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玉米》的开头是这样咏叹的：“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宣统那年”这个时间名词很刺目，为什么必须是“宣统那年”的风呢？“宣统那年”
到底是哪一年呢？这自然而然就把我们带入到了老中国的历史现场中去了。讲到“宣统”，自然就要先从清朝的也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说起。爱新觉罗·溥仪（公元1906-1967年），道光皇帝曾孙，醇亲王载沣长子。光绪34年（1908）10月，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然而，宣统的年号没有保持多久，在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统帝退位，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整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彻底终结了。在诗人那里，在《红玉米》中，帝制是和“整个北方的忧郁”相偶合的。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那串红玉米”，“红玉米”就在屋檐下挂着，“好像整个北方的忧郁/都挂在那儿”。在这里，所有的时间都已经凝固了，定格在那个老中国的屋檐下。这些衰败的意象，在诗人记忆的深层里埋藏，就像琥珀里的凝结。诗人对于故园的记忆被生生截断在老中国的某一个时刻里，那个横截面，有着的是xx褪色的生动和呆滞。虽然诗人生在民国20年，辛亥革命成功已经那么久了，宣统也已经退位那么久了，宣统那年的风却依然在他的记忆中吹着，吹过整个北方的忧郁。
一切好像就在眼前，一切好像也从未曾改变过：“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犹似唢呐吹起/道士们喃喃着 /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犹似叫哥哥的葫芦儿藏在棉袍里/一点点凄凉，一点点温暖/以及铜环滚过岗子/遥见外婆家的荞麦田/便哭了”。“红玉米”，那么刺目而坚硬，冷冽而怆然，却是在血脉里隐藏着的虚无的暖。这些记忆里反复纠缠着的生命片断，在一次次地进入到当下的意识中，突破理智的阀阈，倔强着微笑，赧然着哭泣。里面那么多的亲人的面影，逐一浮现：“私塾先生”“表姊”“祖父”“外婆”，还有每一个镜头里暗藏着的“我”。他们彼此操着自己的道具走上场来，为“我”演出一幕幕的独角戏，“戒尺”“驴儿”“亡灵”“荞麦田”，这些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灵性，冷暖的意绪。当诗人这个主角由背后出现，听着“叫哥哥”在棉袍里面凄凉而温暖的鸣叫声或长或短；他在快乐地将铜环滚过山岗时，忘情地哭了！亲人的距离已经遥遥在望了！一切竟可以那么触手可及！仿佛从来都没有远离，犹似一些冬日的下午，洁白的大雪飘过北方的乡村，一群逃学的孩子在先生的戒尺下颤抖，这一切也都在一个美丽的少女的眼神里漾着暖暖的春情……
是的，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那种红玉米/挂着，久久地/在屋檐底下/宣统那年的风吹着”，这些永未褪色的记忆，忠实于他的主人，就像他的主人忠实于相隔
万里的故乡，忠实于生育过他、养育过他的大地。它属于乡村，属于北方，属于沉实的宿命。诗人用非常坚定的语气强调着，“红玉米”是存在的，是有的，一直有的，“它就在屋檐下”、“就是那种红玉米”，虽然“你们xx懂得/那样的红玉米/它挂在那儿的姿态/和它的颜色/我底南方出生的女儿也不懂得/凡尔哈仑也 不懂得”。没有经历过那些生命场景的人，是永远无法懂得的，永远无法想象“红玉米”悬挂的姿态和它的颜色。而时间和空间是无法回溯的，是无法真实重现的；
一个人的经验，也无法被第二个人去感知，哪怕是诗人的女儿，或者他内在的灵魂的新生出的那一部分。比利时的现代派诗人凡尔哈仑，对于中国新诗的发生起到过
重要的作用，这里，“凡尔哈仑”应该指代诗人自己，也就是痖弦到台湾后的那个“自己”。就是在他自己的身体内部，那不同类型的生命经验依然是歧异的、冲突
的、难以调和的。在这里，诗人突出了“红玉米”的姿态，它是一直“挂着”的，风吹着的。整首诗里，“挂”字出现了六次，那种悬浮的形态，没有根和边，头朝
下，在北风的吹拂下晃荡的姿态，就是诗人漂泊天涯、浪荡无根的写照。然而，它的颜色是红的，是暖的，是未曾冷却的热血燃着的火焰。
在诗的末尾，出现了很奇特的一段，“犹似现在/我已老迈/在记忆的屋檐下/红玉米挂着/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着”。为什么说是奇特的，仍然要回到
时间上来看。这首诗的{zh1}有明确的写作日期——“1957年12月19日”。出生于1932年的痖弦，在写作《红玉米》时，只有25岁，正年轻，而在诗中却说“犹似现在/我已老迈”，这是{dy}个矛盾；本诗明明写于1957年的岁末，却说“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这是第二个矛盾。这样的悖论其实很容易理解，
首先，这里的“老迈”指的是记忆，而非诗人本身。时间本无所谓新旧，记忆也无所谓年老或者年轻。只是因为感觉，感觉到日益遥远，难以捉摸。诗人之所以使用
如此多的言辞去强调一切都还在，都不会变色，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一切都在慢慢褪色，在慢慢远离。因为新的生活正在到来，在冲淡过往的日子留下的黑白的底片。比如南方的背景，脱了乡土的根性，新出生的女儿和在自己灵魂里闪现的“凡尔哈仑”；这一切和北方的屋檐下的“红玉米”是多么格格不入啊！那些记忆虽然
深入骨髓，是个体生命的最为原始的生命密码，但是，它能够一直都那么鲜明而不朽吗？诗歌的{zh1}一节，表面看起来是和{dy}节、第二节遥遥相对，然而表达的情
绪却是天壤之别。前面的部分非常有力、坚定；后面的部分显得迟缓、无奈。诗的{zh1}三行是一个内嵌的结构：“红玉米挂着/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 着”。在这里，两个“红玉米挂着”，把“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一句包拢起来。“一九五八年”，那是尚未到来的明天啊，是即将要发生的不可预测的将来，是有
风吹的。无论到哪个时刻，只要生命一息尚存，就会有风一直吹着。然而，红玉米呢，它会一直挂着吗？谁又能说得清楚？谁敢这么肯定呢？谁有能力预测这未知的命运呢？
痖弦的这首《红玉米》，在整个结构上有着很强的伪装性。乍看起来，好像是对称的形态，有着旧体诗的复沓之美，时间也好像在这样的复沓之中反复回环。然而，
仔细去品味，却可以清晰看到内部呈现的裂纹。诗人用那么顽强的口气反复建筑起一个梦幻的大厦，却在{zh1}一句轻轻地把它xx了，原来一切只是建筑在沙地上，是那么松软和不可靠，是无法信任的，是不牢固的。在一种看似封闭的结构里，那些异质化因素的忽然出现，就像在一堆纸里迸现了火星，一座大堤有了细微的漏洞。它在{zh1}的收紧中松弛，在满心的欢喜里啜泣。这样的作品，其繁复之处，不在于轻易地相信或失望，不在于欢欣或者悲怆，而在于把生命的一场大戏蕴含的所有的细节和大转折指给人看，从容而淡定，淡定而仓皇，仓皇而迷惘，迷惘而希望，汇聚成了一曲繁复的生命恋歌，在幽远的时空中凄美地吟唱。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邵艳丽，辽宁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