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孩子成国家职工谜局调查

　　10年前，黑龙江省依兰县农机总站的干部崔业臣莫名其妙地就“被下岗”了。当他查到顶替自己进入编制的竟然是个11岁的孩子时，顿时感觉到了一种难言的无奈。

　　与崔业臣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17个工作多年的同事们。本以为是因精简机构被下岗的他们，看到的却是47个县里领导、系统内领导的亲属，堂而皇之地走上本应属于自己的岗位。

　　崔业臣们在要求复职的路上，已奔波了9年

发自黑龙江省依兰县

　　2010年1月27日上午，黑龙江省依兰县街头。

　　尽管已经穿上了棉衣棉裤戴着厚手套，但37岁的三轮车夫崔业臣仍然被冻得不断地拍手跺脚。

　　从清晨7点30分出车，在零下11度的严寒中工作了整整一上午，崔业臣只挣来19元钱。

　　此时已是吃午饭的时间，崔业臣有些犹豫：不知是继续等活挣钱，还是带女儿去吃点好吃的———10岁的女儿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应该补充些营养。

　　终于，崔业臣下了决心，对准备上车的人说：“对不起，你坐别的车吧，我要去接孩子吃饭。”

莫名其妙地被下岗

　　三轮车夫崔业臣，十年前曾是黑龙江省依兰县农机总站的干部。

　　谈起2000年自己被农机总站裁减下来的事情，崔业臣至今仍不明就里。“当时总站领导辛福军要求站里所有职工集资，每人出两万元钱建设站里的加油站。说是为了扩大加油站规模，让加油站上档次。可我打从上学起，家就非常困难，何况我当时结婚不久，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更别说什么集资款了。没想到，在随后的调整中，我就被调整出局了。”

　　与崔业臣同样无力缴纳集资款的张奎福，在2000年也被宣布下岗。不过，不缴纳集资款显然不是被下岗的惟一原因。

　　1993年分配到依兰县农机局(农机总站前身)涌泉乡农机站工作的徐克复，主动缴纳了两万元集资款，但在2003年，依然被强制下岗。而马海燕还是在产假期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从干部身份被调整为下岗职工。

　　在被强令下岗的18人当中，44岁的李清斌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大专学历的国家正式干部。

　　李清斌告诉《法治xx》记者：“依兰县农机局在2000年定岗定编时，既没召开职工大会也没有宣读文件和方案，就凭着农机局党委会记录规定：站长、监理员，而且必须是入股人员(缴纳集资人员)优先定编。即便如此，在{zh1}定编的时候也没有按照这一标准处理，因为被下岗的人员中，不仅有不少是入股人员，还有史少成、陈军、吴艳龙、王宝财、齐水军等多名监理员。”

　　被下岗之后，崔业臣们立刻找到了辛福军等站领导，得到的答复是：事业单位就要改革了，到时候再纠正定编定岗的事情。

　　在希望中，崔业臣等18人等到了2004年11月，农机总站事业单位实行聘任制。但在这次聘任中，他们发现：不仅没有一个人得到聘用，甚至他们最为倚重的编制，也被取消了。

“后补”职工的身份

　　原以为单位在精简机构的李清斌们很快发现：农机总站非但没有精简机构，反而更加臃肿。

　　事实上，在裁减去他们18个人后的两年时间里，农机总站纳入了47人。这些“后补”职工无一例外地拥有了他们曾引以为豪的身份———事业单位的编制。

　　在依兰这样的小县城，拥有了事业单位的编制，虽不能和公务员相提并论，但能捧着一个财政供给的铁饭碗，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身份。

　　因为县城并不大，对于后补进入的一些职工，18个人是有些了解的。

　　李清斌们发现，已经50多岁的徐某，原本是一个个体砖厂老板，竟然莫名其妙地成了农机总站的正式职工；商店售货员刘某也顺利进入农机总站；还是学生的申某成为了国家职工；本是农机总站第三产业加油站雇佣的加油员辛某，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事业编制的干部……

　　面对发生的这一切，大惑不解的李清斌们通过相互多次交流，终于发现这些后补职工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县里各部门官员们或者农技站领导的亲属。

