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泄漏”的担心


“狮子”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来了，在春意融融的北京，以瑞典首相的身份。这是过去12年{dy}位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瑞典首相。

      4月14日，这位43岁的瑞典政府{zg}首脑在离开“博鳌亚洲论坛”后，开始了在北京的访问。偕同他来访的，还有多位政府大臣及一个商界代表团。

      龙象征着中国，而狮子则是瑞典的国家象征之一，因之，有人将赖因费尔特的中国行比喻为“龙与狮的会面”。经贸往来、人权对话、气候变化及环境技术合作，三大领域构成了瑞典首相此番访问的主要xx点，其中，对环保的xx则是重中之重。

      “为了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必须要更紧密地合作。”赖因费尔特对本报记者说，所有国家都有巨大的责任去共同应对这一局面。

      “狮子座”首相

      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出生于1965年8月4日，按照西方的星象学说法，刚好属于典型的“狮子座”——果敢有胆略，思想开放，宽宏大量，热情洋溢，闪烁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火花。

      而他的形象，也颇符合“狮子座”的特征——风度翩翩，引人注目：清朗的面庞，浓密眉毛，深邃的眼睛，言语透露出温和背后的坚定。

      2006年，这位一贯崇尚自由贸易的瑞典温和联合党主席担任了瑞典首相，上任伊始，就显现出自己开放而积极的施政风格，削减国民所得税、向非欧盟国家开放劳务市场、主张与亚洲加强外交联系。这些政策在两年内取得成效，瑞典继续保持了经济活力，并在国际事务中饰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希望我的这次访问，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迹象，表现我们两国间对对方有着浓厚的兴趣，关系在不断加深加强。”赖因费尔特告诉记者。瑞典与中国各机构间在一系列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包括法律、研究与发展、贸易、能源的有效利用、生物能源、交通安全、教育、企业社会责任及社会问题等。

      赖因费尔特在中国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显然，他希望这次难得的访问可以饱满而充分。

      迎接“后京都议定书”时代

      经贸、人权和气候环保三个议题，成为赖因费尔特此次中国之行xx的重点领域。其中，气候变化及环境技术领域的合作，更是焦点中的焦点。

      重要背景在于，2009年秋季，瑞典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届时，联合国将对新的气候协议进行最终定案，中国在此轮谈判中也将成为关键角色。

      赖因费尔特将此称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在他看来，1990年开始订立的“京都议定书”，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这是因为“京都议定书”主要建立在资源原则之上——按照他的说法，这是一个“自愿联盟”——哪些国家愿意给自己提出有约束性的、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他们就加入进来。

      在赖因费尔特看来，这一原则存在两大问题：其一，目前加入自愿联盟的国家，总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额只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30%；其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最快的国家地区，很多也没有加入。

      他由此强调，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例如中国也要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为发展一个新国际协议做出贡献。

      这对发展中国家，不是损失而是商机。他确信，全球对清洁能源的巨大“胃口”，将会在未来数十年创造出市场机会，“各国都可以通过绿色商务思维，来创造商机，提高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从瑞典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和排放降低是可以有机结合的。1991年，瑞典引入二氧化碳排放税，此后的16年，瑞典成功地在保持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的基础上，气体排放量年均降低了9%。他认为，中国同样可以考虑采取类似机制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美国应该改变环境政策

      《21世纪》：我们注意到您在博鳌论坛上提出，“我们应该为达成一项2010年以后的国际协议，也就是后京都议定书而努力，这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就可能使保护主义在欧美抬头，那绝非我们希望看到的。”怎样理解您这句话？

      赖因费尔特：最近欧盟委员会提出来一个“碳泄漏”的概念。这反映出人们一种担心，如果某个国家设立了碳排放税，排放碳要付出代价，那么，这些国家一些工作机会可能慢慢会转移到排碳不收税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实行了碳排放税的国家，并不能获得正面的经济收益，而只会看到商品的生产，从自己国家转移到外国去。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能及早达成一项新的国际协议，特别是这项协议没有主要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参加，我们就将会看到美国和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对不实行碳排放税国家进行(制裁)的可能。

      有一点我必须在这里讲清楚，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求别的国家这样(征收碳排放税)做。实际上，我一直代表着支持自由贸易的力量，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和奉行自由贸易的传统。

      因此，我非常注意和参加了欧盟委员会内部关于这些方面的讨论，现在也密切xx着美国的总统竞选。

      《21世纪》：那么，您怎样看待发达国家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赖因费尔特：在京都议定书机制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共同但有区别化的责任。这意味着什么？发达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必须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做得更多。

      在欧盟，这点可以很具体地看出来。去年春天，欧盟委员会做出一个决定，给自己定一个有约束性的目标，到2020年，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降低20%，能源效益要提升20%，可再生能源所占全部能源比例也要达到20%。

      20%是整个欧盟的平均水平，但对每个国家具体又有所不同。对于瑞典，欧盟委员会规定，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应该达到49%。

      所以当人们说“你们应该怎么做”的时候，我觉得实际上我们每件事都做了。瑞典已经实行了二氧化碳排放税，以及碳排放交易，另外，还对使用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政府补贴。我们觉得有责任这么做。

      按人均来说，世界排放量{zd0}的国家是美国。所以美国应该做更多的事情，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的要求。这对应对全球气候将非常重要，美国应该改变它的现行政策。

      《21世纪》：对于欧盟设定的这些目标，您认为实现是否存在困难？有哪些具体措施来保障目标的实现？

      赖因费尔特：对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来说，实现目标难度也大，确实有很多困难。

      具体措施方面，接下来我们准备实现碳排放交易制度——这个制度要涵盖整个欧洲，所有国家都要做。

      在其他方面，比如交通运输，我们还有一个具体措施叫做“绿色证书”。就是说，如果你环保搞得好，使用可再生能源多，就给你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这样企业可以更好地进入能源市场。

      同时，二氧化碳排放税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此外，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建立了排污交税的税收制度，但是还有一些国家没有实现。在瑞典，我们1991年就引入这个做法。排放1吨二氧化碳需要交税100欧元，这大大高于欧盟环境税每排放1 吨二氧化碳交税20欧元的平均水平。

      (本报记者王露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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