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回忆连载之二十八】苑战国:《遗失在草原的梦》

          第二十八章 我的病友们

与我相比,我所在病房的另外两位病友伤情更重。

李文良是砸断了腿。

李文良,师部砖厂的知青,和我是同乡,保定二中的。大个子,脸棱角分明,很有男子汉气概。

他很爱说,没有隐私的观念,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告诉别人。

他说,他是在卸厂里的新砖机时受伤的。

厂里的新砖机拉到之后,厂领导组织知青们去卸车。李文良人高马大,干这种活自然是主力之一。

他们在汽车车箱底板搭上铁杠当作下滑的轨道,将砖机绑上绳索以便控制下滑的速度,然后连撬带拉往下卸。

没想到砖机撬上铁杠后由于绳索控制得不好,砖机猛然下滑,正好砸住了李文良的一条腿。

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救出来,立即送到师部医院。师部医院的医生说,他的腿骨已被砸断,需要拍片子查看骨头损伤错位情况,才能确定xx方案。可不巧的是医院的X光机出了毛病,无法使用。由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医生只好靠手摸为他进行了相应的复位。

手摸毕竟不如仪器准确,骨头对接得不理想。等X机修好后,医生给他拍片做检查,才发现错位了几毫米,大概有韭菜叶那么宽吧。

此时,李文良腿骨折断处已经错着位生长,要重新复位还得敲断它。医生把是否重新手术的决定权给了李文良,因为腿是他的啊。

李文良非常懊恼,见人就说他的腿接得错位了一个韭菜叶。但他没有指责医生,只是一再说自己倒霉,正好碰上X机坏了。

是否重新接呢,李文良一直犹犹豫豫。不重新接吧,他担心落下点儿什么毛病,重新接吧,那就真得“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了。

犹豫来犹豫去,错过了时机。到我住院时,他已不必为此犯愁。医生说他的腿已基本长好,重新接的难度太大了,而且重新接的结果也未必比现在强多少,已不建议他重接。

李文良不再为是否断骨重接犯愁,但正在为另一件事犯愁——保定的对象要跟他吹。

李文良是高中的学生,比我大,已在保定搞了对象。他搞的对象是某商场的售货员,姓曲(音),是位城市姑娘。而他的家在农村,两人观念上可能有些差异,闹起了别扭。

具体原因呢,李文良应该给我们讲过,但现在我实在想不起来了,猜测着可能与他抛下恋人跑到兵团有关。现在还记得李文良常说的一句话:“城市姑娘不可交,面似桃花心似刀。好像他把闹别扭的原因,归结为城乡差别,是“大曲”(他就这么称呼他的对象,跟酒名似的)看不起他。

人家伤了腿,又要失恋,我们应该多表同情才对。可我们一帮人——我,周文华,还有也在师部医院住院的我们连的战士张洪全(他总到我们病房串门),却都不知趣,总拐弯抹角地探听人家搞对象的具体经过。李文良虽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正与对象闹着别扭,没有回忆他们花前月下的好心情,所以,我们最终没有探听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大曲”长得如何,李文良说不错,我想象着应该是“面似桃花”吧。但她{jd1}不可能“心似刀”,因为,我返城之后,听说李文良早就与她结婚了。能等待恋人好几年的姑娘,怎么可能“心似刀”呢?

由于我俩从医院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不知他近况如何。

另一位病友叫周文华。他的伤情比李文良还重,两只脚都被打草机割断了脚筋。

周文华是524连的北京知青,白白胖胖的,感觉着年龄要比我大一些。李文良管他叫“老周”,我也就跟着叫。

周文华也很愿意和别人交流,但他的隐私观念可比李文良强多了,基本上很少谈自己的情况,所以我除了知道他是524连的北京知青外,其它几乎是一无所知。

两个月前,我曾到524连支援麦收,也接触了一些这个连的人,但对老周一点儿印象也没有,看来他在连里应该也是那种不显山不显水的人。

他是怎么受伤的呢?他只说是打草机打的,细节一概不讲,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事故的责任在谁,是他自己呢?还是别人呢?

他是什么时候受伤的,我也没有弄清,估计就是在我们班打草的那段时间。

我是19701015受的伤,10月初还在打草,对打草机那是相当熟悉。牲口拉着打草机一动,左侧的割刀就“嘎嘎”地叫起来,一大排巴掌大的刀片做着快速的切割运动,所过之处,一切都能放平。那气势让人看着都眼晕,想都不敢想自己站在它前面的情形。

我们所用的打草机,是借的525连的。5连的人曾非常郑重地提醒我们,千万不能站到割刀前面。我也亲眼见识了割刀切割时的威力,总是加着十二分的小心,{jd1}不敢站到它的左侧。

