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他们是一群充满活力、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40年后，当年这些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已是两鬓斑白，相逢时禁不住喜极而泣。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11月9日，300多名来自广州、石岐和香港、澳门等地的知青，相约趁食洽会回黄圃看看。一大早，记者随参加聚会的知青一道从石岐乘车前往黄圃。路过黄圃镇政府，来自广州的知青罗先生说："当初我的茅草屋就在镇政府右边的一个拐角处。"家住石岐的易女士则说："我当时住在镇政府对面，拐几个弯就到。当年我经常送你回家后，再自己走回去。"顿时，大家七嘴八舌地指点着自己的"地盘"。知青们说，镇政府所在地，那时还是一片庄稼地。
    9日中午，黄圃镇党委、政府在汇东酒店宴会厅为相聚的知青们举办了午宴，镇党委书记方维廷、镇长关瑞麟等为在座知青祝酒，欢迎他们回到第二故乡，并对他们在黄圃建设和发展中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众知青热情合影留念
    黄圃国际会展中心是食洽会的举办地，当然成为知青们的集合点。
    11月9日，记者看到，会展中心门口设立了一排知青接待点，黄圃所辖各村都派有代表在这里接待。知青们三五成群，或自驾车，或乘坐公交车，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在现场，记者不时听到一声"哇"，或者一声"嘿"，随后传来爽朗清脆的笑声，原来这是知青们在互相打招呼。这里，xx不见近60岁人的那种沉稳劲，每个人的脸上都流淌着朋友久别重逢的喜悦，语言、动作也显得有点孩子气。男人之间相见的礼节是热情握手，女人之间则不时带着拥抱，更有好友相约拍照留念。
    记者在旁也客串了一回 "摄影师"--为知青们拍照。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一张合影是一次成型的，往往先是两三个人在合影，但马上又有新人招手加入，不一会儿，合影的人群就会达到二三十人。
    据本次活动的总联络人易泳端女士介绍，今年年初，有许多知青朋友，尤其是广州、港澳的朋友，提出今年是知青下乡40周年，打算回黄圃看看，希望她代为组织、联系。易泳端和曾经在黄圃插队的知青联络，发现愿意回来参加聚会的居然超过300人。如此大规模的集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她向黄圃镇政府做了汇报，说知青想借黄圃食洽会的机会回来看看，了解黄圃的变化，同时也会会亲朋故友。她也提出，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个大家可以坐下来聊聊天的地方。出乎意料的是，黄圃镇政府非常热情，说知青来到黄圃，既是主人，也是客人，政府理应接待。于是，便有了9日的盛会。
    易泳端说，当年到黄圃插队的各地知青有1000多人，这次聚会前大家虽也有小范围的聚会，但像这样数百人聚在一起还是{dy}次。

广州知青：
非常想念黄圃这块土地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龚兆培于1968年11月30日从广州来到黄圃公社吴栏大队插队，当时他19岁。1975年他被招工回城。
    龚兆培坦率地告诉记者，他非常眷恋黄圃这块土地，“虽然我只在黄圃呆了6年多，但这是一个人一生中真正的青春年华。虽然我在这里吃了很多苦，生活很困难、很艰苦，但是，这也成了我一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在其后，每当遇到什么苦难时，我只要想想知青岁月，那就什么都不在话下了。”所以，他始终忘记不了黄圃，他几乎每隔三五年都要来黄圃看看，探望那些老乡，也会会知青同伴。
    龚兆培告诉记者，黄圃就是他的第二故乡，每当想到要回黄圃，内心就有一种莫名的冲动。这次聚会虽然是定在11月9日，但龚兆培提前在11月8日就到了黄圃，并到吴栏老乡家看了看。他看到，现在吴栏农民的居住条件比当初他插队时好多了，住的基本上都是砖瓦房（当初大多数都是茅草房）。另一方面，他又感觉到，农民总的生活水平提高还不是很大。他发现，当初和他年龄一般大的农村青年，现在也是50多岁，在村里已经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因为连地都没得种，一户人家大概只有几厘地可以用来种点自家食用的蔬菜。从收入上讲，村里每个人一年也就是靠出卖土地后得到的四五千元分红。这让龚兆培感慨不已。他表示，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了，届时，他会常来黄圃看看，看看是否能为黄圃的乡亲们做点什么。

