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安邦咨询董事长、首席分析员，中国xx信息分析专家。1993年创办安邦咨询公司，开创了中国本土信息分析业，现任中国北京社会科学院信息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硕士生导师。　　 

　　在全球智库峰会召开前夕，作为中国民间智库业的创始人之一，安邦咨询的董事长 陈功先生接受了本刊的的专访。他的另外一重身份是信息分析专家，这也使得我们可以从一个被相当忽视却非常重要的视角，去审视中国的智库业、中国的经济研究工作乃至整个中国宏观经济决策机制的症结和问题。　

　　政策都是由信息分析家作出来的　　

　　《环球财经》：中国很多的宏观经济部门，经常开一些咨询会议，里面一大半都是外国的经济学家，或者是外国投行的经济学家，您觉得这个现象是否正常呢？　　

　　陈功：这个严重的误导了中国很多的大政方针。从一些基本的政策上来看确实如此，比如说大量的购买国债，连西方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看到的替他们做决策的都是投资银行。

　　为什么会这样？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会把决策交给经济学家，所有的政策在全世界都是由信息分析家作出来的。连格林斯潘自己在回忆录里面都说的非常清楚，我们主要工作跟金融学没太大关系。他们365天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搜集信息、处理信息、分析信息，然后作出战略决定。也就是说，美联储不是一个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管理部门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或者是一个结果性的东西，它的日常运作是一个经典的、标准的信息处理部门。你说这样的一个部门当中，他用什么样的人呢？他用的人应该百分之百的都是信息分析专家。你可能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人，你可能是学金融学出身的人，但是你到了美联储就得去做信息分析家要做的事情，因为所谓的决策是在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来的，甚至格林斯潘本人就是一个信息分析专家。

　　但是这种情况我们的许多决策部门里面就没有看到，我们的金融投资和产业投资风险为什么总是遭遇那么大的风险？我们为什么在很多战略决策上总是落后于人，那么被动？我想都跟这种现状有很大的关系。

　　信息咨询业市场空间很大

　　《环球财经》：根据资料，安邦咨询于1993年创建时，国内并无类似的机构，您是怎样萌发出创办这样一个智库机构的念头的？

　　陈功：一开始做这个公司没有明确的想法，因为我上大学时学的是信息方面，做企业过程中才发现，决策或者战略的基础是信息，然后逐渐调整了企业定位，转向战略信息领域。

　　战略信息是很庞杂的一种资源型的信息，我们这个社会被称为信息社会，信息对整个社会可谓是无孔不入的。在很广泛的信息资源中，我们选择只做战略信息这一块，所以也就跟政策、决策的领域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其他的信息，比如说汽车信息，新能源的信息，毕竟都是行业信息，它达不到战略信息的高度，所以这可能是我们跟其他咨询机构的区别。

　　咨询领域里有其他很多方式，比如企业管理咨询，法律事务的咨询，财务等等。我们只做跟信息相关的部分。

　　我们认为这一块今后市场空间和社会的需求都会非常的明显，有非常大的发展前景。

　　经济学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子系统

　　《环球财经》：刚才您说的你们主要是提供战略信息，但是我在看你们一些研究报告也发现，你们也经常做产业方面的研究，比如说对于双龙事件，你们在很早的时候就预测到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后来果然如此。

　　陈功：产业行业里也有战略的部分，企业里也有战略部分，即使是搞企业管理咨询，他也存在战略咨询的问题。一般来说只要涉及到策略问题，无论是企业还是行业，还是政府部门，都是涉及到战略咨询的问题。

　　刚才你提到双龙问题，显然是投资策略的问题。类似这方面我们做的非常多，以前联想收购IBM的时候，我们也告诫过这种决定是否明智。包括更高层次的，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我们一直在反对，俄罗斯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国家，而且还是属于非常粗糙的实用主义，决策的个人色彩非常浓厚，说成就成，说不成就不成。现在再看，像中石油、中石化都已经从当初决策时的很多乐观的想法转向了悲观。

　　《环球财经》：从双龙和中俄能源合作的案例中，我们发现，你们在进行战略信息分析的时候，除了研究经济、市场的“硬指标”外，对一个国家的软信息，包括他的民族文化，{gjldr}的性格和也非常重视。这对于中国资本和企业的海外战略来说，是否是一个信息“短腿”？

　　陈功：这{jd1}是一个因素，你做出战略决定，一定要从一个大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都用了大量的经济学家参与决策，在这里我想就经济学家们和信息咨询对决策的帮助做个对比。