老周的两只脚都被打草机割到脚跟,他一定是背向打草机站着的。打草机“嘎嘎”地过来了,他却没有察觉,直到被割到,那情形一想就觉得惨不忍睹。

听医护人员说,老周被割的脚筋,西医称为“跟腱”。它是连接腓骨伸长肌和足跟骨的肌腱,是人体{zd0}的肌腱。断了之后就没有办法控制两脚,会xx失去了行动能力。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病房的这三个人,老周病情最重,他的下肢不能动,只能整天躺在床上。由于生活不能自理,他们连还得安排人来照顾他。

李文良断了一条腿,虽比老周强,但行动也不便。按医护人员的要求,他也应该卧床休息,以免出现意外。可他不在乎,经常拄着双拐乱跑,连小便都不在病房,要拄着拐去公共厕所。而且喜欢大呼小叫,让人一听就知道他又在乱跑。

我的伤情是最轻的,除了左手不敢乱动,其它活动基本不受影响。我不但不需要别人照顾,还能帮他俩干点零星小事呢。

在所有病房中,我们的病房是最热闹的。本来李文良就很爱说,而我们连的“少将”(哨将)张洪全又天天都来此串门,我们的病房能不热闹吗?

印象中,张洪全是因为肾炎住的院,不过我已不敢确定,反正记得他住的是内科病房。

张洪全特能侃大山,是神聊海哨的好手,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少将”(哨将)。在连里时张洪全就和我是好朋友,找不到听众时就给我单独“开讲”。这下他没有了听众,自然要往我这儿跑了。

住院最怕的就是寂寞,有人来侃大山,我自然高兴,那两位病友也举双手欢迎,我们的病房一下子变成了说书场,天天都有人讲故事。

其它病房都冷冷清清,唯独我们这儿热热闹闹,自然吸引了不少病友来凑热闹,其中还有女同胞呢。

来得最勤的女同胞是一位被服厂的知青,姓范,可能叫范桂兰,时间久远不敢确定了。她和李文良、老周挺熟的,他俩亲切地叫她“小范儿”,我看她欣然接受,也跟着叫。

小范儿身条好,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得也不错,皮肤挺细腻的。她很大方,与男知青说话一点儿不羞涩,还挺热情呢。看得出,她也喜欢热闹,愿意和我们这一帮人东拉西扯。

她也住在内科病房,患得好像是心脏病。

有时,李文良、老周还和她开一些过火的玩笑,而她也不急眼。我很奇怪,因为这在我们连是不可想象的。一是男知青没有这个胆量,二是女知青也{jd1}不会容忍。

她怎么这么开放呢?后来我才知道,敢情她不是真正的知青,而是中专生的家属。她不但结了婚,还有过一个小孩儿。不幸的是小孩儿夭折了。

听说,她的丈夫是乳品厂的,叫张闰孜,是不是这三个字,我不敢肯定,但这个发音{jd1}是没有错的。

张闰孜是中专生,印象中是扎兰屯林校毕业的。毕业后被分配到兵团,应该和我们连的那些扎兰屯林校中专生是一批吧。

小范儿不是他的同学,而是他的同乡。他们怎么恋爱的?我感觉应该是别人介绍的,不然小范儿怎么到了兵团就和他闹离婚呢?

小范儿家在农村,不是城市知青,本来没有加入兵团的资格。可她的丈夫强烈希望把她带在身边,就一再向上级申请,最终如愿以偿。

小范到了兵团后,被安排在被服厂,享受了知青的待遇,实现了身份的重大转变——农转非,可以说是一步登天。

夫妻终于团聚,不再受两地分居的煎熬,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两人都应该高高兴兴才对,可两人凑到一块儿却闹起了别扭。原来,小范儿调到兵团之后,没有办法和张闰孜住在一起,而且也不愿意和他住在一起。

那时,兵团还没有盖起多少房子,所有人全住集体宿舍都安排不开,根本没有条件安排夫妻用房。别说是知青,就是那些单位领导、现役军人们都不能把家属接来常住。有人住单间,这屋的其他人就得找地儿打游击。

小范儿到了被服厂,变身为知青,混到了知青堆儿里,不知是不是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也出现了错位,以为自己不再是人妻,而成了未婚青年,不愿再跟丈夫同房。

