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那些时代的娇儿来，又多点适应，有朝一日，换一下位置，我相信会比他们干得更好。在那困难的年代里，我之所以没有崩溃，没有垮，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我再现风采的时候。四人帮倒台以后，表现自己的愿望更为强烈，我希望能够恢复我的工作，让我到老学校去，还当教师，当校工也行，我要以我的能力，我的品格，进行表白，我是好人，我有我特有的作用与价值。

等了二十年，到时候了，是该提出要求的时候了。78年4月，我{dy}次找到教育局，那时局长是于琴堂。于局长还比较耐心地听着我的口头申诉，他表示：“这次纠正冤错假案，主要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错假案，至于右派，有专门文件进行复查与复审，对于其他时期造成的错案，还没让纠正，而且据你所谈的情况，还说不上错，支援农业是上级的号召，学校让你支农，你是同意的，不是对你的错误处理，所以你的问题，没办法纠正。”

于局长吸的是大前门烟，给了我一支，而且送我老远，但问题没法解决，因时机还不成熟，刚提出纠案问题。

回到家后，越想越不服气，还得提。于是我系统地写了一份书面申诉材料。三天后，我又找到教育局，这次接待我的是信访办的顿志广。在申诉材料中，除写一般的情况及返乡经过以外，还写道：“我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是国家专门培养出来的合格教师，我多么渴望有那么{yt}，重新回到讲台上来，为人民的教育事业竭尽微薄之力啊！四人帮倒台后，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向四化进军的号角，激动人心。我在也不能安心于宁静的等待，我有能力，有热情作好一切工作，我要求领导审查我的情况，体察我的心情，让我回到学校来。

顿志广听了我的申述，并看过了材料，他用十分规范的信访人员的语言回答我：“马仲铎同志，你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你提出要求也是积极的合理的，对你的遭遇我们深表同情，现在教育上正缺人手，十分渴望你能回到教育战线上来，但是,现在上级没有政策，不，政策明文规定，62年下放人员，不能收回，所以请你原谅，我们无能为力，只能等待以后有机会再说。”

说的很好听，你气也不是，急也不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我不甘心，也不相信，我的问题就不能解决，就让我一辈子干农业,这是不公平的。我不相信，让我回家是正确的，后来我了解到，原来的四中校长张士卿，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批斗，返回南乐老家了，在南乐县卫生院做行政院长。七八年秋后，我骑了辆自行车，一直找到南乐卫生院，找到了张士卿校长，他较为热情地接待了我，见面后的情景是这样：

“啊！张校长,你好啊!还认得我吗？”我打招呼。他看了我一眼说:

“认识，认识，马老师。你现在在哪啊？”

“我吗，在家，都快二十年了，还在修理地球！”我应道。

“咋，还在家啊！你还没到学校，误会了，都误会了，你早就该到学校了，怎么还在家？”他在说着好听话。

“张校长啊，是你让我回家支援农业的。你一直没让我回去，我怎么回学校啊！”

“你早就该回学校了，现在政策允许，你找吧，要我写证明，我出证明，需要我去，我去。你该上学校了。”

我本来对他是有成见的，或者说有点恨他。现在他居然是这样的态度，我也就无话可说了。只是想，张士卿，你如果还当着校长，是不是态度也是这样爽朗，这样说话呢?这个张士卿是聪明呢，还是应该称为狡猾。文化大革命使他变聪明了吧！

我又问张士卿：

“张校长：那时你让我回农村，我就糊涂的回去了，到底你为啥让我回家？”

他有点不好意思，这问题不好回答，嗫嚅一阵,{zh1}说：“那时上级有精简机构下放人员支援农业的政策，让谁去支农，都不愿走，不好说，因你成分高一点，又有海外关系，学校觉得你政治不可靠，所以就先让你去支农了，这不是你的错误，这是那时候的形势，当然是不妥当的，应该回学校了。”

我总算找到了让我回家的真正原因，而且这种理由也是可信的。

我说：“张校长，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年，现在我想恢复工作，再到学校中去，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与帮助，有人来调查，你能给我这样写证明就好。”

