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文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英才，他学识渊博，智勇双全，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情报人员，他曾在上海隐蔽战线上战斗了8年，为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李正文于1933年在北平“社会科学家联盟”任执行委员兼研究部部长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北平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社联”等进步团体被迫停止活动。当年8月间，他通过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推荐，经苏联有关方面同意，被派往莫斯科苏联国防部系统的赫姆基无线电学校学习1936年结业后住在莫斯科郊区的国际人员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
　　1937年11月，李正文遭诬陷，被定为“日本间谍嫌疑犯”判处五年徒刑，发配到西伯利亚劳改营服苦役。
　　作为一个坚定勇敢的共产党人，李正文没有被可怕的厄运所压倒，他给斯大林写了二十多封申诉信，终于发生了作用。1939年9月，苏当局向他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  
　　李正文回到祖国边境城市新疆塔城时，已是1940年夏天了。为了参加抗日行列，他决定到重庆找党。当时的交通十分不便，他只身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在1941年1月到达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
　　李正文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该处的负责人徐冰接待了他，在听完李的详细叙述后对他说：“要解决党的关系，必须有苏联方面的平反证明。”李正文无法和苏方联系，就求助于阎宝航。阎帮他找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请他查询此事。苏联很快来了答复，说李正文是个好同志，1937年被捕是一场误会，早已正式平反，并决定要李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李当时不想再回苏联，就向徐冰要求，希望回到中国共产党来。徐说：“既然共产国际要留你工作，你就应该在那里工作，反正在哪里工作都是干革命。”这样，李正文就成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名成员。

　　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上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情报机构，罗申（他后来成为苏联驻新中国{dy}任大使）是驻重庆（中国）的负责人。

　　1941年7月，罗申通知李正文，东方部决定派他去上海从事对日情报工作。出发前阎宝航介绍了两个关系给李正文》。

　　李正文从重庆乘飞机到香港，再搭轮船到上海，那时已是8月。
按事先约定的方法，李正文同共产国际东方部对日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尼克莱·伊凡诺维奇接上了关系。尼克莱告诉他：“你的工作是搞日伪军政情报，活动地点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地带，没有现成的工作人员和工作对象交给你，xx要靠你自己设法开辟工作。要打入日伪的军政机关，尽量多和人交往，这样就有可能搞到{dy}手情报。另外，要有掩护职业，以便比较安全地在上海工作。特别要注意，不要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任何关系，以免在安全上相互影响。不要看进步书刊，以免暴露自己。”尼克莱还和李约定了会面联系的时间和方式。

　　凭借通晓英、日、俄三国语言的优势，李正文很快就落实了掩护职业。为了获取日寇和汪伪的军政情报，李除上海外，也常去汪伪的首脑机关所在地南京活动。他通过各种关系，发展了一批情报人员，开辟了一些重要的情报来源。

　　李正文通过好友裘维琳，发展了一个名叫稽显庭的重要情报关系。这个稽显庭是南京汪伪政府秘书长周隆庠的大舅兄，时任伪政府文书科长，即高级机要秘书。日伪{zg}头目每周要开一次联席会议，商讨一些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包括军事部署、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等行动计划。会议内容的记录和整理均由稽显庭负责。整理稿经审定后，他再打印三份，分送日方和伪方有关当局，后来他又偷偷地多打了一份给李正文。这些都是敌人的{zg}机密，据此可以了解日伪的{zx1}动向。

　　这些情报，每周由裘维琳去南京带回到上海交给李正文，李正文再交给尼克莱。携带这些材料要冒很大风险，尤其是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站上，要经过日本宪兵搜身检查。后来，李正文决定亲自到南京去取。他发现南京火车站有三条通道，{dy}条是给日本人走的，一般不检查；第二条是给所谓的高等华人走的，检查不太严；第三条是给普通华人走的，检查极严。李就凭着自己流利的日语，装作日本人，若无其事地走{dy}条通道，每次居然都能顺利过关。

　　稽显庭是属于在汉奸政府里私欲很重的人，只想多弄点钱来买房置地，从不肯放弃捞钱的机会。李正文在尼克莱支持下，用钱收买了他。

　　李和稽显庭的情报关系，从1941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初，始终没有被发现。所有这些情报，李都交给了尼克莱。其中很多信息与我苏北新四军有关，必须及时通知新四军知晓。为此，李曾多次提醒过尼克莱，希望他迅速把有关情报转告我方，并提出可否直接把情报发给新四军。

