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zd0}的问题是特权横行，中国现代化的{zd0}障碍是特权制度。譬如，最近媒体上即“擅自披露”了两个典型事例，其一：2007年11月17日，广东陆丰市公路局局长葬母，办丧宴超过300席，3000人对特权官员献媚；其二：据新华社报道，中国{zd0}的“地主”碧桂园，以零地价拿到上千亩土地。地产商、腐败官员合谋发大财，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谁来维护？不铲除此特权腐败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
    正如*曾经指出的：腐败、滥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是社会矛盾激化、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信任还是反对、不信任的主要呼声。中国的特权制度，表现为：
    一、官本位的等级制度。
    中国大部分资源，都掌握在“官”的手中，虽然，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民营化了，但是，非“权力依附型”的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25级制、15级制，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并且将之法制化。与封建制度相比，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称为“县处级”、“地厅级”、“省部级”等等。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前，还只在“干部”中实行，现在，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方丈、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
    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文件，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公务员等等服务，全看他的级别高低。级别高的干部，就自认为掌握了“真理”，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过着特权的生活。
    二、黑箱化的财政制度。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官员每花一分钱，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而中国的财政，是官员化、随意化、秘密化的财政，一切支出，由官员说了算。所以，25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87倍。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
    三、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中国亿万富翁 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弟；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安全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 20多万人。特权垄断，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如国有商业银行——兴业银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10，把股份贱卖给外资，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因为贱卖，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卖的损失，就达6000亿元，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见《中国财富》2007年第10期）仅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4年海外分红，就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盈利，xx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凭着其垄断地位，抬高资源价格，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
    为了增加赢利，两大石油巨头，不惜制造“油荒”，以抬高国内价格，并且出口退税。据海关统计，在2005年“油荒”前6个月，石油巨头共出口成品油759万吨，同比增长48.6%，而进口却下降了21.1%，6月份的同比降幅，更达到22.6%。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燃料油的进口，上半年同比下降了17.6%。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58亿元，另外还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这些国有企业，凭借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反而得到财政补贴，而8亿农民，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也才132亿元。据《南方xx》报道，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产量达 9800亿斤以上，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原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储粮”)，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以控制麦源，按兵不动，采取“市场饥饿法”，把小麦市场“托”起来，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加价“顺价销售”。 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政府给予2.5分钱的补贴；每存储1斤粮食，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其中，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每亩16元的补贴，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15元，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赚去了0.85元以上。
    四、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农民参加合作医疗。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城市居民中，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有79.1%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也只覆盖了10%的农民工。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在在国务院*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中国农村有40%~60%的人看不起病。在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死在家中的人，占60%到80%。
    据《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仅为象征性的每年 500万，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年每人大概是1分钱。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一年开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而且，目前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等特权城市。中国卫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四。
    中国的养老制度，也是封建等级化的。官员们按照级别，享受相应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论是否在职。高干离职后，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住房及医疗待遇，一律不变。
    五、令人生畏的xx特权和司法特权。
    xx绝大多数是好人，xx和司法的特权，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据新华社哈尔滨2007年11月13日电：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车闯红灯，月均近1200次。某县动用xx，收提留款，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说了一句“这赶上土匪了！”于是，被xx四处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妇，皆受牵连，都被送进监狱。江苏少女纪海云，被污称卖淫，遭xx毒打3个小时，下体、大腿内侧被棒打、鞋踢、脚踩，医生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姑娘被打成这样的，真是惨不忍睹。” 某xx甚至说：“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开的就是这种店，打人是家常便饭。”“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
