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对“xx”时期诗歌创作的状况甚感兴趣。因为从已经发表出来的一些作品知道，在“反右”之后“xx”之中这段“斯文扫地”的非常年代，诗歌其实并没有真正消亡，它只是为时事所迫转入潜伏状态而已。这个发现使我异常兴奋，打算将这些秘密写作的诗章编成一部特殊的诗集，或者可以因此改写被称为“凋零期”的“xx”时期的文学史。我已经先后看到了年轻的苏阿芒、食指、顾城、北岛、舒婷和陈明远的诗作，也慢慢收集到了中老年诗人曾卓、穆旦、牛汉、唐湜、绿原、流沙河的部分作品。 

当诗人拒绝以某种僵硬的意识形态改造自己，而执着于对时代、对社会、对生命的独特感受从事创作的时候，他的作品是只能刻写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就如牛汉1974年在“干校”时感受到的：“有时候/在深夜/平静的黑暗中/我用手指/使劲地在胸膛上/写着，划着/一些不留痕迹的/思念和愿望/不成句/不成行/象形的字/一笔勾成的图像/一个，一个/沉重的，火辣辣的/久久地在胸肌上燃烧/我觉得它们/透过坚硬的弧形的肋骨/一直落在跳动的心上/是无法投寄的信/是结绳记事年代的日记/是古洞穴岩壁上的图腾/是一粒粒发胀的诗的种子”。 

和牛汉一样，蔡其矫也拥有一个不羁的诗魂。而与牛汉不同的是，他更喜欢以一种柔媚的语言表达坚凝的意志。早在60年代初期，他就通过一首《无题》坦言：“我活着不是为别人凑数字，填雄心，/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我不愿被谩骂，受怨屈，/剥夺生活的欢快我不干。/我不愿在自己的脑袋里/有另一个人在替我出主意，/与其说像人，不如说像东西/可以随便拿来，随便处理。/就是无形的脚镣xx我也痛恨，/我不能忍受样样事情都遭禁止，/不准愁，不准说苦，/不准唱自己嗓音的歌。/要知道，心是不能搜索的。/我要思想，我要理解，/我要爱，我要恨。”整个“xx”时期，他在劳动和漫游中创作了几十首充满忧患的诗作。他倾心赞美黑暗中的“灯塔”：“仿佛是作为自由的报信者/闯进这萧索的时代，/为了播送欢乐/忍受暴风骤雨的袭击/挺身和苦难斗争/生活是由愤怒和对人的热情构成。” 

在图书馆的旧书库里，我发现了牛汉在新中国出版的{dy}本诗集《在祖国的面前》。这是诗人1950年12月至1951年5月间创作的16首“抗美援朝”题材的自由诗的结集，由北京天下出版社竖排印刷出版，当时印了五千册，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从书后纪初阳撰写的《付排小记》获知，这本诗集是纪初阳为作者“集拢成册”的，他引用牛汉的来信谈到这些诗作产生的历史和心理背景：牛汉将这些作品视为“伟大的革命事业”的“一些附产品”，是一种“政治行为”。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还只有28岁的诗人牛汉的政治热情。 

但是在历经苦难和忧患的年代进入老年之后，牛汉回首往事，发出的已是严酷的苛责和审问。他在《致吕剑的信》中说：“我们当年的那种内心的经历：单纯的歌唱或欢呼，是不能用愚昧式的浅薄全部否定的，那些历史的真实，现在一些年轻人是不理解也不谅解的，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地真实又严酷，不应当回避。”在同时编选的《牛汉诗选》中，他没有保留一首50年代的诗作，使这部重要的“诗选”成为一部令人深思的“头尾集”。诗人自问：“我这个‘理想主义’是不是仍属于‘幼稚’和‘单纯’的行为，抑或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我要说的是：这即不属于投机者根据风向的变化而涂改自己的投机行为，也并非不敢正视历史血泪心存虚弱的怯懦表现，而是诗人通过对历史和自我的沉思做出的痛苦却又必然的超越性选择。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他面对的应当永远是自己的良知，为此他即不怕暴露，也敢于否定。当韩国友人要编写牛汉“诗全编”而坚持把这部分“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收入时，牛汉还是答应了。他觉得：“这样就把我这个人和诗，历史地如实地赤裸裸地显现在人间，从我的欢乐、悲伤，以及许多于今见不得‘真理’的东西，以及我的曲折的人生经历，全部交给历史去剖解。” 