“那当然，那当然，需要证明，我出证明，需要我去，我去。”他又说了一遍，或许过去他心中有愧，这样说倒是真心的。

去找张士卿时，我给他买了一篮苹果，那天上午还是在他家吃的饭，一家人围坐在一个桌子上，过去的一切不愉快，都不复存在了。

我也找过王瑞臣，他已出了教育界，在孟岗公社伯玉基点组工作，见到他后，他更圆滑说：“马老师，你回去的时候，我离开了学校，张校长怎样搞的，咋让你回家了，小青年，刚参加工作，有什么错误，有点不足，说说就是了，咋能让回家，真是的！可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要在学校，我也会反对的……”

实际上他在学校，他把责任都推给了张士卿，而且连提供点帮助都没有表示，我随即离开了，再也没去找他。

从张校长处回来后，我又申诉，又找乡里，县里，还找到安阳市，当时小学时的同学陈运身在市里纠案办工作，但统统都不能解决。看来纠正错误也是十分困难的。但当时没想到给什么人送礼品之类的高手段。

79年秋季，王好增当上了芦岗乡文助，他原是四中五班的学生，仍尊我为老师，而且表示了少有的同情与热心。他向我建议先当代教，再求恢复工作，他说：“骑马好找马呀，你不如先到学校当代理教师，一面工作，一面再找，比较好说，只是工资低，你考虑一下，行不行？”

这时我已有了五个孩子，全家九口人，长女十三岁，四女才两岁。回家一商量到学校当代教，多数人是反对的，一个意见是：一个月三十五元钱，不够你自己吃饭，家都不要了，九口人喝西北风？另一个意思是邻居们讲的：“你搞了这么些年副业，过去都是给集体搞的，现在兴自己搞了，人家都发了财，你却想到学校，一月去挣三十五元钱，你是怎样想的？”这两个理由都有理，到学校去，家中困难实在太大，更不要说发财啦，但为了恢复工作，为了体现人的价值，也为了争一口气，我没多考虑这些，毅然答应了王好增，接收了芦岗中学的聘任，到芦岗中学当代理教师了。

我到学校去时，向队长及接任会计交待了副业手续，清点了家底，库存成品窗纱8230米，原料378斤，外欠我款15300元，队里有现款近万元，连同设备，家产5万元左右。我交待他们继续好好干，谁料马占副业没出三个月散了摊子，窗纱卖了，分了，原料哪里去了？欠款要回来到哪里了？我走了，不再过问，可能会肥了一些人，都是些自私而无能的人。

芦岗中学是在芦岗小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芦岗公社属较好的一所初中，有小学六个班，初中四个班，全校二十四名教职工，校长林双喜，他原也是我的一个学生，黑黑的，人也很厚道。他真诚的欢迎我到学校任教，而且仍尊敬我为老师，一入学校，就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

学校安排我担任毕业班（21班、22班）的化学课，物理课是张文兴。当时瑰丽于马占中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高中，我也就把瑰丽带到芦岗插班学习。{dy}次上讲台，心里有些紧张，也有些激动，化学课虽然教过一遍，毕竟是十八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在劳动之余，也不断读些理化方面的书，没有放弃对新知识的爱好与追求，但与课堂教学毕竟不是一回事，有着一定的距离。所以上{dy}节课，心中紧张了好一阵子，就好像师范生毕业实习上课一样。好在备课比较精细，教案写得详细而且把重点标了出来，所以很快就稳定了情绪。适应了工作，而且受到较高的评价，学生满意，其他教师多是小学教师，没有资格评价我的教学工作。

我就这样又开始了我的教书生涯。为了节省开支，一日三餐，都是我用自行车带瑰丽回家吃饭，不是特别下雨天，怕误了学生的课，没有在学校吃过饭。教书、上课对于老师来说是神圣的，是教师的天职。每天都有几十个学生在等待，所以回家吃饭也很紧张。来回六里路，吃过就走，没有办过家中一点私事，所有家务都交由淑芳去做，只有星期天，或许能给她帮点忙。每月三十五元工资，个人消费尚且不够，更拿不到家中，家中没有工分，分不到粮食，生活较之在村中搞副业时，更为困难些。但因搞了几年副业，在经济上有了点办法，比如：教学期间，我曾利用星期天和夜晚，带领全家做过几个小瓶刷合同，盈利一千多元，补贴家用，生活也还能勉强维持。

