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生活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像约瑟夫一样生活”，在经过南京市中心时，我被眼前的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吓住了，这是一幢名叫“约瑟夫公寓”的地产项目，除去它是一个英文名字，我不知道约瑟夫是谁又代表什么，广告上的画面提醒我，那是那种欧洲电影里一样的生活；在一个降着小雨的下午，我在唐山碰到了“贝弗利山庄”，广告板上，那个珠光宝气的女士正在喝一杯咖啡；我北京家的对面是“哈佛馆”，在每天上班路上，我看到接连不断的 “澳洲女人”别墅，格林小镇，或是东方银座……
　　 我不断在那种昂贵、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上，看到18世纪的、19世纪的、20世纪的西方面孔，他们配带着假发拄着手仗，或牵着一匹马，挥动高尔夫球杆。我甚至发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洗浴中心名叫塞纳河，心中暗想海明威此刻是否正泡在其中。似乎中国每一座城市都出现了“曼哈顿”，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诉我，一幢“格林威治”公寓树立在他家的对面，而一个新社区干脆起名叫“摩卡·筑”，只因为摩卡的咖啡香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
　　 我还看到了数不清的这样的形象，标榜是xx东方特色的太湖珍珠是佩带在一个金发碧眼姑娘的脖子上，一个百分之百的温州产的西装，一定要套在一个头发卷曲、高鼻梁、蓝眼睛小伙子身上，品牌的名字则是某个英文单词蹩脚的中文翻译……北京、上海、广州的商业中心区，那些穿戴时髦、自认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们，相互叫着“Stephen”、“Kelly”、“Jerry”，以至于我在一家公司工作四年，仍不知道对面那个女孩子的中文名字，因为人人都只知道叫她Dorothy，这一切就像是钱钟书的《围城》中那位Jimmy Zhang的翻版。
　　 在短暂的新闻生涯里，我不断的听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记者与编辑说，我们要做“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xxxx》”，那些时尚杂志永远在谈论的是“纽约流行什么，米兰流行什么”；在谈到一位中国名人时，我们会说，她是“中国的奥普拉”，“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中国的杰克·韦尔奇”。甚至一些最富盛名的机构，都难逃此运，一位北大学生或说自己的学校就像是“中国的哈佛”，清华则变成“中国的MIT”……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的景观。我的国家一方面看起来信心十足，她兴建了世界上{zd0}的水坝，修建了一条非凡的铁路通往西藏，将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向全球供应衣服、鞋帽、电视机，令全球的石油、钢材的价格上涨，她的人民成群结队的到巴黎、纽约大肆购物；另一方面却似乎永远缺乏信心，她的坐标系是别人提供的，她需要别人的赞扬、别人的肯定，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一则迎接奥运会的电视广告上，不断出现的是美国、欧洲的、非洲、大洋洲的面孔，似乎只有让他们微笑了，北京才是值得赞扬的城市。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国家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步伐慌乱，他把中山装换成了西装，用Michael Wang取代了王有才，早餐上吃的是橙汁、火腿了而不是豆浆、油条，从胡同、弄堂搬进了“东方曼哈顿”……她总是想模仿别人，却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
　　 但她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那些一心要恢复传统文化、试图复苏古老典籍的人显然是错了，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大学》与《论语》的确并不一定比莎士比亚的名言更亲切。文化传统从来就不是僵死的，它不断变化、接纳新元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她消费外来的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甚至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与20世纪初的俄国……
　　 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之后，我们必须试图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是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变时，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自身是具有的意义的，在其中挣扎与不屈的真实面孔是有富有魅力的。我们住的那幢现代风格的公寓可以仍然是关东店一号，而不必叫“新城国际”；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中国的真实生活，而不必要等《美国国家地理》和《Discovery Channel》告诉我们，中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坦诚的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的匮乏、在心理上的慌乱，通过诚实的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我们才可能寻找自己的方向。即使，我们用了那么多别人的名词与概念来武装自己，或者逃避其中，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别人。我们穿着那个欧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装，住进了格林威治，每天都喝摩卡，你仍是你自己，仍有着你自己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在这些真实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到来时，那些从别人手中借用的标签显得是多么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