    上海巨富周正毅在看守所的监狱生活，也处处显示出特权：每餐“四菜一汤”；允许使用手机；数次看病，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亲情电话，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
    六、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1999年，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职业、工种103个。据新华社南京2006年2月18日电：南京上百万农民工， 5年来只有4—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不到百万分之一。据《法制晚报》2007年4月26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34.28%的在京流动儿童，为北京土生土长，20.82%的儿童，不能及时接受教育。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从改革开放初的 3：7，发展为7：3。
    据《南风窗》2006年3月1日报道，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每年在4000—5000亿元，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500元。另据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全国增值税的60%都是农民交的。
    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但大部分资金补贴了粮食企业、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国家的扶贫资金，也主要是肥了地方政府部门。
    七、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师悉心照料，当上班干部；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服从权力。2007年5月28日上午，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当日，武汉{zg}气温达35.3℃。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等一个个领导，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祖国的花朵们”之类的话（官员们的心中其实在说：我才是祖国的花朵呢！），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穿着长袖制服，并且手套、帽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终于起步，开始比赛。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才走出几步，一头晕倒在地。当老师和家长紧急抢救时，领导们一个个悄然离去。
    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浑身湿透。
    银川市举办首届中小学运动会，各级领导轮流发表宏篇大论，台下，四十名八九岁的女生穿着单薄的表演服，在低温的寒风中，苦苦等待了1个小时。
    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当场中暑昏倒。然后，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
    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当大火突袭的时候，有人高喊着：“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结果，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学生，葬身火海。
    中国的学术机构，也处处渗透了权力。55年来，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51级入学的 4位院士中，3位是部长。
    高考分数线歧视，则造成了地区特权、城市特权，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恢复高考20多年来，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大大低于其他省份，相差{zg}达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在北京，竟能上北大、清华。
    美国也有帮助弱势族群的录取政策，但绝不可能照顾发达城市。
    八、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
    由于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和特权，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电视台等，为了保险，“不出问题”，不敢报道真实消息，不敢追踪社会问题，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因此，天天播出娱乐节目，吹捧几个歌星，号称是弘扬“主旋律”。
    8亿农民、2亿农民工、3亿多低生活水平者、4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者、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0万打工子弟、6000万残疾人、2亿工人、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上百万爱滋病患者，在媒体上统统不见了踪影，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中国的特权横行，真是罄竹难书！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为此，强烈建议：
    取消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
    除退休的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总理等少数人之外，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勤务、公务员、专车、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
    取消干部病房、高干病房、干部疗养所、领导度假别墅、部级待遇等，公款福利特权；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公开化、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级人大决定；
    打破石油、电力、电信、金融、保险、证券、外贸、烟草、粮食、地产、大型工程、农用生产资料、有色金属、民航、铁路、安全等领域的垄断，国家参与其分红，提高其税赋标准，引入竞争主体，形成市场化的多元竞争格局；
    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将沉淀在当地的户籍资料、人事档案、个人及家庭收入纳税、缴纳保险情况，信用、守法记录等等，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中；
    废除高考分数线的区域歧视；
    立法严禁在招工、教育、医疗、住房、自由迁徙、失业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歧视任何一部分国民。
    取消财政对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重点中小学等的倾斜投资政策，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
    规定一切城市，不得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不得拒收或者高价接受打工子弟入学；
    规定行政人员、官员，不得参与教授、院士等的评定；
    取消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业的垄断，允许民营媒体参与竞争，政府只需对其业务、内容进行规范；
    逐步建立宪政民主，以及公民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的制度；把各级人大，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专业化和自由选举。
    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决定财政预算决算、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让司法、反贪、审计、监察、信访等部门，独立于行政；对弱势群体，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司法救济，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