张闰孜好不容易说服同屋战友,在他媳妇来时都给他腾房子,可他媳妇却不肯光顾。这让张闰孜大为恼火。他不断地找小范儿理论,可小范却总是以各种理由回避他。二人矛盾升级。

{zh1}小范儿竟然提出要离婚,这让张闰孜大感意外。

夫妻闹感情危机,那是令人劳心伤神的事,不知小范儿住院是否与此有关。不过从她情绪看,倒没有显出多么焦虑消沉,好像没事人似的,照样与我们说说笑笑。

“轰”,医院东边传来爆炸声。

出什么事啦?我不由有些紧张,这个时候要是有战备紧急情况,我这个伤兵可就跟不上趟儿了。

医院赶紧派人侦察。很快我们就听说,有人引爆了手榴弹,还炸伤了正在住院的小范儿。具体原因有待查清。

晚上,连里有人来看望我,我借机向他们打听手榴弹爆炸的情况。

他们说,当时我们连正在参加师里召开的大会,忽然听到看守所方向发生了爆炸,战士们有些发毛,师领导也摸不着头脑,立即命令我们连派人前去调查处置。

去的战士很快就抓回了一个身上带血的人。后来查清,此人不是苏修特务,而是乳品厂的张闰孜。他引爆手榴弹,不但炸伤了自己的老婆,也炸伤了自己。

师领导命令我们连关押这个人。那时,我们连刚组建了看守班。张闰孜就交由看守班看管。

第二天,我们见到小范儿时,还真的看到她的头上绑了绷带。

张闰孜为什么要引爆手榴弹呢?我{zx0}听到的是在知青中流传的版本。说是张闰孜经过多方调查,终于弄清了小范儿不愿理他的原因——她与被服厂的一个复员兵关系密切。小范儿与这个复员兵到底有没有什么事,张闰孜也没有抓到切实的证据,但小范儿坚决要和他离婚,让他确信了自己的判断,小范儿已经背叛了自己。

他找小范儿谈了多次,表示不追究她与复员兵的事,只希望她还回到自己身边。但小范儿是离意已决,不为所动。

于是,张闰孜决定对妻子实施报复。

当时各单位为加强战备,都发了真枪实弹,其中包括手榴弹。张闰孜决定引爆手榴弹,与妻子同归于尽。

那天,他去医院找到小范儿,说要谈{zh1}一次。小范儿不愿跟他谈。他说,谈过这次后,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不再纠缠小范儿。小范同意了他的要求。

出了医院,张闰孜带着小范儿走向东边的看守所。

看守所是离医院最近的建筑物,刚刚完工,门窗的玻璃还没装,里边没人住,很适合情侣幽会。

可他俩的幽会没有甜言蜜语,而是唇枪舌剑。小范儿的决绝态度让张闰孜彻底绝望了,他偷偷拉响一颗手榴弹,悄悄扔在了他们的脚下,准备同归于尽。可小范儿对张闰孜一直心存戒备,一看情况异常,转身就逃,反而把张闰孜丢在那里。张闰孜眼看同归于尽的计划落空,也拔腿就逃。

这时手榴弹响了,两人都受了伤。但跑在前边的小范儿要轻得多,基本没有大碍。而张闰孜的伤要重得多。

小范儿正在住院,顺便就在医院进行了xx。张闰孜就惨了,关押在我们连(看守所装好门窗玻璃后,转移到看守所),不能住院,只能由看守班的战士押解着就诊。我曾碰到过他一次,印象中是看守班班长王德元和战士张庆彬在押解他。

后来,师里在小礼堂召开张闰孜的审判大会时,我又听到了张闰孜行凶动机的官方版本。说他行凶是为了破坏边疆建设,破坏革命的大好形势,是反革命行为。

张闰孜被五花大绑地押上主席台,接受群众批判。他胸前挂的xx子上写的是“反革命xx犯”。批判他的群众除了乳品厂的人,还有他的老婆小范儿。现在我还有小范儿在主席台念批判稿的清晰印象,就是想不起她是怎么批判的了。

大会宣布他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这个刑期是我现在的印象,不知是否准确)。再后来,我听人说,他没有熬过刑期,死在了监狱。

出了这样的事,小范儿基本上不再到我们病房串门。

1029上午,张医生给我的伤指拆了线。他用医用剪刀剪断扎成结的线,用镊子夹住线头将其抻出。

在往外拽那些线时,我的手指倒没有什么疼痛的感觉,只是心里怪痒痒的,有些难受。

伤口已xx长好,但那块地方的肉皮已经缩小,而且硬硬的,感觉着就是以后拔出穿钉,它也会限制手指活动。手指还没有多少感觉,更不用说想指挥它活动了。

会不会残疾?残疾了对自己的生活会有多大影响?虽然我也和病友们说说笑笑,但内心的担忧依然如故。

这种情绪困扰我的时候,我内心很痛苦。我仿佛看到了真实的我,那个渺小、懦弱的我。立志当英雄的豪气都到哪里去了?树的雄心,发的誓言,难道只是写在纸上的一时冲动?我鄙夷自己的背叛,我试图从痛苦中挣扎出来,重新找回自我。

19701031,我写诗自勉:

住院

为革命苦干手伤,休养时岂让“私”狂。

立下志决不彷徨,必要时再把血淌。

把打井出工伤,硬和革命挂钩,现在的人可能难以理解,可当时“拔高”是一种“常态”,人们会在不知不觉间就“拔”起了“高”。

11月上旬,张医生安排我出了院。

他说我的伤口已经没有问题,下来就是等骨头基本长好后拔除穿钉了。拔除穿钉的时间大体要在手术之后一个半月。他说,今后不用再做xx,但要注意卫生,防止伤指感染。到一个半月后,直接来找他拔除穿钉即可。

我问他多长时间骨头才能xx长好,他说至少3 个月。

还得3个月,听说后我心里那个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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