三女儿也上学了，家中有四个学生，虽然那时交学费不算多，但买书及各种文具，四个学生对于我这个三十五元工资的教师来说，也属不堪负担的压力。生活依然困苦。孩子生了病，多是自发好起来，很少能请医生用药，病情严重，就去找本村赤脚医生马辰生，拿上几毛钱的药。大女瑰丽年幼时身上长疮，没给及时看，身上落了几个疤，左眼也留下终生遗憾。兆阳咳得厉害，经医生诊断为肺炎，到芦岗卫生院住院xx，得交住院费三元五角，我都没有舍得让他住院，回了家，到马辰生处买了一毛三分钱的黄药粉吃了完事。当然我也知道肺炎的特征，我看不像肺炎，才这么大胆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穿红着绿，打扮得像花一样，但怎么可能呢，吃饭{dy}呀。吃饭尚且困难，其他一切只有另外考虑了。孩子一个个长起来，穿衣服都是指望从焦作孩子他姨处拾几件破衣服穿，自家根本没给孩子添过衣服。有一张老奶奶与瑰丽、伟丽、兆阳的合影照片，是那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可能是74年照的）。瑰丽、伟丽都蓬头垢面，下穿短裤，兆阳光着上身，脸上都看不到一丝欢乐。当然拍照片，会把家中可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吧。孩子们随他无能的爸爸，在这样贫困的家中生活，是遭罪的，没有被饿死，也算造化，每念及此，心中都有负疚之感！

奶奶的身体{yt}不如{yt}。她原来身体很好的，妈妈为了那一毛三分钱的工分值，天天下地干活，孩子都由老奶奶带着，一个接着一个，到慧丽时，奶奶已七十岁，有点抱不动了，就尽可能扯着她跑。七四春天，慧丽刚过一岁，已经会跑了，老奶奶带慧丽说到河滩里看一个死小孩，走下河堤，一步踏脱，倒了下去，她的身体大受损伤，病了半个月后，就带不动慧丽了，只好由伟丽带着，为此，伟丽八岁半才上小学一年级。

奶奶患有慢性气管炎，{yt}天加重，后转为肺气肿，肺心病。我在芦岗任教时，奶奶只能坐着不停地哼，生活已难于自理了，翻开七九年正月的笔记，记录了奶奶的病情：

正月初二，病重，表现为气喘，累。

正月初四，请马仁生诊断为感冒，体温37.9℃，脉搏120次/分，用药渐轻。

正月初九，病势加重，辰生诊断，胃有炎症，内有虚热，用中药两幅，无效。

正月十一，病势更加严重，下午输液，血色紫，血力衰，循环有障碍。

正月十二，输葡萄糖两瓶，静脉注射Ve12，10支，气粗喘。上午喝面条小半碗。

至我在芦岗的79年年底，奶奶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每顿都吃不到半碗饭，有时几天都吃不了东西，成夜地哼，有时哼得比哭的还难听，听到奶奶病中痛苦的xx，一家人都不得安宁，但又无法帮她解脱。

因奶奶有病，食量很小，从78年起，就特别照顾些，全家只有她一人吃白面馍，做饭时，把她的馍包起来，送到她的床前，孩子都不让吃，有时奶奶会给兆阳、慧丽一块，他们躲着不吃，很懂事的。

78年12月，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在中国的统治，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订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随着右派分子的“去帽子”安置工作，地主的帽子也去掉了，地富子女更不用说，也一视同仁了。我们多年所期望的，能与别人肩膀一般高，能抬起头说话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感谢xxx同志恢复了我们正常人的身份与人格，我们也能与别人一样说话，上学，参军，与别人一样去建设国家了。而且这时又得到消息说：程占程步亮从台湾来信了，还寄来了好多彩色照片，其中一个照片上有我父亲马宗礼，这犹如一声霹雳，既使我感到兴奋，又使我感到恐惧，更多的是带来了春的希望，带给我更多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