　　辛某是农机总站辛福军的亲生女儿；徐某是县交警队副队长徐奎的父亲；刘某是县达连河镇副书记刘富军的女儿；申某是农机监理所所长申友的女儿……

　　在依兰县农机系统职工基本情况表中，记者看到了关于申某的记录，原本是1982年出生的她，参加工作的时间被记录为：1996年。而那时，申某只有14岁。

　　在记者并不完备的调查中，可以显现这些“后补”职工背后的“影子”。辛某，进入系统前为加油站雇佣的加油员，系农机总站站长辛福军的女儿；许某，当时从事个体，辛福军的侄女婿；韩某，原为县运输公司工人，系依兰县副县长辛敏超的姐夫……

　　记者调查中还发现，比起申某这样14岁就参加工作的“神童”，农机总站德裕站站长谢生国的儿子谢某“更胜一筹”，早在11岁就参加工作了。

下岗后的艰难生活

　　好端端的工作一下子说没就没了，李清斌们甚至还来不及悲哀，就不得不面对失业带来的生活压力。“都是拖家带口的年纪，{yt}不挣钱心里就发慌阿。”

　　于是，这18个曾经是农机系统的业务骨干，不得不回家务农、打零工、开三轮车。由于爱人很多年前就开了一家水暖商店，于刚的生活条件还能过得去，而李清斌等人则变成了于刚水暖店的零工———有人购买的时候，李清斌为顾客完成运输、安装等xxx服务。

　　打零工的时候，不可避免的遇到熟人，这让李清斌有些尴尬：“不好意思说自己打零工，只能说到朋友店里帮帮忙而已。可看到对方脸上那种似笑非笑的表情，我心里那种苦处比针扎还难受。”

　　不过，李清斌认为：“我还算是可以的，起码还保持了家庭的完整。自从我们被迫下岗之后，因为生活的压力，已经有好几个人离婚了。”

　　崔业臣就是离婚者之一。

　　“家庭本来就很困难，又失去了生活来源，什么叫贫贱夫妻百事哀，我是真正体会到了。不要说因为买房子发生口角，即便因为一些生活琐事，彼此间也会恶语相向。”

　　崔业臣告诉《法治xx》记者，他能够体会前妻的选择：“妻子不是那种贪心的人，实际上她对我的要求并不高，有个几十平方米的平房就行，只要5万元左右，可是，连这点钱我都没有。”

　　如果说“后补”职工的身份以及背后的权力，一度让李清斌们在维权的道路上颇有些犹豫；那么，生活的窘迫，让这18个人不得不鼓起勇气，联合起来寻求公道。

　　事实上，李清斌们的寻求公道之路，必然会让有些人的利益受损，包括李清斌在内的多个下岗者明确告诉记者：“曾经有熟人带话警告我们，不要再闹下去了，否则有我们好看的。”

得而复失的工作

　　2006年，时任依兰县县委书记的张万平面对刚刚从北京上访回来的李清斌们表示：“要对此事进行彻查。”

　　随后包括有农机总站、人事局、财政局、纪委等人员在内的4个联合调查小组成立了。

　　2007年1月，李清斌们被恢复了工作，虽然各种福利以及保险未能恢复，但好歹有了工资，让李清斌他们看到了希望。

　　但调查组迟迟拿不出调查结论，让李清斌们的心中，再次蒙上了阴影。

　　李清斌们的担心很正常，因为记者在两天的调查过程中，不但得到了“后补”职工的身份，而且在农机系统职工基本情况中看到，包括申某、辛某、刘某等多人调入手续一栏中，均显示：调入手续无从查证。

　　对申某、谢某等未成年时就参加工作的基本情况，据专案组常务副组长刘宝告诉《法治xx》记者，通过公安局的户籍来看，谢某是童工，申某肯定不是。

　　实际上，李清斌们在恢复工作后，已经打算偃旗息鼓了，“毕竟在一个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们如果闹得太厉害，那些人(后补职工)可能就会下岗”。

　　但是，让李清斌们想不到的是，在上班一年多之后，2008年11月3日，他们再次无理由地被宣布下岗。

　　此时，依兰县的县委书记已更迭为王春生。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安排完自己的亲属后，辛福军、付占青、高东辉等原农机总站的领导们，纷纷“功成身退，颐养天年”，而其他县里领导则仍然在职。

