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顾准和钱钟书！_中華文化君臨學社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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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xx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苯’，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宓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意让人写下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口气一样。
　　　　　　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xx”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蛰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专制主义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钟书两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恩??”。他是《xxx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xxx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据他自己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公然“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不要想。即便在“xx”中受冲击，其“{zg}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在党外；顾准是领导干部，钱钟书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钟书的“文名”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份子”，钱钟书则多半被尊为“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处分也是不同的。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内的处分总是比党外的重，这也是“严于律己??以待人”吧！何况钱钟书又没有犯过案。
　　　　　　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在我们知道，钱钟书并不能xx管住自己，却也不是xx管不住。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生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钱先生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赖账。又可见，钱钟书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呢，原本是书生，却比顾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就没有掉进去。是年春天，钱氏那有诗云：“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鸣忽噤雨将来”，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还是闭上嘴巴，不要“鸣”吧！那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2006-9-10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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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他的“反党言论”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右派言论”，弄得自己头上和维吾尔族姑娘一样，辫子一大吧。这就和钱钟书相差太远。1957年春，钱钟书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钱钟书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他的一生平安，难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入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象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wz}师”；也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定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持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至于钱钟书先生，则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的地说：“我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zh1}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
　　　　　　当然，这里也仍有专业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即使因为学人，较之研究经济学和哲学（还有数学）的顾准、治史的陈寅恪，钱钟书更富于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何况他从小就是一个“顽童”。甚至在已为人父之后，他还会做一些顽皮的事，比如大热天用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这是我们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里得知的。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于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