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资本为何要给地方城市公开排名？在转型中国复杂的社会语境之中，随着这份大胆榜单出台前后的种种纷争被逐步还原，一个资本与官方的对话困局清晰展现
而分裂的资本同盟，也让排行榜的始作俑者——作为代言人的民间协会——失望不已。年轻的市场经济，尚需时日在学习中成长并成熟
听说你把山西列入‘黑名单’了？”杭州聚龙大厦17楼，一个巧遇的熟人这样问蔡骅，“这下你可出名了。”
这是蔡骅最近常遇的问候。
蔡是浙商投资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一周前，其所在协会发布了一封《致全球浙商公开信》，除了将61个城市列为“2010浙商投资（中国）{zj0}城市”候选者外，还提名了两个“投资预警区域”——山西和迪拜。
由代表浙江资本的民间协会，按投资环境给地方城市公然排名，实属罕见。这份榜单迅速传开，并被外界称为投资“红黑榜”。
这是山西{zx1}一轮煤矿改革之后，又一轮舆论热潮。
短短两月之内，从上书国务院，到组织会议，再到这份排行榜，蔡骅始终在旋涡的最中心。他试图努力建立一条沟通资本与官方的渠道，却一次次失望，直致{zh1}将山西——蔡从未去过的那个中部大省——送上公众的审视台。
争议由此引发：一位煤老板评价说“解气”，而另一位资本方代言人——因“一年来都在为浙江煤老板鼓与呼”而当选2009浙江经济年度人物的吴族春却说，“他们这样做欠缺理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计划外的“红黑榜”
在浙商投资{zj0}城市榜单上，临时增加了一项新内容——预警区域
1月9日，浙江投资促进会（简称“投促会”）举行了“2010中国经济走势解读”论坛暨迎新酒会。在这个参会费为6000元/人的酒会上，蔡骅宣读了“致全球浙商公开信”，并在浙商投资{zj0}城市榜单上，临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浙商投资预警区域。
投促会成立两年，目前有两千多会员，这份排行榜预计一年一发，今年是第二年，“黑榜”首次出现。
山西和迪拜是预警榜上的两个地方。
“不怕告诉你，加进迪拜，是为了不让山西太难堪。”蔡骅说。
这封信他们写了一个多星期，最开始用的是“投资最差城市”，觉得不妥，直到一个朋友想出用“预警”。
用这个词，进可攻，退可守，“现在只是提名，如果后面做得好，6月份正式发榜时，预警可能解除。”蔡说。
一开始，这封信并非写给“全球浙商”，而是给“山西省政府”；信的长度也经历了由短到长，再由长到短的漫长过程。
分寸的拿捏，被蔡视为“非常要紧”。定稿的{zh1}一刻，他特地加上了一句自我批评：“作为浙商的娘家人，我们向全球浙商呼吁：我们改变不了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做强做大是我们屹立在商界的{wy}法则。”
蔡骅曾供职于浙江省一家机关报，后任浙江省经济建设开发促进会会长秘书。当时担任会长的，是温州模式的开创者，改革开放后的温州{dy}任市委书记、原中央候补委员袁芳烈。蔡自称从其身上“学到的东西不少”。现在，他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后工业时代的招商引资研究者”。
不过，即使是在两个月前，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做出这么大胆的一份“红黑榜”。
高调上书与邀请函
这些煤老板们平常基本不和协会联系，这是{dy}次主动找他们
两个月前，蔡骅的计划中只包含两个步骤：上书和向山西发邀请函。这是蔡在浙江资本与山西政府之间活跃的开始。
2009年11月8日，投促会高调上书，要求对山西{zx1}一轮煤矿兼并重组改革中两份主要政府文件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处理。建议书一式六份，特快专递直送全国人大、政协、国务院与山西省人大、政协、省政府。
同时，他们向山西省政府、发改委和煤炭工业厅发出邀请，希望对方参加十天后在杭州的“地方产业政策延续性与企业投资信心”研讨会。
此前一周，10月31日，由另一个协会——浙商研究会主办的“浙商转型会长论坛”吸引了全国六十余家媒体，三十多名煤老板在这次会议上首次亮相。
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说，其实开始只是邀请了几个煤老板，“没想到一下来了几十个”。
