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一中2009年参加航模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13名考生的家长全是地方权势人物，如越城区副区长、市建行行长、市财政局副局长等。记者采访发现，这类比赛即使在地市举行，只要冠名“全国”两个字，就能获得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便有了高考加分的资格。

　　如果要在全世界进行二级运动员数量评比的话，我想，中国或许又能稳获一项“世界{dy}”。所以如此，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群众体育开展得多么好、体育的社会基础多么雄厚，而仅仅在于，在我们这里，“二级运动员”称号是与高考密切挂钩的，获得这样一个称号，就意味着能在高考成绩单上加20分。这也就是说，中国的“二级运动员”所以如此普遍，并不是我们名副其实的“真有”这么多，而是因为在加分的驱使下“可以有”这么多。

　　而能将“真有”变换为“可以有”，站在这些“二级运动员”考生背后的，又并非牵强附会中的“毕姥爷”，而是货真价实的考生家长——身为“地方权势人物”的父母。

　　其实，仅就名不副实的“二级运动员”体育加分现象而论，此类由“权势家长”、“砸钱”、“白捡20分”等关键词构成的，实际上早已是一个十分老套、陈旧的故事了。这样的故事，不独在浙江、在“三模三电”项目才上演和发生，而是一个几乎遍及全国、比比皆是的现象。如以“假 二级运动员 加分”为线索，在百度上搜索，便能找到五千多个相关网页。

　　而更为让人忧心的是，以“权势家长”“好爸爸”为强力后盾的高考不公故事，又何止二级运动员加分一个领域，其他如人们熟悉、最近被热议的“冒充少数民族加分”、“奥数加分”等，岂非同样如此——没有一个强势的父亲从中“运作”，这些加分如何成为可能？更不用说，在赤裸裸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中，父亲更是无可争议的主角，如日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罗彩霞事件中，那位原公安局政委身份的、手眼通天的父亲王峥嵘。

　　所有这一切或许表明，目前我们不止在就业领域有所谓的“父亲就业时代”（大学毕业生能否找到一个好工作，往往主要并不取决于其自身的内在能力和素养，而在于父母的社会地位——权力、资本的大小多寡，父亲权力越大、资本越雄厚，其能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也就越强），在教育、高考升学领域同样也存在“父亲高考时代”——父亲的权势能量越大，为考生牟取加分等录取捷径、上好大学的能力也就越强。

　　显然，这种代际因袭继承式的社会不公，危害极大——不仅直接损害和扭曲了就业、教育等领域内基本社会秩序的公平正义，更无形中将这种不公平不正义的秩序及相应的利益关系，进一步强化固化。因此，尽快矫正这种社会不公、遏制其进一步蔓延刻不容缓。就眼下的当务之急而言，笔者以为，必须抓紧做的也许是这样两件事：其一，全面检讨和清理目前已呈泛滥之势的高考加分政策，将大量缺乏合理性、与教育无关的，或者难以严格准确甄别的加分政策彻底废除，其二，对于少数保留下的加分政策，进一步严格其评判标准和依据，并将整个加分实施的过程彻底公开、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当然，从长远和根本来看，彻底祛除权势加分之类教育不公、考试不公，还有赖于高考招生制度乃至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如将高考和教育体制彻底从“权力化”“行政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作为权利的教育真正实现基于自主、自治的社会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