　　不料尼克莱大为恼火，严厉批评李说：“这是{jd1}不能允许的！所有情报我们都会负责，你不必考虑。”
　　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李正文决定背着尼克莱，直接与我党取得联系。
大概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当李正文获知苏北根据地有秘密传递情报的渠道以后，他除了把情报交一份给尼克莱外，又复写一份发苏北。

　　1943年上半年，李正文通过申报馆的同事日文翻译肖百新认识了他的湖南同乡、汪精卫的参军长唐莽。有一次肖百新告诉李正文，他从唐莽那里得知，重庆蒋政府一个高官的姨太太，最近不断来往于重庆和上海、南京之间，同日伪头目勾勾搭搭，很明显是蒋介石回应日方的和平攻势，派来进行投降试探的先遣代表。之后，李正文又得知前不久在华懋饭店汪伪上层人士举办的有伪市长陈公博夫妇参加的一次舞会上，发现国民党要员孙科的二夫人蓝妮也来了。此人远在重庆，怎么会跑到上海的汉奸窝里来参加舞会？李正文估计这个昔日xx的交际花蓝妮极有可能就是唐莽所说的那个“姨太太”。

　　李将此事转告尼克莱后，尼十分重视，因为这涉及到蒋日伪合流的重大机密，如合流得逞，将对苏联极为不利。从此，蓝妮就再也没有在上海出现过。李后来问尼是怎么回事？尼说可能是苏联政府正式向蒋介石提出此人有通敌嫌疑而不露面了》。

　　肖百新1943年还介绍了一位反军国主义的日本朋友德田太郎与李正文认识。德田原是日本的战地新闻记者，担任过日文《上海每日新闻》的编辑，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野蛮的侵华战争。德田和日本驻华（指汪伪政权）大使关系较好，还是上海一个区的日侨负责人，他和日方政要常有接触，消息灵通。由此，德田曾多次为李提供情报。有一次，于毅夫（苏北新华分社负责人）奉新四军军长陈毅之命，潜入上海找到李正文，迫切希望搞到载有日军围剿新四军的详细计划和部署的两本日文绝密内部刊物。这件事难度极大。李正文就找德田帮忙，德田冒了很大风险，居然从日本大使馆里拿到了这两本刊物交给李正文。此事曾受到陈毅的高度评价。

　　德田还介绍过两个关系给李正文，一个是上海中日实业银行总经理吴庸庵，他是当时上海屈指可数的巨富。吴既有日本方面的重大背景，又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出于对国民党腐败的痛恨和对共产党真心抗日的敬仰，经李正文从中努力，他给新四军捐赠一批被日寇严格控制的军需用品和棉纱等物资。

　　吴庸庵后来把他在上海的许多房产交给了党，还根据党要求白区资本家把钱转到根据地以繁荣根据地经济的政策，带着大批黄金进入苏北根据地，创办了一家银行。

　　李正文发展的情报线索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陆剑崖。他是国民党顾祝同的驻沪专员张大同的办公室主任，也是李正文发展的党员。在日本投降后初期，陆曾利用顾祝同机关的名义给我党大批地下党员发了通行证，保护了不少领导同志安全地通行于上海各地区，并将从敌伪手中夺到的大批物资混过国民党封锁线，运往我根据地。
　　在长期情报工作中，李正文越来越感觉到，他所从事的每一项情报活动，都与共产国际xx无关，而却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事业密切相联，他必须摆脱尼克莱的约束，回到中国共产党。他当时还根本不知道，共产国际实际上已在1943年6月宣告解散，尼克莱代表的已经不是共产国际，而是苏联政府。

　　不久，李正文请常去苏北根据地联系的沈孟先陪同陈蕙瑛代表他赶赴苏北，见到了华中局城工部长刘长胜。陈蕙瑛将李正文的有关历史以及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他所掌握的伪军和物资等情况，向刘长胜作了汇报，并以李正文的名义提出两点要求：一、要求接受他正式回到中国共产党来；二、请立即派人联系接收伪军和物资等事宜。刘长胜代表组织xx同意李正文提出的要求。

　　陈蕙瑛回到上海后，李正文就日夜盼望着中共组织派人来领导他。直到日寇投降后的9月间，组织上终于派张执一同志到上海来接上了李正文的关系。一个月后，张执一对李正文说：“从现在起，正式承认你是中共党员。但考虑到我们和苏联的友好关系，你可暂时仍和他们保持联系，不要马上断绝。”

　　此时，尼克莱已被苏联政府召回，派了另一个苏联人来和李正文联系，但没有布置李正文作任何情报活动。不久，李正文接受党的特殊使命，xx转入地下，结束了和苏联方面的一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