    *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铲除特权制度，确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恐怕是中国目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重中之重。
    只有废除特权制度，才能建设崭新中国！

被中产，被下流的人们

    2010年1月13日出的第453期《中国新闻周刊》策划了一个选题——“‘被消失’的中产”，文章描述了极具代表性的中国大城市的中产们的深重危机感，并借用学者的观点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
　　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在国外，较早讨论中产阶级分化的是日本学者三展浦，他在《下流社会》中把中产阶层中向下分化的一部分称为“下流社会”，这些人群体并非单指贫民，更泛指沟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学习动力普遍低落的年轻世代，这些人没有进步的企图心，终将从中流阶层沦入下流社会。
　　中国的白领应该算作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中坚(或潜在)力量，事实上，在他们已被众奴加身，成为一个个的房奴、车奴、孩奴之后，生活水准呈直线下流状态。他们负担重、压力大，不管怎么努力，好像目标总是越来越远，不少人变成了蚁族，玩起无奈的裸婚，才会有中产阶层“下流化”(向低阶层流动)的说法。
　　不过，不同的是，三展浦笔下的“下流社会”，是年轻人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宁肯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 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而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想做“人上人”的中国年轻人，并没有自暴自弃，甘心做“下流社会”，而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然而，何谓中产，目前似乎并无定论。我想，中产应该是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收入较高、过得相对潇洒的阶层吧。这样看，坊间有一种所谓月入5000元以上的人就是中产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或者讲，单以工资收入来划分中产与否并不科学，把必要的生活品(无非最基本的吃穿住行)的开销满足以后，再来考量工资收入标准，再来判断中产与否，才更为合理。否则，一个连最基本的生活品都不能满足的人，我们称其为中产，不是很可笑的事情么?如此，则徒有中产其名，而无中产其实，只会误人视听，没有这样一种甄别，中产也会沦为一个不被认为值得讨论的伪命题。
　　目前的中国，很多白领要做中产，恰恰最基本的生活品之一的房子，是一个难以满足的标准。现在的房价居高不下，对于那些所谓的高收入白领来说，十几二十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就把财富和精力掏空，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做中产?因此，不是他们不想做中产，而是在中国做中产门槛太高。因此，我赞同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尚未形成中产阶级，就开始有“下流化”现象。
　　也就是说，有些年轻人收入看起来不错，但他们有一个房子的短板，缺少一个基本的指标，仍然无法迈入中产阶层，更遑论进入上流社会。如若他们本身就是下流社会的一员，也就无所谓从中产下滑到下流社会一说。那只能说我们把标准搞错了，把他们美化成了中产阶层，而不是说他们是被消失的中产。后一种说法，实在有点抬举的味道，把他们打肿的脸当成了肥胖的标志，是很不恰当的，也徒增了他们的悲痛感。
　　主观上，年轻人比谁都努力向上，无论他们多么有理想，生活就像一个锤子，把他们的理想坛子一个个击碎!在挣扎上下陷，在无奈中残喘，是群活生生的“被”字一族。因此，无论他们是从中产到下流，还是从下流到底层，“下流”是中国社会阶层中一部分人的运动状态，也是中国社会不能不直面的残酷现实，是他们的生存权或发展权被剥夺的结果，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愈加呈现出从“枣核”型被“M型”取代的倾向，将为不和谐埋下隐忧。
　　从他们的下流过程中，我看到的不是精神的随波逐流，而是对生活总有梦想，他们在焦虑中坚韧直执，哪怕还有一线希望，他们都不会放弃，所有的结果都是源于对空前压力的反抗无效。他们的生存现状只会让我感叹，他们是“多好的人民”，我们不应该因他们而感概青年人之无望，而是感概这个社会愧对他的努力，要花更多的努力来阻止他们下流，畅通民众上流的渠道。
　　如果确实有人因下流而自甘堕落，精神萎靡，那么，我们更有理由阻止这种下流化，因为精神的下流化将是整个社会坠落的巨大拉力。社会要给他们以援手，而不是让他们继续下流下去。只有每个人得救，整个社会才能得救，这应该成为社会的基本心理，有这样的信仰，我们才能xx个体无力抵抗的下流。
　　具体来讲，国家和社会能做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个人有最基本的依托，同时要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国民收入，再就是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藏富于民，彻底阻堵阶层下流重力，消弭阶层上流的阻力。

中国社会全面进入“奴时代”？

    想到这个词，是因为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一项研究：这家研究所的徐安琪研究员根据2008年的物价水平，核算出徐汇区的孩子从刚出生到30岁，家长共计要在孩子身上投入49万元。另外，广州有网友计算，养个孩子至少要花费45万元，其中八成左右是教育经费。据此，一个新的名字——“孩奴恐惧症”诞生了。
    “孩奴”是人们欲生（育）而不敢的一种体现。而近年流行的“卡奴”、“房奴”、“车奴”等，则反映了老百姓在生活消费方面的某种困境。如果再把“蚁族”、 “被就业”等热词所揭示的社会现实一并考虑在内，一个“奴时代”的轮廓岂不是十分真切地浮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说，这些词汇形象地刻画了当前社会的一个剖面。这个剖面就是，经过三十年改革，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达，国力越来越强，可老百姓从中所能分享的改革成果却没有人们想象和期待的那样水涨船高，在某些社会需求方面，甚至反倒比以往来得更不容易满足。
当然，还有必要对这些词语进行具体分析。在这里头，有些属于生活的基本需求，比如老百姓的居住、就业问题，孩子的培养教育问题；有些则属于提高消费水平的范畴，比如信用卡消费、汽车消费等等。就此而言，这些关键词反映的是老百姓并非只求温饱而还想过上好日子的迫切渴求。或者说，这表明了当前很大一部分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尚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的这个社会现实。
    但光这么讲，那些形形色色的“奴词”无外乎稍嫌极端的提法，或可归之于社会情绪的一种正常反映，而这显然不足以全面概括个中所表达的深刻内涵。发现没有，即便撇开那些高消费高需求不谈，像孩子的培养教育，老百姓的居住和就业等问题，本该是任何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可是如今不仅无法获得普遍解决，反而成了一种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梦想。培养教育一个子女动辄花费数十万，这对许多城里人来讲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遑论年收入不满万元的大多数农村家庭。更何况，当前一些地方的房价已经高到让许多人攒八辈子钱都买不起了。
    这样的社会现状，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试想，当很大一部分人连起码的教育权、居住权都无法获得实现，这样的社会还能正常运转吗？换句话说，当一个正常社会所应普遍提供的基本生活需求对一小部分人来讲不成问题，可对另外一大部分人来说却是极大负担，这样一个社会无疑将面临两级分化、阶层断裂的困境。这么来看，各种“奴词”的流行，恰是对这个时代敲响的一记警钟。
    为“奴”所困的人们看似为物质所牵绊，每日四处奔波，为钱操劳，到头来不过是为了吃饱饭、交房贷，或者存起来给子女交学费。可进一步来说，人们在倍受物质奴役的同时，其精神何尝不也处于受奴役的状态？物质不自由，精神亦难求自由。“奴”字当头，实质就是对人们的双重桎梏。这就发出了一个信号，任由这种局面发展、恶化下去，那些为基本物质和精神需求所奴役的人们，很可能化“奴”为“怒”，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从“奴时代”到“怒时代”，也许仅为一步之遥。
    是的，这不仅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可能碰上的难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命题。值得庆幸的是，经济发展固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却可以为此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目前该有能力而且必须清醒地认识和面对这个时代的重大困境之所在。要说中国全面进入“奴时代”或许为时过早，但是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倘若长期得不到满足、受不到保护，谁敢保证这{yt}永远不会到来？假如那{yt}真的来临，恐怕任何人都无法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