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图联大会上，各国图书馆专家对中国新近推出的一套精装１２３册、２．８亿字的古典文库爱不释手，视为图书馆的基本典藏而立即着手联系订购。为了这套文库，２０００余名中国{yl}学者走到一起，历时６年，精选自先秦到清末数千年文化经典１０００余种，涵盖哲学、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技、军事、地理、医学、语言文字等各学科，加以全面标点、校勘，以简体横排的形式呈现在当代中国人面前。这就是由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策划并全额投资、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传世藏书》。 为文化遗产登记造册 《传世藏书》总编季羡林早年留学欧洲，又精研古印度文化，是通晓东西方古典文化底蕴的稀世学者。与他共主其事的是中国哲学史xx张岱年，中国训诂学会会长徐复，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专家王利器，古籍出版专家钱伯城、戴文葆。在浩如烟海而又难免凌乱杂芜的古籍中，如何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经典？他们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库分类法，同时以现代学术眼光推陈出新。“三言两拍”、《红楼梦》等小说以及戏曲在古代被视为“文人之余事”而为《四库全书》所弃，却被他们请上大雅之堂。医部、科技类古籍达１６９部之多，这在以前更是难以想象的。 《四库全书》以后，又有不少新经典问世，如清朝嘉庆年间编纂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等人的诗文。《四库全书》以前的一些经典著作经过漫长的历史沉埋，在本世纪重见天日，如从山东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敦煌出土的科技文献。这些东西相加，使得《传世藏书》有相当可观的书目是《四库全书》中所没有的。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指出：“《传世藏书》虽是由企业投资的文化项目，但从论证、选目、标点、校勘到编纂，全部工作都是由专家学者完成，从而保证了它的学术质量和品位。”仅以上海为例，就聘请王元化等资深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教育学院、上海社科院等单位近百位学者参与此事，这种规模在上海学术界是少有的。负责主编《全唐文》的王水照教授举例说：“昭陵诸碑原文残缺过甚，我们就依据善本拓片或他书录文校补，有的文字补出一倍以上，才使原文完整可诵，实有起死回生之效。” 给古籍一副现代面孔 古籍能否用简化字排印，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当欧洲的先民还在亚平宁大森林里散发跣足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青铜器和竹木上广泛使用文字，这是我们的骄傲。但饱经沧桑的中国古文字与老百姓的日常语言逐渐拉开距离。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彭林教授对《传世藏书》采用横排简化字击节赞赏。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至少有两代人是xx依靠简化字读完小学、中学的，大学教育中也只有少数专业接触繁体字。对于文史研究者来说，古籍本身也是研究的对象，古今字、异体字、避讳字、俗体字等都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但一般读者关心的是古籍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一个便于通读的版本才是最合适的。” 用繁体字直排的版本发排成简化字，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他们向社会招聘近百名高中毕业以上的专职校对员，经过严格考试选拔，再接受岳麓书社、湖南师大等单位的专业培训。 比字体变换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标点。中国古籍向无标点，连一些饱学之士翻检古书，也不敢保证从来不读错句读。许多断句方法看上去都不无道理，但必定只有一种最合乎古人的原意，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精神勉力为之，才不致贻笑大方。 为学术出版雪中送炭 华东师大古籍所穷２０年之功，整理出元人有关历朝典章制度沿革的《文献通考》，在一家古籍出版社压了１０年也未能付梓。年近九旬的徐复教授一辈子研究《说文解字段注》，但心香换不来书香。严肃的学术成果难以出版，而一些低俗的读物甚嚣尘上，这是当今文化界普遍的尴尬。是出版社有眼无珠，或者急功近利，致使黄钟毁弃而瓦釜雷鸣？未必。那里往往有{yl}的编辑和繁荣学术的古道热肠，但在出版社投身市场竞争以后财政压力制约着他们，庙小力薄毕竟无法广结善缘。 如今，他们的心愿在《传世藏书》中得到了结。为此，诚成企业集团在湖南建成大型印制基地，以{zh0}的照排机、{zh0}的装订线作为对民族经典的郑重承诺。他们说：“我们在这套书上不惜投入上亿元，只求创立一个文化xx，我们相信中国出版界、文化界需要这个东西。” 更令人兴奋的是《传世藏书》的录入、排版拼图都实现电脑操作，不仅加快了这套巨著的出版速度，而且为古籍的进一步整理留下了前所未有、十分便利的数据库。一向只能埋在故纸堆里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或许将由此改变形象，走上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新路。 让文化典籍步入家庭 《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是古代整理典籍的两次大规模尝试，但当时重在编纂而忽视使用，前者有手抄本正本、副本各一部，后者也仅抄写七部，珍藏于大内和民间藏书楼，秘不示人。在中国这个印刷术的故乡，这些{gjj}的文化成果竟没有人想到公开出版而广为传布。 本文来源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