徐说，这些煤老板们平常基本不和协会联系，这是{dy}次主动找他们。事实上，这是浙江煤商{dy}次集中露脸，呼吁浙江政府出面斡旋、维护浙商利益。
正是因为看到这次会议产生的巨大效果，蔡骅坚定了举办类似活动的想法。
那段时间，他每天研究相关报道，成天跟煤老板、律师、专家们泡在一起。
在向国务院寄出建议书当日一起公布的一份公开的特别说明中，他们如此解释了协会“出头”的原因：
“鉴于山西与浙江良好的合作关系，政府部门出面协调恐怕不太方便。”
高调上书和约请山西代表同台探讨“煤改”，让蔡骅和其所在的协会一下出了名，成为了媒体报道的中心。
隔空喊话
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双方不直接沟通，但对对方的一举一动却了如指掌
自从高调约请山西代表后，几乎每天都有媒体打听，山西是否答应派人前来，但蔡骅始终没有收到回音，“对方总是说，等领导研究后决定。”
为了确保山西收到邀请，蔡骅颇费心思，他给山西省政府、发改委、煤炭厅发了传真，打了电话，并且特地交代快递公司，一定要拿到回执。
其实，通过在当地的“渠道”，蔡骅知道山西曾专门组织了一个律师团对建议书进行研究。
蔡的另外一重身份是清华大学职业经理人训练中心华东教学中心主任。在培训市场上，他结识了大批政商人士，人脉深广，自然消息灵通。
有趣的是，回乡诉苦的煤老板中其实也有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对政府动态非常清楚。于是，通过这些盘根错节的暗渠，一个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双方不直接沟通，但对对方的一举一动却了若指掌。
十天的等待中，不时有各种消息传来，蔡骅得到的最令人兴奋的一次，是听说山西将会由一位副省长带队，组织一个律师团来参会。“我赶忙向省里汇报，省领导对此也很重视，他们回复说，如果确定了，这边也会安排一个同等级别的领导接待。”
但是后来，这些消息却都“黄”了。
浙江这边，一直平静，除了不断有煤老板们和蔡吃饭，并且送来他们收集的文件。临到研讨会快要开了，当地一位“上级领导”专门将蔡骅叫到办公室，提醒他“不能瞎搞”，但听取了详细解释后便不再多说。
其实，浙江官方一直在低调之中保持着高度关注。
早在去年9月，杭州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族春就曾与浙江经协办官员一起赴山西调研浙商的矿业投资，“发现情形不对，赶紧写了个报告递交到了省里，报告可能会有重大损失。”
浙江省随后展开一系列自查，浙江省银监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曾就煤改政策对浙江信贷质量的影响进行调研。同时，煤商聚集的温州主要县市先后低调派团前往山西调查了解情况。然而了解的结果，外界无从得知。
最近的一次，2009年12月初，由浙江省经济协作办组织的调研组奔赴山西，吴族春原以为自己会被列入其中，不想，“山西那边发来传真，特别要求，不准带律师。”
没有嘉宾的研讨会
三个牌子后面，空无一人
研讨会召开前{yt}，蔡骅终于从“自己的渠道”得到了确切消息：山西客人不会来了。
也是在这{yt}，他收到快递公司的回执单，清晰显示对方签收了邀请函。
不仅是邀请的三个山西部门没来人，连他们邀请的3家山西媒体都没人来——要知道，此前声名寂寂的这家协会组织的这次会议上居然云集了全国四十多家媒体。
尽管明知不会有人就座，山西代表的桌牌还是被连夜摆上了会议台。
会场的后墙上，还放了一个高抵天花板的展板，左书胡雪岩（蔡认为其在浙江经商，理应算浙商代表）的座右铭：戒欺；右边则写着晋商代表《乔家大院》主角乔致庸强调信义的一段话——这是蔡从网上搜来的一段话。
第二天的会议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端坐一排，参会律师又一排，煤老板们一排，四十余家媒体记者一排——只有三块分别为“山西省人民政府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代表”、“山西省煤炭工业厅代表”的牌子背后，空无一人。
有趣的是，在散会之后他才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开会当天其实来了三个山西口音的人，两男一女，不签到，不正面面对工作人员，只是“拿着手机挨个拍煤老板”。
这场研讨会，投促会花掉了二十多万，煤老板们说曾想掏钱，但蔡没收，他的理由是“要避嫌”。
