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说点什么，没有不行的。到年底，共织窗纱9721米，发货8763米，大部分货款收回，除了还债，尚有近万利润，这对于一个很少见到钱的贫穷生产队来说，当然欢喜若狂了。那年按人头、按工分都分了钱。虽然只分去四千多元，工分值提升了近两倍，人们是非常满意的，我到处听到的是称赞的话，看到的是笑脸。当年春节放了七天假。

{dy}年经营，虽然规模不大，收益不多，但对于长久贫穷的农民，也是很满足的。副业生产受到群众的拥护与关注，所以过了初五，又开业了。74年上半年发货11480米，下半年属淡季发货不多，库存近万米，盈利约1.5万元。近两年的生产，对织工补助不高，而且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为了维护生产，我制订了生产规则，作息制度，和机房公约，并且依据生产的数量,进行提成,又激发了生产积极性，这种办法，在那时实行，已属超前。75年人员有了变动，小地因结婚，离开了副业房，玉彩也换成了小略，增加了爱书，生产继续高涨，先发货20211米，是效益较好的年份，为了扩大业务，增加收入，又增办了蜡烛厂。一次发往西藏蜡烛2500公斤，得纯利润三千元。这一年，队里富裕了，盖了三间砖瓦房，又卖去了老弱的小牛，小驴，买了两匹骡子，一匹马，又买了一套排灌机械，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发展生产同时，除保证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外，扩大了分配数额。在周围村每个劳动日值一角、二角的情况下，我们村农业加副业每个劳动工值达1.26元，由于副业对农业支持,粮食打的也多,麦季平均口粮达120斤,其他村是非常羡慕。我队的副业，在芦岗地区也小有名气，以管理得法，规模小，效益高受到称赞。

76年，又在村西头盖了一座副业专用房，副业从又低又黑的借用民房中搬了出来，搬入较为宽敞明亮的新厂房。5月份，马宗敏又到芦岗社办厂里去了，业务一时没有人选，我不能只负责生产与内务了，业务也落到我的身上。春天发货九千米，因有些货款没有收回，有一批窗纱，合同上有争议，麦收后，由马俊起守家，我便出外处理业务上的遗留问题了。5月1日，去东北，至海城，在海成停留五天，追回了三千元的货款。5月8日回到家中，家中生产因技术不过关，已经停止了生产。

76年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春天东北吉林地区，在近五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普降陨石雨，{zd0}石块达110公斤。5月11日晨五点，唐山发生大地震，震级为7.8级，死亡人数数十万，灾难波及天津与北京，整个唐山市化为废墟。我在唐山时，没有什么征兆，只是感到气温较常年为低。元月份，总理逝世，在国内引起巨大悲痛，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把持朝政，飞扬跋扈，民怨沸腾。4月5号，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以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四五”群众运动，后被定为反革命事件。不少爱国青年被逮捕。5月份朱德逝世，9月9日，xxx也逝世了。很短时间，蒋介石也去世了。二十世纪中国政坛的几个风云人物，都于76年前后去世了。尤其xxx去世，在老百姓中引起巨大的悲痛与恐慌。中国的掌舵人物去世了，能不能引起政局的混乱，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将由谁来掌舵？将会驶向何处去？中国人的日子怎么办？我这个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心中也默想这些问题，当然更是杞人忧天了。xxx追悼月一过，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一举逮捕了四人帮，华国锋成为了中国人的{zg}{lx}，以“你办事，我放心”的xxx遗言，成为当然接班人。笑面佛华国锋，继续农业学大赛，工业学大庆，按既定方针办，身兼党政军元首。太阳依然东山出，西山落，老百姓的日子还是那么过。

