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与兴安人差什么

从南方人到红成修鞋卖眼镜说改革开放30年两地人的观念之差

这几天，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说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我身临其实，细细品问和历数那个时代的小情景，到也横生出几许感慨。

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红城突然又进几个浙江.江西.温州的三伙子人。一伙是木匠，用一根木条挑着木匠的家什儿，走门串户寻找活儿；一伙是修鞋匠，一根竹扁担前面一架缝鞋机，后面一个修鞋包，走到沿街，滩一只起来就开张；还有一伙是卖太阳镜的，一只放木箱，一只扁木箱，扁木箱一打开就成了货架。这伙子“不速之客”的到来，在红城这是引来一阵“骚动”。其实所谓在“骚动”无非是两种观念的碰撞和交织在一起引发的“波澜”

一种说法是：南方人亲情少，不像北方人老婆孩子热炕头，恋人。他们在家乡混不下去了，只能流落他乡，补鞋钉掌。另一种说法：南方人观念新，也吃得起苦，挣钱挣到北方。两种说法孰是孰非，暂且不提。可以说南方人的“闯入”给红城人的茶余饭后，注入了新鲜话题。但是当年陈旧的观念在红城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记得两件小事，一件事南方的三伙子人常遭到红城认得白眼，动不动眼镜让人抢了，鞋滩遭人踢了。另一件是大人领着小孩子上街购物或闲逛时，父母们会指着修鞋的温州人开到孩子说“你们不好好读书将来就会向他们一样，流落街头修破鞋。”熟料，后来问题有了戏剧性变化，这些跋上涉水到红城修鞋、卖眼镜、大家具的南方人，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后，离开红城回到家乡开始了资本运营。这些修鞋人经历了苦辣辛甜的创业过程，最终变成了鞋业制造商。在全国各地有专营店在世界各地有运营商，连小小的红城也有了连锁店。而卖眼镜的小贩子呢？远的不说，说进的，眼镜店占了你兴安盟眼镜市场的大好河山。什么朱加财、朱福财、朱细财这些江西的老朱家成了红城的名店、名人。还有一些浙商开超市、搞房地产、办企业、最近还闹个浙江商会什么的，把红城折腾得还不热闹。

{zj1}有戏剧性的事还在后面，当年我们有些又挤兑人又整人的红城人，今天反过来挖门子掏地洞地和人家套近乎，恨不得把这些南方人请进来想祖宗一样祭着供着，希望人家来投资，来开发。而当年端着铁饭碗一帮子牛皮哄哄的人不知怎么阴差阳错，给人家打工看人家“脸色”更有甚者，捡起当年“三伙人‘扔下的几套家伙什儿，干起了当年自己不削一顾的活儿。

那么，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南方人成就了一番事业？又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兴安人落在人家后面？论地域，温州是兴安盟的十分之一，人均三分地；论人口，是我们兴安盟的八倍；论资源，江西那个地方近似于零。思来想去还是我们的一个观念、一种价值取向出了问题。南方人有强烈的创业求生欲望，不讲面子，什么苦都能说，什么累活脏活都能干，什么样的脸色都能看。修鞋、弹棉花、做木匠、当缝纫……他们有“四千“精神那就是千方百计、千言万语、千山万岁、千辛万苦。他们人人想当老板，个个想发大财，他们相互之间攀比的是你当老板发财，我也想法设法当老板去发财。

而我们本土人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人人想当官，个个想出名，我当不上管你也别想当上官，我出不了名，也决不让你出名。南方耐热遵循孔子之道，“君子重与义，小人重与利。（孔子指的君子是执政者，小人是老百姓）南方人安于当“小人”，看重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我们兴安人“君子”多，看重“是非”，乐于“论道”，喜欢当“裁判员”，也就是老百姓说的“大白唬” 、“大明白”多。南方人不“等靠要”，兴安人“等靠要”加上“跑”字

其实，南方的民营企业发展推动了官方。政府最初什么也没有做，既不引导，也不争论，更不叫停，而是静静的观察，默默的思考；可以说南方的民营发展是政府什么也禁止的结果！

而兴安盟的有些人。一见到民营企业“小荷露脚了尖尖角”不马上掐死，就先喊停。然后，四平八稳地说“是非”，再论论“道”，等到这个地方的新鲜事成了外面的千年谷子、万年的糠，这时才想起“放行”到了今天，我们有些地方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在搞这个管、那个卡、民营企业叫你折腾的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发展？大澳了招商引资这一块，我们一些部门总是搞“开门接神”，“关门大狗”的把戏，闹得外商留也不是，跑还不甘。

其实南方人与兴安人差什么呢？一个鼻子、两只眼睛、宽宽的额头、一张嘴，什么都不差，差就差在观念上，差在价值上取向上。由于观念的差异，导致人生理想、奋斗目标的差异。这些差异真是不得了的，是致命的！插于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他是潮儿，你是观望着；他是大老板，你是打工者；{zh1}他在享受着美好的生活质量，而你在那里怨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