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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男，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 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在上海三联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有《劳动与经济增长》、《效率与供给经济学》、《金融风险与资本社会化》、《中国经济命运与前景的深层次思考》、《新发展经济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现代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模式》、《走出决策的经济误区》、《走出发展的体制障碍》、《中国：经济运行与结构转换》和研究生用《高级发展经济学》等专著和教材。 在全国{yl}经济学刊物《经济研究》上发表有“中国特殊的低效率通货膨胀”、“国有企业对银行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思路”、“改革面临重大转折：从国家xx经济转向社会资本经济”、“高负债发展模式的金融风险”、“总需求不足的深层梗阻及其扩张途径”、“债转股的流程机理和运行风险”、“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学思考”、“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反向的政策义“、“中小企业在经济运行和增长中的作用机理”等10多篇论文。另在《管理世界》、《财贸经济》、《中国工业经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各类报刊和内参上发表400多篇论文。在《中央党校内参》、《人民日报内参》、《中国社科院要报》等发表的一些内参得到了国家有关领导的重视。 近年来就国家整体负债、公平与效率、政府各部门收费、财政体制、官民供养比、水电开发、中国增长的危机等方面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
自布朗先xx表他的中国人口、耕地、粮食危机论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８年，中国的人口从１２２３８９万人增加到了１３２８０２万人，耕地从１９５０５８万亩减少到了１８２５７４万亩，粮食产量从５０４５４万吨增加到了５２８７１万吨。１４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发生粮食危机。那么，中国有没有潜伏的粮食危机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掉以轻心，发展不当，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对于可能造成粮食危机的原因，笔者与布朗有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从城市化、交通水利、独立工矿、村庄扩大等四个方面的建设用地看，改革开放以来用地最多的并不是城市化、工业化和交通水利现代化建设的用地，而是农民分家立户和改善居住条件所占用的土地。因此，即使认为耕地的减少影响了粮食安全，则主要不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引起的，而是城市化速度太慢，农村人口在农村扩大和改善居住条件所导致的。
实际上，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减少了６８７９万人，而村庄用地却扩大了１９６２８亩，按照每亩地生产４００公斤粮食计算，付出了减少１０９．９万吨粮食产出的代价；而城市转移和增加了４２１３４万人，只扩大了５０４３万亩土地，以减少２８万吨粮食的代价解决了新增城镇４．２亿人口的居住、就业和生活等需要。可以得出结论，越是抑制城市化和现代化，越是让农民在农村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对粮食安全的威胁越大。
其次，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低，特别是在粮食价格过低的年代，或者一些其他产业比较收益远比农业高的发达地区，农民种高产田的积极性不高，耕地撂荒的情况很严重。我个人估计，目前每年撂荒的耕地面积占５％，９０００万亩左右。按照每亩地产４００公斤粮食计算，由于每年耕地撂荒而损失的粮食产量在３６０万吨左右。
土地撂荒是农民对农产品价格、成本和收益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农业的比较收益低，虽然这几年国家对种粮进行了免税和补贴，但是，其效应被上涨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所抵消；而且，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虽然比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慢，但是，比农业收入的增长还是要快，长期来看，小规模的农业收益增长慢于非农业的务工收入增长，一定是一个趋势。况且，从事其他产业的收益增长，也比从事农业的收益要高得多。从投入产出来看，耕地是有限和固定的，其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增产的投入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土地零碎分散经营的种植业，从长期来看，不论国家花多大的财力，如果不进行大的调整，实际上是持续不下去的。
再其次，技术进步是克服农业边际投入效益下降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小规模经营，农业对技术进步成本的分摊能力较低，进一步利用技术进步克服土地、淡水资源的约束，增加粮食产量，受到规模和成本的限制。从经济学上分析，小规模的农业是排斥技术进步的。要想农业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农业实现规模经营。
我在想，我们有１８亿亩耕地，即使其中的１．２亿亩用来种粮食，假定复种４０％面积，每季收４００公斤，粮食产量就是１３４４０亿斤，每人就是千斤粮。为什么平均亩产水平还是较低？除了种粮不合算而耕地被撂荒外，农业增产的技术进步受到目前农业经营规模、成本和收益的限制，不能不说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农业的技术进步表现在良种培育推广、有机化肥、生物xx、无害农药、节水灌溉等方面，并正在从目前的石油化学农业向生物工程农业转变。从经济学上看，农业每一项技术上的进步，其带来的边际收益，如果大于其边际投入，才有效益可言。农业经营规模太小时，无法分摊技术进步的成本，限制了技术进步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增。
举例来说，当一个１０亩地规模的农户，与一位技术员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员指导服务一年，需要服务费１００元。而技术服务后，由于规模太小，１０亩地增加产量带来的增收，总计可能只有２０元，连请技术员一顿像样的饭都不够，所以根本签不了合同，谈不上技术进步。再一例是推广节水技术，如果耕地规模较小，比如几亩地安装一个系统性的节水设备，需要每亩地分摊成本２００元，就此在节水上就无法技术进步。而当一家几千亩地的农场，与技术员签订服务合同，安装节水设备，其每单位产量中的分摊成本就要低得多。
我国农业耕地和牧场的规模都较小，农户耕种土地规模一般在５亩—１０亩左右，并且由于承包时良次、旱水、平坡、大小搭配，即使这样规模的耕地也分散在各处，整合程度很低。在农业生产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虽然不能说没有技术进步，但是科技在农业中的进步是十分有限的。为什么农村的科技推广站网破、线断、点散，许多难以为继，其原因就是他们面临的是千家万户几亩地小规模经营的农业，而不是像欧美那样几百亩到几千亩规模的家庭农（牧）场。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准则上看，他们根本就无法生存。在这种格局下，农村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要么由政府财政养着，要么靠向农民收费过日子，加重农民的负担；政府怎样加大科技投入，都会让这些科技推广站消耗掉，农民得到的收益不会太多。
总之，我认为，中国粮食产量不稳定问题，深层次原因在于１９７８年以后村庄扩大占用耕地过多，农产品价格过低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生产经营规模太小太碎，技术进步因规模和成本限制而缓慢推进。解决的途径是加快农业剩余人口和劳动力转移，限制村庄用地的继续扩大，加快撤村并镇和土地整理及复垦，放开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加速耕地流转和集中，在规模和成本能接受的条件下，推进农业的技术进步，而不是用限制城市化用地的方式来保证粮食安全。否则，南辕北辙，使粮食安全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更加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