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藏品中有三枚契丹文“契丹国宝”金铜钱。三枚钱大小不一，大金钱径 大金钱钱文四字为“右旋读”，即按“上（契）”，“右（丹）”，“下（国）”，“左（宝）”顺序序读。钱缘比穿郭为宽，钱为翻砂铸造，技术不够精细，可见铸造砂痕。背穿四决呈现典型契丹钱风貌。钱背缘与钱肉间有道深沟，面背地张与钱缘都不够平整，显现出契丹早期钱的特征。 小金钱钱文四字为“顺读”，即按“上（契）”，“下（丹）”，“右（国）”，“左（宝）”顺序序读。钱宽缘细郭，背郭稍宽，但与背缘相比仍略窄。钱亦为翻砂铸造，技术比大金钱有进步但仍不够精细，地子已较平滑，但钱缘还是可以见到少量铸造砂痕。背穿规整呈现与契丹年号平钱一样契丹钱风貌。 铜钱钱文四字和大金钱一样为“右旋读”，即按“上（契）”，“右（丹）”，“下（国）”，“左（宝）”顺序序读。此钱为手雕制成，多处细节符合雕母特征，如钱径比同样版别的流通钱略大（一般折二十流通钱径在 综上所见，基本上可以断定此枚铜雕契丹文“契丹国宝”钱是契丹早期铜雕祖钱。但是是呈样备审雕钱？还是已审核批准的铜雕祖钱？获准后是否用其翻铸了母钱（模母或称铸母）？因尚未发现同版别子钱或母钱（铜母或锡母），所以目前无法解答后两个问题。从该钱的自然磨损情况看，其是呈样备审雕钱，未用其翻铸过任何钱的可能性较大。 三钱的钱文均是“契丹国宝”，说明它们都是契丹文的“国号钱”。这里需要给大家指出的是，在所有契丹文文献中，契丹人不论在任何时候都称自己的国家是“契丹国”。但在钱币钱文上，契丹文钱和符牌却有所突破，除称自己国家为“契丹国”外，还称过自己国家为“天朝”，“丹国”，“天国”，“辽国”等等。 在辽太祖时期，契丹人铸过契丹文“天朝万岁”国号钱，建元后铸过汉文“大丹国宝”，“大天（契丹文“丹上撇捺”）国宝”等国号钱，但未铸过契丹文的“契丹国宝”钱。因为对当时契丹人来说，“契丹”就是“天朝”，只不过“天朝”是“契丹”语一词的本意“天族人众或天神裔族”，而“契丹”是契丹语“天族人众或天神裔族”的汉语音译而已。所以，辽太祖认为有一种契丹文“天朝万岁”国号钱在当时已经足矣，尽管“大契丹”汉语音译国号周围国家无所不知，他也坚持不铸契丹文“契丹”国号钱，因为阿宝机认为当时中华大地只有“契丹”才可称为“天朝上国”，何况契丹族本就是“天神裔族”，其国称为“天朝”是最恰当的选择。 辽太宗收取燕云十六州，使契丹疆域更加辽阔远大，为实现天皇帝“一统天下”远大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使统一中华的目标获得更多地支持，他把“天族人众居住的地方”“辽河下游”的“辽”作为“契丹”汉语意译国号。 辽圣宗统和元年（938年），出于调整国内政治形势的需要，显示对外没有野心的姿态，深谋远虑的萧太后，把国号改为没有刺激性的“天族人众国”汉语音译 “大契丹国”。此金铜契丹文“契丹国宝”三钱当铸于此时。因为有辽二百多年中，只有在统和元年（938年）至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的一百一十多年中，汉文或契丹文对国号的称呼才真正统一，而契丹文的“契丹”国号钱才有机会诞生。 契丹文“契丹国宝”钱，作为契丹文国号钱，其作用和用途应与契丹文年号钱相同或更狭窄，即在国内仅作为祭祀、庆典、赏赐用钱，少量可能用于与西亚、中亚使用金银币的国家进行贸易。它应主要为金银钱，个别发现的铜钱应是母钱或试铸钱。其形制等级应为五等钱，目的是适应对外贸易需要。 契丹文“契丹国宝”钱，因为多是贵金属铸造，在当时铸造量不会很大，能流传至今者枚枚都应是国宝级大珍品，其珍稀程度应为全国每种不超过五枚。铜雕祖钱更是珍中之珍，说其为国内仅见，应不是吹牛，而是实事求是。盼金钱折二、折三、折五钱和全套银钱能早日面世，已弥补我们的缺憾！ 裴元博 陈传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