虽说日子过得艰难竭蹶，但过年的春联还有的。买来红纸裁开写好贴上。邻居们互相看，然后耻笑大部分人左右贴反了，竖排的应该从右到左，左边的应该是仄声。

　　元宵节被视为小年。家境宽裕的家长会带孩子逛木头市的灯市。我们会用竹篾子绑骨架糊灯笼，然后挑着灯笼四处乱走炫耀，嘴里念念有词：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那年月我们家兄弟姊妹多，穷，没什么穿新衣的概念。

　　那年月终日感觉很饿。胡萝卜、蔓菁、南瓜、红苕、糠、豆腐渣之类见啥吃啥。豆腐渣在南门外豆腐坊买会干炒，1分钱/斤。麸子用开水烫烫捏成团子蒸熟就吃。吃过麸子大便不通，只得用冰棍棒掏，大家彼此面黄肌瘦。1966年xx开始，红卫兵横空出世，武斗、大联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是个荒谬的残酷的岁月。

　　1969年那年初一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哥哥姐姐都在异地外县，父亲关在牛棚。那年月号称过革命化春节，山沟里的职工知青大都不许返城回家团圆。真正体会到富人过年、穷人过关的滋味。大年初一中午，母亲用积攒下的一点大米煮了半锅我们叫稠干烂饭的稀饭，有雪里蕻炒黄豆、还有蒜苗炒胡萝卜片。不料母亲单位来了位美女叫刘珍的来拜年，好客的母亲只好盛了一大搪瓷碗请她吃。那年母亲没吃上午饭。

　　70年代供应一直很紧张。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票券。粮票布票糖票烟酒票豆腐票。那些年过年时西安的居民凭购货簿排队按人头买冬存菜，有猪肉半斤、白菜萝卜各3斤、大葱蒜苗各1斤。然后排队理发洗澡。那些年人们非常巴望过年。流落在异地他乡的兄弟姐妹们纷纷回家，大都会带来白菜苹果猪肉鸡蛋、小麦菜油。过年时不忘记上街在电线杆上贴《对调启示》，从荒僻县城进西安者会给对方付出几百块的补偿。

　　70年代中期到了极左的高峰，1976年xxx、张闻天、朱德、xxx相继去世，期间唐山松潘发生了大地震，死亡40万人左右。可说是人心惶惶。很快拨乱反正，中央逮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很快文艺复苏，人们观念发生了很大改观。大街小巷高音喇叭一反常态，都在反复播送xx前的老歌，相反xx中人们听腻了的红色革命歌曲、样板戏大都销声匿迹。虽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人们年还是要过的。家人团圆之际没吃的怎行？结伴混车逃票闯河南灵宝三门峡逛黑市，那里能买来黑市的猪肉2元/斤、鸡蛋12个/元、红苕粉条0.35元/斤、小米0.3元/斤。运气不好的归途在渭南常被民兵小分队没收充公。那年月家家户户流行在破茶缸、烂碗、空罐头盒里种蒜苗。

　　80年代中期变化{zd0}。那时不讲阶级斗争了，流行万元户。大家日子渐渐好了，餐桌上能见到肉了。1985年春节，我带小弟蹬三轮车去柏树林蔬菜副食批发部买粉丝，买了整整一板粉丝，25公斤。过去的岁月几乎吃不到凉拌粉丝。那年过年顿顿有凉拌粉丝，掺进胡萝卜丝、鸡蛋丝、海带丝之类。人们穷怕了饿怕了，过年时流行用各种蔬菜炒肉片炒肉丝：莲菜、青笋、木耳、莲花白、土豆。过年时{zd0}的事做各类油炸：带鱼、丸子、排骨、馓子、麻叶，边炸边吃。然后是做各类蒸碗、蒸包子蒸馍。母亲每年都会做很多很多菜，七碟子八碗，这些菜剩下很多，一般吃到元宵节。

　　那年月人们跟黄牛党私换外汇券去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很贵。经历过1988年的大涨价{qg}风，1989年春节时18吋遥控彩电卖4000-5000元，还得走后门排大队。人们叫做18遥。

　　到了90年代，中国的大地上绝大部分城市人不为过年发愁了。过年无非是走亲戚拜年、聚餐、放炮、打xx。感觉跟旧小说的民国时期一样。过年期间，我常常在深更半夜带妻子孩子从母亲家打完xx夜归，踩着满地的爆竹纸屑和冰雪。至今常常还念那份温馨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