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29 09:32:36 来自: (寻求智慧 改变世界)

任何怀疑融资理念的力量及其重要性的人，应该想一想现代版寓言、“矿工的头灯”。
矿工的头灯
每天清晨，当一位年轻人乘上早上五点半从新泽西樱桃山(Cherry Hill)开往纽约市的公交车去汇报工作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同样的程序：捆扎一个矿灯在他的前额，然后开始阅读几页W·布莱多克·希克曼(W．Braddock Hickman)关于低级债券的研究报告。这位大学3年级时离开沃顿商学院(Wh-arton Business School)第70班的执行官意识到希克曼研究成果的巨大潜在价值。希克曼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低级债券的表现将胜过高级债券。当然，低级债券有更大的毁灭性失败的可能，但它们也可能有许多辉煌的成功，会给许多投资者产生净收益。这位年轻人的小型投资银行能否利用这一矛盾?当公交车隆隆地驶过狭窄的曼哈顿(Manhattan)街道时，这位勤奋的乘客正梦想着辉煌……
当然，这位年轻人就是迈克尔·密尔肯(Michael Milk-en)，他的投资银行就是德雷克塞尔·哈里曼·里普利(Drexel Harriman Ripley)，后来更名为德雷克塞尔·本汉·兰伯特(Drexel Burnham Lambert)。叙述他们的悲惨故事花费了很多笔墨——xx的康妮·布鲁克(Connie Bruck)在她的《掠夺者的舞会》(New York:Penguin Books，1989)一书中以她流利的文字特写了上述场景。康妮·布鲁克和其他人创作的车上读物，将发展成一个繁荣的“垃圾债券”帝国，密尔肯及其公司在他们破产之前几乎统治了这个帝国近15年。历史是残酷无情的：德雷克塞尔·本汉公司被发现违反了各种不同的法律和规则时，它宣告破产了，同时密尔肯关进了监狱。
以这个历史教训为开头，把这本关于并购融资和再融资的书介绍给读者是非常抑郁而乏味的，但对那些具有钢铁般魄力的读者来说，这是惟一的方式。矿工头灯的故事确实包括了某些悲剧的成分，但可以确信的是：在诸多的争论中，垃圾债券时代和密尔肯本人的功过仍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对我而言，这个故事却可以强有力地证明金融理念创造和改革市场经济的力量。
无论人们怎样评价德雷克塞尔的遗产和迈克尔·密尔肯本人，事实仍是密尔肯早期对希克曼著作的研究为今天繁荣的有价值的金融市场奠定了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密尔肯从新泽西乘公交车去纽约市时，低级债券当时并没有重要的市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市场已经发展起来了。现在，投资基金持有公司和非公司发行的垃圾债券的价值已超过1000亿美元。在1980年，美国的公司发行了总额14亿美元的高收益债券。10年之后，即在1989年，该年的数额为253亿美元，这10年累计达1537亿美元。尽管20世纪90年代早期垃圾债券的发展经历了一次衰退，但它的发展仍在继续。到1999年1月1日，这10年包销的所有公司高收益债券的总额达2614亿美元，仅在1998年这一年就包销了355亿美元。
这仅是整个金融蓝图中的一小部分——垃圾债券通常占所有公司发行债务的比例小于10％。虽然如此，在我们自由的企业经济里，它曾发挥并且仍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古雅典财阀
矿工头灯的故事并不是证明融资理念力量的惟一证据。事实上，由于像爱德华·E·库恩(Edward E Cohen)这样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使我们在几千年前就能找到类似的证据。作为一位{zy1}的费城(Philadelphia)银行家和慈善家，库恩最酷爱的事情就是银行的历史。他花费了10年时间试图去反驳古希腊银行家仅仅是典当商的观点。其结果是产生一本极好的书，名为《雅典经济和社会：从银行角度而言》(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库恩在此书中描述了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银行或财阀通过一种“看不见的”经济，即“利用别人的钱创造充满风险的收入”。这些早期的银行并不仅仅是只交换货币，它们还发展了游离于商业的储蓄和xx活动。他们的这种活动发生在大范围的经济环境中，而这种“看不见”的经济扩大了雅典的社会阶级层次。尽管当时的公共法仅给予男性自由公民权利和选举权，但那时的私营经济也允许妻室和奴隶来参与。这种扩大的参与权有利于当时的雅典人满足“经济现实”的需要。库恩认为，正因为这样，银行家们“改变了他们自己，同时也改变了他们生活的社会。”
股份有限公司
古希腊没有垄断金融方面的天才。每一代人都目睹了金融创新——许多金融创新是变化的。想一想公元16世纪首先出现于欧洲的有限责任公司，又称股份有限公司。这些公司是现代公司的先驱者(尽管没有带来这一名誉)，为商界带来了一个新观念：有限债务责任的观念。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将每次投资的风险限定于投资额，为商界带来了新的有价值的东西。仅仅如此，并无其他。
股份有限公司是对合伙制企业和受管制企业的一种显著改进，因为在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之前，企业家只能在这两种主要的投资方式之中做选择。回顾股份有限公司出现之后一个世纪的发展，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识到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历史的重要性。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巨著中，亚当·斯密特别提到股份有限形式是诸如银行、保险和交通那些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的行业的理想模式。在股份有限公司引入之后，上述三个行业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这绝非偶然。
金融创新的风险与收益
从古雅典人开始，那些早期的金融创新，像垃圾债券一样，都经历了失败的洗礼。爱德华·E·库恩在其书的{zh1}一章结尾部分，在对那些古希腊银行家的天才们进行了长篇赞誉之后，引出了关键且不可避免的银行失败这一主题。库恩认为在古希腊的黄金时代，破产现象比比皆是，有几次失败非常令人难忘。例如，当时负责建造雅典娜女神庙的捐款的希腊财务主管转移了一些捐款给希腊财阀们，希望这些捐款通过投资而增值。他们计划晚些时候归还这笔本金，而将盈余据为已有。然而这个阴谋被发现了，某些人为了掩盖证据而用火点燃了雅典娜女神庙，财务主管也被关进了监狱。
股份有限公司的有限风险早期曾引起许多非难，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有精彩描述。最xx的是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这个早期的股份有限公司迅速筹集了巨额资金——“3380万英镑”，亚当·斯密在那个时代以他诚实的方式记录了这一数字——然而它以“愚蠢、疏忽和浪费”结束，在公司行将寿寝正终之时净损失额达“237000英镑以上”(试想一想，那时是在18世纪)。如果把过去两个多世纪的通货膨胀考虑进去，这个数额将是令人吃惊的。
想一想雅典娜女神庙的焚烧和南海公司财富的减少，以及我们仍记忆犹新的臭名昭著的德雷克塞尔·本汉公司的命运，很明显，融资方面的新观念并不是没有它不好的一面。
有时好的金融观念若被不恰当地运用，可能会误入歧途。这正是国际投资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8)和其发表于《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997年2月刊中打破旧习的“资本家威胁”一文的前提。股东激进分子罗伯特·A·G·芒克斯(Robert A．G．Monks)在其富有思想的《皇帝的恶梦：恢复公司的诚实》(Oxford：Capstone，1998)一书中说，甚至公司形式也可能导致无意识的破坏。
不过，依我看来，金融创新的收益超过了其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