马宗敏去芦岗综合厂后，整个副业落在我一个人身上。生产、营销、财务都得管，还得帮新会计算账，繁忙而没有效益，虽经营了好几年，几个小妮换来换去，没有培养出一个能手，尤其是业务上更为困难，没有自己的销售合同，借用合同或求人代发，货款往往不能及时到手，窗纱行业已过了黄金时期，销售越来越困难。76年下半年，在乔新录的说合下，队里又办了眼镜厂，投入资金五千元，靠龙相乔老二和乔老四的经营，依合同，除本金后分利润，经营一年后，算总账，亏损一千九百多元，眼镜厂倒闭了，这个厂由马俊起负责，我没有介入。

为了提高窗纱的质量，便于销售，也为了扩大生产，经关路张村五东介绍，76年底，托新乡铁道街的陈福至，从辉县买回了两张全自动铁机，这是新乡纱厂的换代设备，但织窗纱还是可用的，两张铁机，中间人收取二百元，买价两张二千五百元。为了把铁织机运回来，队里派去了四辆人力车，装了满满四大车，这次我是坐着车子去，又坐车子来的，由国贺他们拉着车子走。铁机运回来了，各种零件堆满了三间屋。织机需找技师才能安装，技师既不好找，管吃管喝，装一张机子还需二百元安装费，队里为这事犯了难，为了给队里节省开支，我也想真正掌握织机的结构，就勇敢承接了这一任务。只要了一个贺铎作助手，对照图纸，一个星期，把两张织机都装了起来，配上地杠和柴油机，便可以投入使用了。

77年是用全自动铁织机进行生产的，柴油机手是马中铎，机上有四个女的，一个男的贺铎。原来上机的人员，已全部离开了副业房，生手多，熟练工少，加上全自动织机，生产量大，但容易出残次品，一刻也不能离开，忙了一春天，业务上有点跟不上，只发货10321米，库存一万多米，堆了两大堆。七八年，大厂出的带有熊猫图案的国宝牌窗纱已经上市。我们的窗纱销路更不好了，库存尚卖不出去，从麦前就停止了生产。为催货款，七八年五一前后，我又去了内蒙古的集宁，二连等城市，从天津坐轮船，由青岛烟台返回。

销路成了大问题，窗纱总需推销，又需开辟新的副业门路，但人才没有，一个生产队，能里能外可称为人才的人真不多，我外出找销路，家中就得停产，在家抓生产，产品销不出去，都得挤压，连附近副业坊能去联系一下的人也没有，这时我想到了王周印。

王周印是高中毕业，文化大革命时的造反派头头，有胆气，有能力。文化大革命结束，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他从化肥厂回到了家，先在家侍奉老母。老母去世后，闲居在家，我看他是个人才，就参谋外出跑业务。一方面为本队搞推销，二者是个人才，也为他找个进身发展的机会。我为他办理了外出推销的介绍信和有关手续，他就出发了。{dy}次一个月，窗纱没卖出一米，瓶刷却定了四千多元的合同。瓶刷是个新业务，设备简单，本小利大，周印回来后，他所在的生产队非开业搞瓶刷不可，而且请我帮助，把副业搞起来，在征得队里的同意后，又由我为技师，在二队办起了瓶刷厂，王周印又外出两趟，所有合同都在二队瓶刷厂生产，半年多一点的时间，给二队挣回利润约一万二千元。二队社员都很满意。

79年上半年，窗纱滞销，我队也搞起了瓶刷，当然我是技师。我与周印共同出差，找销路，订回合同，周印的交给二队，我订的交给我队。在79年前后，我们出去四趟，是78年11月份，去东南，经南京、无锡、上海、杭州、福州。三月份，经西安、宝鸡、成都、重庆，沿江而下，由武汉返回。麦后，又西去了一趟，去西安、咸阳、兰州、乌鲁木齐返回，每次都是一个来月，订瓶刷合同，四千至五千元。我回到家中，就赶紧安排生产，下料，交待后，就又出发了。

春天到麦后，我又跑合同，又安排生产，很紧张忙碌，虽然纯利润也挣了一万多元，但搞副业，越显得吃力与困难了。而且思想疲倦，不愿再干了。