分裂的同盟
“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蔡沉默了一会，捋了捋袖子，“也不能要求20多岁的人有50岁的成熟”
更糟糕的是，让蔡骅失望的并不只是没有回音，而是没有“战友”。
他曾想与{dy}次将煤老板聚拢来的浙商研究会合作，但对方没有答应。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向南方xx记者解释说，一来她当时在外出差，二来觉得“不大妥当”。
同样拒绝的，还有另一个为煤老板命运奔走的人，吴族春。投促会曾找过他五六次，甚至提出不发言只要去现场坐坐，但吴还是拒绝了。他告诉记者，“一个小协会，山西政府怎么会和你对话？这样的行动不但帮不了忙，还会添乱”。
但真正让蔡伤心的，是其所代表的煤老板群体。
尽管曾经毫不避讳的公开宣称投促会就是煤老板的娘家，而他自己就是煤老板的“小舅子”，但11月8号的研讨会仅仅给了“外甥们”两次发言机会，每次都不超过3分钟。蔡在会上公开给他们提意见，提醒其提高自身素质和团结精神。
会后，蔡骅对南方xx记者说，“这些煤老板属于浙商{zd2}层的人，他们不属于产业资本，更不是投资资本。别看他们有钱，小学毕业的没几个，连个名片都拿不出来……说实话，有的人我压根就看不起。”
让他愤怒的是一个失败的合作。
他曾提议，煤老板们联合起来，找一家浙江本土的大企业来做兼并主体，实行内部整合，甚至都联系好了杭州的一家国企。而山西方面并不排斥，只是要求新成立的公司必须挂靠在交煤集团——山西七大重组主体之一——下面。
苛刻的条件让人难以接受，但让蔡骅生气的却不是这个，而是“煤老板们自己都谈不拢”。
同样失望的，还有帮助协会起草了当初那份建议书的律师何长明，他曾想过向山西提起集体行政诉讼，但找不到原告，没有煤老板愿意出面。
不过煤老板们自有苦衷。每次会议都参加了的浙江煤老板迟章（化名）告诉记者，“xxxxx，没人愿意送死。”
他的一位同乡，因为公开姓名接受采访，结果招来了煤矿所在地领导的点名批评。
但是他同样对同伴们的一盘散沙感到失望：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心思，每个人都想“比别人多要一点”。
1月16日，蔡骅沉默了一会，捋了捋袖子，评价道，“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也宽解说，“市场经济才二三十年历史，不能要求20多岁的人就有50岁的成熟。”
{zh1}的排行榜
“红黑榜”发布四天之后，山西的门户新闻网站——黄河新闻网上，出现了一篇报道《山西人实在投资环境好》
“乌合之众”{zh1}终于离开了山西。
1月5日，山西省政府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说“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达到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达到94％，采矿许可证变更已超过80％”。
蔡骅觉得，自己的系列活动该收尾了。四天之后，排行榜出台。
“这就好像在国道上开车，前面竖了一块路牌：此地已经发生了三次车祸，死了七八个人了，后来者小心。”
这样的做法有人“并不赞同”。16日，吴族春对南方xx记者说，”这样做欠缺理性，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yt}，吴被评选为2009浙江经济年度人物，主办方给的理由是，“他一年来都在为浙江煤老板鼓与呼。”
同{yt}晚上，浙商研究会秘书长徐王婴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有点感情用事。这不是一个成熟协会的做法”
煤老板们对这个榜单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分裂，有人说“解气”，有人说“没用”，也有人并不高兴，认为这样会“闹僵关系，让浙江人吃亏”。
“对我们有正面作用。知名度提高了，形象是敢说话的，”蔡骅自己却比较满意，“而且山西得证明给外来企业家看你有多好，这就是我们的榜单所创造的。”
1月13日，“红黑榜”发布四天之后，在山西的门户新闻网站——黄河新闻网上，出现了一篇报道，题目就叫：《专访粤苏豫皖商会代表：山西人实在投资环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