无独有偶，蔡其矫在为“诗世界丛书”编选《蔡其矫诗选》时也对自己曾经有过的“迷途”作出冷静的反思。应该说，在50年代和60年代，蔡其矫是少有的勇于抱持自己的诗学观从事诗歌写作的诗人，他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即使如此，蔡其矫仍然毫不宽容自己哪怕是点滴的妥协。比如已成为他代表作之一的《川江号子》，在收入《选集》时被诗人删去了结尾部分的六行：“……歌声远去了，/我从沉痛中苏醒，/那新时代诞生的巨鸟/我心爱的钻探机，正在山上和江上/用深沉的歌声/回答你的呼吁。”按照当时的流行观点，写诗要表现“时代精神”，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力量，《川江号子》有意无意地添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其实是削弱了诗的表现力。多年以后，蔡其矫回顾自己的写诗历程，对这种因天真和幼稚而产生的“颂歌”表示忏悔：“进入建设的初级阶段，一味天真，以为光明前途在望，无须艰苦斗争，还是配合实际唱颂歌。”“而社会多变，经历这土地的风云，有些诗歌会随时光的流逝而灭迹。时间的淘汰和沉积是无情的；艺术的仲裁是无情的。”（《蔡其矫二十首·小序》）将《川江号子》的“光明尾巴”毫不迟疑地删去，应视为诗人对自我的一次深刻反省。 

也就在创作了《川江号子》之后不久，蔡其矫的政治厄运开始，他回到家乡福建，身不由己地陷入时狂性的民歌运动之中。他出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探索热情，既搜集、编辑福建民歌，自己也试写民歌体。但三年之后，他发现这次探索徒劳无益，忍饥挨饿写出来的大量民歌全是“废品”，他果断地从“迷途”中拔出脚来，继续写适于自己的自由诗。新版《蔡其矫诗选》选入了几首“民歌体”，倒也能够使人想见诗人当年的“热中”和今天的坦然，更深切地理解诗人“只有经过苦难之后，只有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终于找到自己的声音”的一番觉悟。 

有着这样的一种性格，蔡其矫就和整个世界建立起了不间断的相互依存、彼此呼应的内在关联。在漫长而残酷的禁闭和流放岁月，蔡其矫也曾经感到孤独、寂寞，但却从未向邪恶势力低头认罪。他亲近自然，赞美女性，真诚地和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交朋友，从他喜欢的先贤那里吸取生命的动力。他成为他的故乡几百年前“{zx0}行的灵魂解放者”李贽的知音：“一生追求做个真正的人/决不踏前人足迹/从盘石中挣扎出来/为xx的人性作斗争/到处散播反抗种子”。 

牛汉出生的地方在晋东北的定襄县，这里距沙漠和草原还有不短的路程，然而牛汉却从小对沙漠和草原充满梦幻般的憧憬。“由于我的家族的历史与故乡人们走西口的说不完的故事，我的心灵从小就像有着血缘关系似的向往沙漠，我觉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壮最不可驯服的地方。它空旷得没有边沿，而我向往这种陌生的境界。”他最初的诗歌里充满“沙漠”和“草原”的意象，他在他的成名作《鄂尔多斯草原》中向人们倾诉：“在漫天遍野的/大风沙囚禁的草原上/在墓堆一样的蒙古包里，/我低哑地歌唱着，/那是/多么苍白的声音呵！” 

在他们二人当中，我最初接触的是牛汉。我惊叹于牛汉血脉奔张的“干校诗”，写了一篇专论《温泉》的《悲剧情境和诗的诞生》。文章发表后，曾寄给蔡其矫先生过目，蔡先生除了肯定文章写得尚可，对我选择“牛汉”这个课题也表示真诚的鼓励。他在来信中说：“牛汉也是我最能谈得来的好友，每次回京，我们都常聚谈。他的风格，还可以放大范围，写他的一生和艺术成就。”遗憾的是，我辗转于纷纭琐屑的“烦恼人生”之中，对自己倾心的课题至今没能深入研讨，辜负了蔡先生的期望。 

蔡其矫与牛汉“最能谈得来”，在牛汉的文章中也能找到若干旁证。牛汉写过一篇《浅谈飘逸》的文章，对蔡其矫的艺术风格表示由衷的称赞。他谈到{dy}次阅读蔡其矫诗歌的印象：“他的诗，猛地一下震惊了我的蛰伏的灵魂，他的诗不是用当时流行的那种规范的辞句写的，是一种我多年没有感触到的清新而亲切的境界，xx是另一个新的词语世界。写的那么自在、自然，所有的词语都在流动，是透亮的，似有深远的钟声飘荡着，是从海底升起的波浪。”随着更频繁和更深入的交往，牛汉对蔡其矫的诗歌风骨有了更理性的理解。他接着写到：“近十年来，天南地北到处有蔡其矫时隐时现的身影。他总是突然降临在我的寒舍，呷几口茶，吸一支烟，没头没尾的谈谈诗。渐渐地我从他的诗和他的生命之中，感触到了一种艺术的氛围，就是前面说的那个飘逸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