　　这是一件颇值得玩味的事情。

　　记者致电辛福军时，辛福军对李清斌们的不断上访很是气愤：“辛某是我的女儿不假，她当时就是加油站的职工，属于系统内的。至于其他的人，什么侄子、外甥的，跟我无关。他们说我们利用权力，我们就利用啊，什么都听他们的，那还不乱套啊？”

　　辛某也表示，自己被纳入到农机系统中“属于正常调动，那么多人可不是我爸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没有县政府的同意，没有人事局的支持，我们的人事关系怎么调得进来”？

谁下岗谁上岗

　　李清斌们“被下岗”的事情，在依兰县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就在张万平成立4个联合调查小组后，应李清斌们的要求，为查清违规占编制的事情，2008年7月15日，政府又成立了一个由栾和江副县长任组长，县纪委副书记刘宝任常务副组长的调查组。

　　2010年1月25日上午10点半，在依兰县委6楼一间办公室，刚下乡办案回来的县纪委副书记、专案组常务副组长刘宝，一见到《法治xx》记者，便笑呵呵地对陪同记者前去采访的农机局郭凤江副书记调侃：“你看，我都快成你们农机局职工了。”

　　刘宝告诉记者，这事说起来很简单，他们调查组只用查清两件事：谢某那拨该不该下岗，李清斌这拨该不该上岗。但真做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

　　对李清斌们反映的47人违规占编的事，他们是逐个调查的，对每一个人都有书面调查结论，发现除了极个别的人，95%以上的人都没有问题。

　　比如谢某，他们查实了，确实是个童工。可在辞退时，却遇到了麻烦。2009年春，黑龙江省劳动厅给依兰县行文认为，“因为他已经连续工作多年，现在早达到法定工作年龄，不能辞退，只能惩处经办人”。

　　而经办人是谢某的父亲，纪委{zh1}作出的处分是，对谢某父亲行政记过。

　　在调查中，调查组还在这47人的档案中发现，至少有七八个人是哈尔滨市人事局以“紧缺人才”录用的。对这些手续完备的人，他们无权处理。

　　李清斌们对此说法却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违规占编的人绝非极个别。仅在2008年11月3日，因查出“档案有问题”，被调查组一次性停止工作、停发工资的就达14人。而被哈尔滨市人事局认定的所谓“紧缺人才”，有的才初中毕业，这不知做何解释？

　　至于李清斌们2007年上岗一年多又下岗的问题，刘宝告诉《法治xx》记者，因为李清斌们不断信访，张万平书记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权宜之计”，临时聘用他们，让他们短时期内有个工作，好养家糊口。

　　眼看这些有干部身份的不仅上岗了，还要求恢复原来的身份和待遇，另外150多名工人身份下岗的职工也闹起来了，要求县里解决上岗问题，县里一看矛盾太尖锐了，在2008年11月，不得不把他们又解聘了。

　　通过调查，刘宝发现，李清斌们这事的根儿是始发于2004年，2005年落实并轨的“产权制度改革”，其实最早缘于2000年的“三定”：定岗、定编、定人。“要解决这个问题，除非县里出台新的政策，认定这一切都做错了，重新平反，否则都不可能。”

　　刘宝告诉《法治xx》记者，去年5月，他们曾专程去哈尔滨市人事和劳动部门咨询过，可他们也“解不开这个结”，找不到李清斌们上岗的依据和理由。

　　自2008年至今，通过长达一年半的调查，当刘宝设在农机局办公室的办公桌上的上百份笔录、装订成册的15本卷宗堆起一尺多高时，专案组终于拿出了初步调查意见，并于上周呈报给了栾副县长。

　　至于何时能公布调查结论，栾副县长告诉《法治xx》记者，“调查结论出来了，但还没有上常委会讨论，现在还不能公布。我只能建议，尽快”。

　　刘宝的想法是，“这个案子已经调查很长时间了，我本人也十分迫切地希望，能在春节前处理完毕，我也能解脱了”。

　　至于对那些有问题的人怎么处理，刘宝的说法是：“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都有，谁上岗，谁下岗，最终由县领导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