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 年 交

在周六将自己关在斗室狂敲键盘地度过了大半天后，我望着电脑屏幕上已见雏形的论文很是欣慰，站起来伸伸赖腰，看看表，发现已经到了下午16：00，而我和新解释的好朋友克劳迪娅碰面的时间就在半小时后。

说起克劳迪娅，不知你们是否还记得她，我可是在前文曾经提起过。在圣诞节前某{yt}，就是美茵茨今年{dy}场大雪降临的那天，我经过另一位朋友的介绍，辗转认识了她，并一起相约前往H教授家作客。{dy}次见面时，她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位本分老实，年纪在中年左右，体型硕大的德国人，身边还带着她15岁的儿子。小伙子长得很像她，虽然还在上中学，个头可是已经超出一米八了。我连连夸赞她的儿子继承了她的优点，让她很是欢喜。如果那天没有下雪，大概我们的友谊仅止于这几面之缘，然而大雪的突降倒是让我与她这两个年龄差出十岁有余的人成了颇谈得来的所谓“忘年交”了。

当天在H教授家做客，我就坐在他们母子身边，也因此有了我们的{dy}次愉快的交谈。这位朴实的德国知识女性兴致勃勃地与我谈起了她早年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大约十年前，她还去日本教学，在一个小城中待了半年，听她讲自己在日本的经历实在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她说自己因为对东方语言与文字一无所知，而她所在的日本小城住宅区的楼房又模样相仿，所以刚到时只能靠数街道和辨识标志性建筑才能找回家。我想起自己刚到芬兰时，虽然文字与路标都能识别，却还是在雨中转悠了近一个小时才算找到只有不到五分钟路途的宿舍，不禁心有戚戚焉。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一个愉快的圣诞聚会也就在这举杯畅饮与闲话人生中度过。因为彼此住得很近，所以我与克劳迪娅和她的儿子又一起结伴回家。之后就是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的“雪中探险，步行归家”的壮举，关于这场经历因前文已述，就不再重复了。总之，那晚克劳迪娅留给我的印象极好，她的善解人意与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照顾都让我这个既是旁观者又是受益者的外来人感动不已。我们互道晚安时，她就提议以后有时间让我去她家串门。

过完圣诞，日子又恢复到忙碌的上课与读书、写论文中，我与克劳迪娅只在走廊匆匆相遇过两次。知道两周前，我从市中心坐车回家时，车子经过学校那一站，她刚巧上来，看到我后，很高兴地与我打招呼，并在我身边落座。她告诉自己在忙着给学生判作业，因为已经临近期末，不过下周倒是会闲下来，希望我到时能去拜访她，我欣然接受了她的邀请。

彼时我从H教授家回来，在一些比较私人的场合中，曾听到H教授说起克劳迪娅其实是位单身母亲，她和丈夫早在孩子四五岁时就离异了。我听了半是震惊半是难受，震惊的是她的乐观与开朗与她单身母亲的身份实在有些距离，难受的是她独自一人要抚养儿子长大着实不易。

我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找到距离我只有数步之遥的克劳迪娅家，按下门铃，大门自动打开，进得楼道，就听到克劳迪娅在楼上喊：我们在三楼，我答应了一声，不久就爬到三楼。她满脸喜悦把我迎进屋里，我脱下外套，换上拖鞋后进了里屋。房子面积虽没有H教授家大，但是布置得很是整齐洁净，而随处可见的书则无声地透露给访客女主人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

此时，她的儿子也走过来与我问好，他告诉我今天妈妈有我来拜访，他也有一位同学过来与他一起完成一份周一要交的作业。我笑笑问他是什么样的作业？他于是带我来到他们的“小工作室”，我与他的同学互相自我介绍后，就自然聊起了他们在忙的“作业”，原来他们要用法语向班上的老师和同学介绍海地这次遭受的灾患，以及他们对于此事的看法、感想与积极的应对措施。我连连夸赞他们的作业意义不凡，并贡献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两个年轻人很认真地记录下来后，说要加到他们设计的招贴画中。我对这两个小伙子的工作态度很是钦佩，难怪在与很多德国人的接触中总是发现他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团队合作的精神与创新的意识这三者综合的特质，而这一特质在中国年轻人中间还略显匮乏。我们在中小学教育中很少会被分配完成这样既有时事效应又贴近生活的任务，更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运用书本死记硬背的机械性任务。虽然素质教育在中国已经提倡并推行了不少年头，然而收效如何尚难推定，不过与这位德国中学生的交谈倒是让我不得不反思一下自己所受的教育。

因为两位小伙子的工作尚未完成，我知趣地和克劳迪娅一起回到客厅，她已经沏上了从日本带来的茶叶，所以厅中飘散着淡淡的茶香。落座后，我发现她使用的茶具也颇有日本特色，每个小茶杯上都是一位艺伎的图画。我们的话题自然由这茶叶开始，我告诉她关于中国的《茶经》，虽然自己也对此所知甚少，不过在国学社时几位谙熟茶道的师兄传授我不少这方面的知识，如今居然派上了用场。

我们煮茶论艺，从茶道聊到中国的新年，美茵茨的狂欢节，{zh1}又落到学校老师的八卦上。毕竟作为初来乍到者，对学校的认识远不及这位已在此教学十年有余的资深老师，能听到她讲讲学校的历史，以及老师之间的种种八卦不仅乐趣无穷，也对日后在此的行为处事助益不浅。

原来美茵茨大学美国研究所中也是派系分明，H教授与S教授各自坚守着后现代研究方向与早期美国清教徒文学方向，彼此不相上下，同时也壁垒分明。两派所研究的对象不同，彼此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大不一样，难怪我所参与的传记文学研究项目，一会接到指示要我们重视文本，一会又接到消息要我们主攻理论，害得我很是彷徨无措，如今看来是这两派纷争引起的事端。另一个消息是新近归国的B教授被内定为H教授的接班人，这位B教授是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女性，克劳迪娅称她是被上帝眷顾的人，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运气好得出奇。欧洲其他学校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所在的美茵茨，大学中的教授分为终身制与临时制，后者任期有年限，对于前者数量屈指可数，而且，只有当这少数位置中有人退休离任或是不幸西去留出空位，才有可能择优接任，就这方面来说，当上终身教授固然与个人能力直接挂钩，运气也是不大不小的决定性因素。这位B教授的好运气就在于H教授年事已高，估计再连任最多五年就会把终身教职空出，而她已经被力挺为接任者了。

我与克劳迪娅就这样天南海北地聊了足有三个小时，而丝毫未觉窗外已换上了夜幕。我不想麻烦她做晚饭，于是决定起身告辞，我们相约闲暇时继续这愉快的交谈。

这位朴实、乐观又热情开朗的知识女性现在称得上是我的“忘年交”了，我祝愿她和她的儿子一切顺利，在与她的交往中，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女性独立的价值，虽然这样说显得空洞简略，然而她在谈话中流露的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知识的探求都是在我眼中她最可宝贵之处，这些闪光点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这位独立乐观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