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两篇访问的集合，其中有本人的部分观点。在此作为记录。

　　其实中国不是{jd1}地减排，一个看密度和单位GDP的目标，和发达国家的{jd1}减排的承诺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对我们中国来讲，碳排放量降低40%—50%就已经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了。

　　12月7－18日，国际超过2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科学家和各组织，齐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商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之道。这个顶着“人类拯救地球{zh1}一次机会”大帽的国际峰会，在没有召开之前就充斥着各种争论和疑惑。

　　人们担心，这次会议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在各国碳博弈的后面，谁又能够占据主动地位？对此，本报采访了正在哥本哈根参加气候会议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气候行动中国项目主任侯艳丽，以及提倡发展低碳城市的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国务院参事石定寰。

　　时代周报：您期望本届哥本哈根大会有哪些突破和进展呢？

　　侯艳丽：面临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我希望与会谈判人员本着对生命负责的精神，以最诚恳的政治意愿完成新的气候变化协议。为了保证未来气温升高不超过2摄氏度，发达国家需要在2020年其减排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至少40%，发展中国家在情景照常的条件下到2020年实现显著减排；完成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方案，每年约16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适应与减排。减少全球的毁林，并增加森林蓄积量。

　　郭万达：大家不是都讲这是“拯救地球的{zh1}机会”，这个“{zh1}”虽然说得有点夸张一点。但《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在十几年里面“减排”的进展并不是很大，包括发达国家的这些减排都非常有限。现在全球暖化现象正在加快，极端气候不断出现，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贫困越来越严重，中国也在这范围之内。我觉得全球的政治家必须采取行动，如果现在{zh1}都达不成一个说法和协议的话，等2012年《京都议定书》结束，就来不及了。巴厘岛路线图那时候说来不及，还可以指望有2009年，如果哥本哈根再没有进展的话，那前景就太悲观了。

　　石定寰：前几年由于欧盟承担了《京都议定书》，推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特别是保证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的政策，大大推动了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这些欧洲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快速发展，这也带动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发展，特别是我们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因为我们光伏产业的产品主要是销往欧洲的。中国通过自己产业的发展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做出了我们的贡献，这一点应该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煤炭多，但煤炭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要把我们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20年降低40%多，光靠煤炭燃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我认为新能源的发展会更快一些。

　　时代周报：11月26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你觉得中国的这个减排目标对哥本哈根会议有哪些影响和意义？

　　侯艳丽：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过去的15年中，已经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面对如此的谈判局面，在中国依然处于工业化过程，面临贫困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毅然拿出国家碳强度目标方案，无疑向全球展示了中国碳减排的决心，以实际行动推动谈判的积极进展。

　　郭万达：其实中国不是{jd1}地减排，一个看密度和单位GDP的目标，和发达国家的{jd1}减排的承诺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对我们中国来讲，碳排放量降低40%—50%就已经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了。而且明确提出是在2020年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又以05年为期，某种程度上认可了美国“以2005年为基期”的这一说法。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引导作用的。我的看法是，中国本身体现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同时又敢于承担有区别的责任。

　　时代周报：联合国气候大会12月初在哥本哈根召开，随着本次会议的推进，与低碳经济等新兴产业相关的话题也越来越引人注目，您觉得中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有哪些潜力和机会呢？

　　郭万达：目前国家态度很积极，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低碳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

　　在珠三角地区，我提出要低碳发展和低碳示范。我觉得珠三角像深圳这样的地方，经济已经是很发达了，人均GDP达到1.3万美金，实际上已经是中等收入发达的一个经济。深圳刚刚出了一个《深圳城市更新办法》，别人问我这是不是房地产，我说不是。城市更新，像现在的旧的厂房、旧的商业区都要有功能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城市规划的理念，强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城市的低碳，强调多方式的低碳。原来深圳都没有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的规划部门设计每年增加自行车道。昨天我接待一个英国的汽车专家专门来调查电动车的，叫马克.克里夫，他说在电动车方面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可能就在一个起跑线上。

　　正好产业在转型，城市在转型，仅仅这两个判断，我觉得在中国，尤其在深圳、珠三角这样发达的地方，应该把低碳作为一个机会，把“低碳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更新的目标，把低碳经济作为产业升级的一个动力、一个增长点。

　　石定寰：还是以我所熟悉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开发行业为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个行业从技术、装备到产业化都已有了相当积累，为今后的大规模应用打下了良好基础。

　　其中，风能发展势头良好。统计资料表明，到2008年累计装机容量突破1300万千瓦；其中当年新增装机容量719.2万千瓦，比2003年增加70多倍。风电装备已经实现国产化，摆脱了xx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在太阳能热利用方面，2008年太阳能集热真空管产量约3000万平方米，总保有量约为17000万平方米，无论是产量还是使用量，均居世界{dy}。同时，国产太阳能热水器还出口到包括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在内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可再生能源领域还存在缺乏行业标准、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造价成本较高等问题，生物燃料、潮汐能还处于示范应用甚至技术开发阶段。与中国丰富的资源分布和巨大的国内市场相比，当前的开发利用只能说是万里长征{dy}步。

　　其它言论

　　

　　来自全球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千多名代表参加这次巴塞罗那气候变化谈判，为哥本哈根峰会准备最终文本。谈判计划为期五天，于六日结束。

　　侯艳丽认为，谈判中主要的阻力依然是来自于发达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不仅没有政治意愿提出自己的减排目标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力度与方案，甚至屡次提出不合理要求，如要求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等国家要做所谓“三可”(可测量、可汇报、可验证)的国内减排方案，并和发达国家共同出资援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她向本社记者指出，这些提案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偏离“巴厘路线图”授权，其目的就是模糊有关既定原则，进而完成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历史责任的转嫁。这样的提案造成关键的原则性分歧，使得谈判难以为继。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此前已经表示，这就相当于是在一场比赛中，已经到了{zh1}五分钟，比赛一方却突然决定要改变比赛规则。这既不公平，也缺乏建设性。

　　发达国家的不作为导致谈判出现高度的紧张气氛。侯艳丽透露，有非洲国家的代表曾因为发达国家迟迟不谈其减排目标及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方案，愤然离场。在部长级高官多方斡旋下，发达国家代表同意在剩余的谈判时间里会多谈相关问题，非洲国家代表才返回谈判现场。如此看来，若将来发达国家造成的阻力仍然存在，代表愤然离场的现象还会继续发生。

　　按照“巴厘岛路线图”的规定，国际社会应该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就二0一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协议。目前谈判时间已相当紧迫，然而有关各方的分歧仍然难以弥合。

　　在谈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在峰会中的角色时，侯艳丽说，发达国家在得寸进尺，看到中国的努力后，总认为中国还有潜力，可以在减排及其他方面做更大的努力，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但她也同时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xx可以跳出发达国家的“包围圈”，与有关各方积极磋商。她说，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已经做得很好，xx可以“轻装上阵”，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其历史责任，并争取自己的利益诉求。

　　中国已就气候变化问题加强了与发达国家的对话与合作。日前，中国国家主席xxx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理温家宝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分别就气候变化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中方表示，愿与美方与欧方一道，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表达了积极的政治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