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28 19:59:09 来自: (舞步的逻辑真糟糕~~~~(>_<)~~~~)

汪征鲁

　　陶渊明在其《五柳先生传》中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总以为是他的自谦之词，即喜欢读书却没有真正读懂。后来才感悟到这是一种读书方法。

　　读书的方法就其大者而言似有两类，一类是精读、研读，力求甚解。中国传统治学独尊这种方法。学人对儒家经典十三经有注、传、集解，或考订形、音、义，或微言大义，便是这种读书方法的产物。传统教育更是贯彻这种读书方法，有称“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等等。应当说，这是求学治学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读书方法，今天亦如此。另一类是泛读、浏览，满足了一鳞半爪而不求甚解。这种读书方法每每为传统治学、传统教育所诟病，以为是一种懒人的办法、不正的学风。其实这是一种褊狭的见解，对学术发展的束缚与阻碍甚大。

　　庄子云：“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对无涯岂不殆乎？”说的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来对付无限的知识岂不是很危险的事吗？确实，如果仅仅精读，一个人终其一生也读不了多少书，故古人有“皓首穷经”之叹。而知识不论是自然科学或是人文科学，其作为文化是一个有机关联的系统。我们认识其中的特定的内容或子系统固然重要，而了解相关内容亦即各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子系统与母系统，母系统与更大的母系统的联系亦不可或缺。后者每每构成了对前者更深刻的理解。如果说前者内容已汗牛充栋，那么后者的内容更是浩如烟海。对前者尚有可能精读，对后者则只能泛读。精读者取其质，泛读者取其量。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

　　在我看来，泛读之所以“泛”，一是因为所读书的量大，故只能泛；二是不同门类的知识能读懂的程度也不一，有的一知半解，有的甚至不及皮毛，也只能泛。如人文社科工作者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仅了解其结论而不必弄懂其公式的推导过程。但是这种泛读与不求甚解，毕竟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构建了专业知识以外的内容，或者说是专业知识背景，或者说是与专业知识相关知识的目录索引。那么，你就有可能在这一知识背景下思考专业方面的问题，亦即多角度、多层面、多学科地思考问题。这种多学科的思考有可能是显意识的，也有可能是潜意识的。一旦在研究中真正需要其他学科的具体知识，由于在知识结构中已储备了相关学科知识的目录索引，那么我们也可以循此再学习有关书籍和内容，即反刍。这一回是精读，并且是学以致用的精读。

　　传统中西教育的异趣之一，在于中国教育是在精读背景下的精读，而西方教育是在泛读背景下的精读。一般来说，中国基础教育的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比较牢固，而到了大学、研究生阶段，由于知识面的单一或狭窄，创新能力不够强；西方教育则反之。今天，我们提倡素质教育，提倡“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种认识。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但我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等，都有广泛兴趣。精读的，自不必说；泛读的，有些书浮光掠影、跳跃式地阅过，即有些书只读序跋，有些书甚至只浏览标题、目录。研究也由古代政治史，而现代政治史而史学理论而哲学。治学中也偶有创新之见。我以为，这很大程度得益于交替使用的两种读书方法。

　　读书之于我，百分之三十是因职业或工作需要，百分之七十是消遣。前者无疑是精读，后者每每是泛读。泛读中的读闲书，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享受。闲书者，没有负担、没有目的，唯有兴趣、唯有闲情逸致的一种读书之谓也。读书构成我的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汪征鲁，1946年8月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优秀专家。现任福建师大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福建史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和唯物史观的教学与科研。一项研究成果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5项研究成果分别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先后承担各类高级别研究课题十几项。2005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唯物史观和中国历史研究”、省社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闽文化新论”。已出版《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福建史纲》等专著5部，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求是》等各类xx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