　　经济学家擅长的是宏观经济学，或者微观经济学，他的理论基础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学科。但经济领域只是大系统里的一个非常小的系统。如果你只是倚重这一一小块系统里就出决定，是非常危险。

　　而在一个大系统里，涉及到地缘政治、地理因素、资源因素、文化因素、民族因素、历史因素等等很多方面。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导致决策出现重大失误和不可预知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是不可预知的结果导致一个决策失误，其实是你把看问题的边界搞错了，把一个大系统变成了一个小系统。基于一个小系统对于大系统做出的决定，错误的概率当然是非常高的。

　　我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我们想判断一个餐厅经营程度好坏，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看法，信息分析专家有信息分析专家的看法。经济学家会查他的经营数据，要拿他的帐本看一看利润有多少才能做出判断。信息分析专家可能不用看帐本，而是站在门口看看排队的人，看看停车场的车辆多和少，看看什么样车牌照在那等待吃饭，就可以知道他经营情况。

　　现在有些经济学家有一些很偏激的态度，却在一些重要位置上影响国家的决策，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我们并不认为经济学家不能发挥重大作用，但是决策者和经济学家都应该看清楚自己的边界在哪里，不要讲超过自己边界的话乃至干预决策。否则会对国家民族带来很大的损失和麻烦。

　　经济学家可变身为信息分析专家

　　《环球财经》：这让我想起智库业历史上最经典的案例，美国兰德公司当年做出“中国将出兵朝鲜”的研究结论时，其实它更多不是从中国钢铁产量有多少，中国坦克大炮有多少等数据上去分析，更多还是从民族性格，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性格等信息去分析，认为中华民族、中国领导层乃至xxx都不可能容忍美国占领朝鲜。

　　陈功：对，即使不地缘政治方面，在微观的企业方面也可以看到很多例子。回到联想的例子，联想收购IBM，有许多经济学家从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联想现在亏损得一塌糊涂，那些经济学家们却怎么也看不到踪影了。我们看到只能是柳传志的重新出山。

　　《环球财经》：刚刚谈到经济学的问题，不久前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说中国真正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您认为这确实是因为经济研究能力不行，还是因为您刚才说的过多的超越了自己的边界？

　　陈功：经济学家超越自己的边界做事情，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如果经济学家能够通过转型成为信息分析专家，我认为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在国内有这样的空间，在国际上有更大的空间。像兰德公司、多布鲁金斯学会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专家，他们都是从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变身为信息分析专家。但是现在国外已经比较承认这一点，我们国内的经济学们和金融专家们基本不承认这一点，他们依然以为自己在做的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工作，实际上远远不是这样。

　　《环球财经》：就您了解，在中国智库行业中，以信息学背景的人多一点，还是经济学背景多一点？

　　陈功：绝大多数是经济学背景，只有在少数专业，比如在涉及到国防军事的领域里，信息分析专家占主导地位。

　　情报学是一个基础学科

　　《环球财经》：从事智库工作的十几年当中，您认为{zd0}的困难和障碍来自于那些方面？

　　陈功：主要是各种各样的不理解，社会各界从上到下都有。但是这种不理解正在减少。十几年前我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面对的质疑非常得多，要跟很多部门去解释什么是信息，在90年代初，谁知道什么信息学。

　　《环球财经》：当时信息学叫情报学，许多大学都有图书情报系，各级科委都有经济情报处。

　　陈功：情报学是对的，信息学是错的，其实intelligence就是情报，我们从50年代时就有情报学，很多大学都在讲授情报学。到了80年代，因为电脑的引进，所大家希望把这个东西包装一些高科技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下行政命令，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情报所、情报学全变成了信息学。结果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认为跟信息相关的东西就是数据库，学生学的信息分析实际上还是数据库的东西，除了数据库之外就一问三不知了。他已经搞不清楚跟计算机科学系，跟数据库学系有什么分别了，以至于当时很多大学的图书情报系都被称为“第二计算机系。”

　　实际上情报学是一个基础学科，就跟数理化是一样的，美国情报学的基本知识是从幼儿园开始教的，然后这个基础教育一直没有中断。到小学就告诉你基本流程，告诉你数据和案例的重要性和重要作用，一直到中学、大学、研究生持续下去，所以美国人对很多问题的讨论，对这些研究报告的理解，即使很普通人对问题的思考方式也是很有逻辑性的。

　　我们就没有任何的逻辑性，很多国内大腕级、明星级的人物今天讲股市会冲上8000点指日可待，明天就预测可以跌破1000点，10%的GDP增长是有道理，6%同样是有道理的，我也不知道他们的逻辑怎么转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