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余于近世学人，独服李长之，观其书评，如饮醇酒，虽无缘亲炙门下，向往之心却未尝止息半日。要之，则是：心慕长之，气养浩然；观书如月，运笔成风。

历史的镜子

——读《吴晗全集》（第七、八、九卷）

吴晗（1909-1969）诞辰100周年，{zh0}的纪念自然是《吴晗全集》。奠定吴晗学术地位的固然是他的明史研究，但是在此，我所要xx的乃是其三卷杂文。杂文是针砭时弊、革故鼎新的利器，然而逆推溯源，其史料价值也不容忽视。

“天下有道，庶人不议”

作为xx和投枪的杂文，同时也是历史的镜子。吴晗在1946年出版的杂文集就叫《历史的镜子》，其中当然多是以史事论今世。知人可以论世，这是传统看法；知论也照样可以论世，这是我读吴晗杂文的心得。作为学者的吴晗在“教书的时候因为讨厌国民党的腐败，不愿接触政治，自己专心于学术研究，1937年到昆明，仍然抱持这种态度。但自1940年以来国民党统xx来愈坏，湘桂战役一败涂地，加之恶性通货膨胀，自己生活也跟着一般人{yt}天困苦，于是对国民党由讨厌到痛恨”（第九卷，第198页）。可见，吴晗由书斋走向民盟，实是因为当时天下无道。古语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在此，我劝那些为国民党“翻案”过头的学者三思。

天下无道，天生就为反对假恶丑的杂文自然应该肩负起它的责任。因此，从这时起，吴晗的杂文不但数量激增，杀伤力也日甚一日，从早年抨击教授、抨击图书馆和历史教育的书生袖箭，一跃而成为喊打喊杀的战士投枪。针对贪污，他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原因则根植于社会风气、政治风气中，至于根绝的办法则“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对于抗战，他撰文《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骂杀南明小朝廷，骂杀左良玉，骂杀后方歌舞升平的人民，并大声疾呼“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针对崇“利”的社会风气，他甚而危言道：“目前如不努力设法转变……则抗战虽然胜利，恐怕我们的损失将会比失败更为可怕。”吴晗此话可谓一针见血，千载之后亦当有余音。

四说五四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话题，吴晗杂文中对此的专论便有四篇，分别是《论五四》（1945）、《论纪念五四》（1947）、《新五四运动》（1947）和《青年与文化》（1949）。

在《论五四》一文中，吴晗认为论五四应该注意三点：一、“过去的学生运动发生在时代末叶，而当前的学生运动却和国运同符”；二、“五四运动是继辛亥革命，补充辛亥革命的社会的思想的革命。五四运动之所以必然地出现于历史，是因为辛亥革命的早熟和缺陷”；三、五四运动是“从反封建转变为反法西斯，从文化思想的改革转变到政治经济的改革，从历史走到现实”。由以上几点不难看出，吴晗已经隐隐有改造五四、“利用”五四之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吴晗并没有把“民主和科学”加诸五四。到了1947年，吴晗才高呼“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要把五四运动发展为新五四运动”。所谓“新五四运动”，吴晗认为“新五四运功是反内战运动”，“是反独裁运动”，“是人权保障运动”，“依然是民族解放运动”。可见吴晗至此已经开始刻意改造历史上的五四运动，赋予了它不少从前不曾有的内容。而对于当代青年，吴晗在《新五四运动》文末发出了这样的号召：“青年人应该大声喊出：我不问政治，谁配问政治？青年人也应该明白，你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新的中国在不远的前面！”如果说此时吴晗仍保持着自己的“五四观”，那么到了《青年与文化》一文，就标志着他已深受xxx对五四的定性的影响。。《青年与文化》是吴晗于1949年5月6日在全国青年代表大会{dy}次会议上的发言，文中明确将“五四以来的三十年的中国历史”定义为“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并认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即在于知识分子和青年从此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前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时代，并给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奠下基石”。

吴晗本人随时代变化而自觉改造思想的路子，也让我们得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处于大转折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心路历程。可以说，吴晗这几篇文章为我们认识左翼知识分子的“五四观”提供了一面绝好的镜子。

凡事从头做起，

一切以人民福利为依归，以民主为尺度，中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第七卷，第330页）

在“李闻惨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骨干成员，吴晗对国民党钳制舆论、制造恐怖、企图发动内战的抨击愈发激烈起来。针对国民党的报禁和书禁，吴晗愤然言道：“一个无声的中国被制造出现了，不许说话，偶语有禁止，腹诽有刑。不许集会，不许结社，更不许游行请愿，据说太刺激了。”（第七卷，第342页）针对这样的“文化杀戮”，吴晗认为挽救的{wy}办法“是请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来执行公正的裁判”。至于内战，吴晗和当时大多的第三势力一样，明确反对荼毒生灵的内战。“一门之内，自极兵威”，在吴晗看来是“不义之战，可耻之战”（第七卷，第284页）。他斥责：“（人民）休养生息之不暇，怎么可以再有一个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大破坏。”

当然，在衡量所有这些非法和丑恶时，吴晗都高举人民这面大旗。例如抨击官僚资本，他说：“只有能使官僚哭的政府，使人民笑的政府，才是人民所要的，属于人民自己的政府。”他进而以人民的资格，奉劝国民党“趁今天在位的时候，多做一点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而不说更好……人民是容易满足的”。因为他深信拿破仑的话——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仍然写杂文。我们所熟知的“三家村”事件起因之一就是吴晗、邓拓和廖沫沙三人的“三家村札记”，尽管就锋芒和力度而言，吴晗在“三家村札记”的作品实属一般。如，在《谈开会》一文中他说“要重视开会，也要善于开会”，而在之前的1945年政治协商会议结束时，他的观点则是“人民所要求的是行动，立刻行动”——行动比文字重要。然而正是从这些转变中，吴晗杂文的史鉴功效才越发显现。在建国前后都能有杂文传世的人不多，吴晗作为其中一家，其杂文“明镜照物”的功效，有待我们深挖细究。

(《吴晗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作者：尧育飞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06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