镇党委书记：
延续知青的眷恋感情
    黄圃镇为什么这次要如此大规模地组织这次活动？
    镇党委书记方维廷告诉记者，首先知青们自身有这个要求。作为党和政府，考虑到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城里的年轻人，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农村，为建设祖国、建设农村出力，不管怎样说，这种奉献精神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同时，这些知青与当地农村和农民融为一体，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让这种纯洁的感情延续下去，所以，才决定由政府出面来举办这次聚会。
    方维廷动情地说：“黄圃大地留下了知青们深深的足迹。多年来，知青朋友对这片热土一往情深、恋恋不舍，这种拳拳之情成为今天黄圃发展的一种动力。”方维廷希望，知青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黄圃的建设和发展。

落户知青：
知道儿子年龄却不记得结婚年月
    看着众多知青远道而来，记者反而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至今仍留在黄圃农村的知青。
    易泳端说，这样的知青有，但是不多。她连续给记者介绍了两位女知青，但她们都坚决地表示没有什么好说的，不愿意接受采访。后来，记者找到了一个男知青潘伟森。
    作为插队黄圃千余知青中屈指可数的“扎根”者，站在记者面前的潘伟森，看起来明显要比他的那些战友苍老得多，虽然他的年龄还是属于偏小的，他的脸上刻着更多的皱纹和沧桑，连衣着也显得有点失色。
    潘伟森的那些战友认为他xx是“知青上山下乡”的牺牲品，不过，潘伟森笑着说：“生活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行。如今，自己过得还算可以。“他也向记者坦言，他目前的生活“是有些艰难”。他说，他是1968年12月从石岐下乡到黄圃公社新沙大队的，那时，他才16岁，中学都还没有毕业。
    在新沙时，潘伟森参加了宣传队的活动，在活动中认识了同是宣传队队员的一个村里的女孩子，两人自由恋爱并结了婚。不过，对于结婚的时间，潘伟森说：“记不得了，反正，我的儿子已经30岁了。”
    结了婚，潘伟森失去了招工回城的资格。所以，他就一直留在新沙农村，他种了5年地，当了8年教师。直到1981年，他才被招工到黄圃的商业部门工作。他是知青中{zh1}一个离开新沙的。但是，9年前，他下岗了，又回到了新沙农村，因为他的房子就建在新沙。
    当年，由于招工一家人都变成了城镇户口，潘伟森及家人却丧失了在农村取得土地的资格。如今，他和他的太太只是在村子里住着，无事可干，也没有退休金，养老保险要等到2010年才发放，所以只能靠一对儿女供养着。

村支书梁伟平：
很多知青都是我读书时的老师
    梁伟平现在是吴栏村党支部书记，他说他是龚兆培的学生，那时他十一二岁，正上初中，龚兆培教过他语文和英语。相对于那些农村的教师，这些知识青年各方面还是要强得多，所以他从中收获了不少东西。
    在场的好几个知青都是梁伟平的老师，梁伟平至今还能准确地叫出他们的名字。活动现场，他不停地和知青们握手、打招呼。梁伟平说，“这些老师时常回吴栏看看，遇到校庆，我们也邀请他们回来。”
    梁伟平告诉记者，当初的吴栏大队很穷，知青们辛辛苦苦干{yt}，只能挣到四五分钱，而当时的大米是每市斤0.124元。换句话说，知青们{yt}的劳动只够买几两大米。梁伟平说，他小时候常常看见一些知青饿了，就摘地里的西红柿充饥，有时饿极了，甚至把地里的冬瓜、南瓜、节瓜都摘下来生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